越戰的始作俑者黎筍，死后越南人如何評價他？昔日路線被全面拋棄

1979年2月17日清晨，河內火車站的汽笛聲劃破霧氣，數百名年輕士兵跳上南下的軍列。一位頭發花白的母親攥著兒子的袖口，低聲重復著一句話：“活著回來。”沒人注意到，站臺盡頭的擴音喇叭正播放黎筍的講話錄音——那是他關于“決不讓祖國寸土”的激昂誓言。從那天起，“大炮優于大米”的口號像陰影一樣籠罩越南社會，并在七年后隨著黎筍的離世戛然而止。今天回顧這段歷史，越南人對他到底怎樣評說，答案并不簡單。

先把鏡頭推回到1945年。在河內巴亭廣場的簡易木臺上，胡志明宣讀獨立宣言，年僅38歲的黎筍就站在一旁。他是越盟地下工作最鋒利的“暗箭”——秘密聯絡、策動工人罷工、籌措武器，法軍兩度將他押進監獄，依舊沒能讓他屈服。民族解放的勛章，他的確配得上。也正因如此，1950年代以后，越共內部出現“南征派”與“和平協商派”之爭時，黎筍一句“只有斗爭才能有天明”便成了后者難以招架的政治重錘，戰爭機器繼續轟鳴。1975年4月，當西貢改名胡志明市，黎筍站在凱旋的坦克車頂，與群眾揮手致意。那一刻，他儼然是民族統一的象征。

然而，戰爭結束并不等于和平到來。黎筍迅速提出“十年趕超”口號：家家戶戶裝電視、有冰箱，稻谷豐登、歌舞不絕。聽來振奮，卻需要巨額投資。越南是戰火余燼里爬出的國度，耕地被炸藥剖開，工廠銹跡斑斑，外匯儲備接近零。即便如此，黎筍仍一頭扎進“印支聯邦”的藍圖：聯手老撾，吞并柬埔寨，倚靠蘇聯制衡中國。為了支撐龐大的兵力，他把全國預算三分之一甩給了軍隊，軍費在1980年一度突破國民收入的三成。結果很快顯現：排隊買糧的人擠滿街巷，公交車因缺油停運，鄉下的碾米機只在夜里勉強轟鳴。種田人一年到頭領到的口糧，從15公斤滑到不足10公斤。越南，這個曾經的大米出口國，開始向外伸手借糧。

有意思的是，面對內部埋怨，黎筍并非毫無察覺。1982年召開的黨內五大上，他罕見自陳過失：“路線有偏差，同志們提得對。”話音未落，另一只手卻已開始清洗政敵。五大結束不到一年，副總理、外長等四十多位部長級官員被調離原崗，軍隊仍駐扎柬埔寨，炮聲依舊。國際援助的水龍頭隨之擰緊，世界銀行把越南列入“高風險”名單，連昔日同情者也無計可施。法國記者讓—克洛德在峴港寫下這樣的觀察：“商店里只剩空架子，唯一的‘富裕’是排隊的人越來越長。”

苦日子逼出了各種“土改革”。黑市上，包產到戶的稻谷偷偷流入市集；集體工廠自己定工資、自己找原料；城市居民用電瓶車替代停擺的公共交通。黎筍對這些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畢竟產量確實回升了。不久，官方索性把部分試點寫進文件，算是默許。然而，外戰的窟窿不是幾條新政能堵住。到1985年底，越南的對外債務已占GDP的83%，通脹率飆到數百個百分點。市場上出現三種價格：官方、黑市、實物兌換，工資連一斤豬肉都買不起。

1986年7月10日，黎筍因病在中央軍事醫院逝世，終年79歲。河內為他舉行國葬，禮炮隆隆，黑紗飄動。可城市上空的哭聲稀稀拉拉，一些年輕人悄悄趕著輪胎漏氣的自行車去排隊領糧。路邊攤的大嬸對外國記者說：“他打了很多仗，但我只想要大米。”這一句，幾乎成了普通人對黎筍的集體注腳。

同年年底，長征接任總書記。從文件措辭到政策取向，幾乎處處暗含“糾偏”二字：與中國悄悄恢復接觸、制定《革新開放綱要》，給私營經濟松綁，軍費比例第一次被硬性壓低。幾年后蘇聯解體，越南失去最后的“大靠山”，更無從回頭。黎筍生前構想的“鳳凰計劃”——依托莫斯科援助打造重工業走廊——化為泡影，“大炮優于大米”徹底被寫進歷史的腳注。

今天在越南，談起黎筍，社會上大致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派強調他對抗法、對抗美的功績，認為若無其強硬，統一難以實現；另一派更關注民生窘境，指出正是晚年的窮兵黷武把國家拖入泥潭。官方傳記仍保留“民族英雄”字樣，卻悄悄淡化柬埔寨戰爭的篇幅。普通人則往往用一句樸素的評價作結：“有功，但也讓大家餓過肚子。”

值得一提的是，河內的黎筍博物館直到今天仍保持低調，展廳中央是一尊青銅雕像，背后的展板寫著他在1975年5月對戰士的講話：“統一只是開始，建設才是勝利。”參觀者不多，導覽員在尾聲常常會補一句：“后來我們找到了別的道路。”這句話與其說是講解，更像是一段歷史與后來者的和解。在鋪滿汗漬與火藥味的歲月中，黎筍留下的兩面畫像，仍在越南人的記憶里反復碰撞、彼此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