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機通訊員柳昆尚回憶：毛主席坐飛機參觀機艙，自己站起來讓座

1956年5月3日清晨，北京西郊機場剛被朝陽染上一層微紅，機務(wù)人員卻已忙了一夜。他們把一張硬木板床拆成幾段塞進機艙，只因為旅客里有位特殊的乘客——63歲的毛澤東。這一幕在柳昆尚腦海里始終清晰，像電影開場的定格畫面。

此前十多年里，毛澤東外出大都乘坐火車。他說過，列車想停就停，方便沿途看一看，談一談。可這一次目的地是廣州，鐵路需三十多個小時，空軍提議改乘飛機，毛主席點頭。對空軍而言，這是建軍七年來的“期末大考”；對早在一九五四年起就駕駛周總理專機的胡萍來說，則是榮譽與壓力并存的接棒。

為保險起見，空三團挑出兩架蘇制里-二運輸機：8025號主機、8030號副機。副機先飛，負責探路并實時回傳氣象。劉亞樓司令反復(fù)叮囑機組：“心里踏實最要緊，拿出平日訓(xùn)練那股子勁。”這話聽著輕描淡寫，誰都懂分量——機上坐的是共和國的締造者。

上午七點半，幾輛吉普車駛到機坪。毛澤東邁下車門，風衣微揚。他繞機一周，問了胡萍和領(lǐng)航員張振民的飛行小時數(shù)，又拍拍發(fā)動機機身，笑言：“咱們的家伙式樣不錯。”一句“咱們的”，讓在場官兵心里一熱：主席堅持坐中國人自己開的機。

起飛后，里-二維持在二千七百米高度緩緩南下。因惦記操縱安全，胡萍關(guān)閉自動駕駛，雙手緊握操縱桿。乘務(wù)區(qū)里，柳昆尚守著功率提升到一百五十瓦的電臺，耳機里全是電流沙沙聲。武漢南湖機場就在前方，機長準備下降，客艙門卻被輕輕推開，毛澤東進來了。

柳昆尚愣住。“主席站著，我坐著？”大腦仿佛斷電，條件反射地直起身。毛澤東把手按在他肩頭，低聲一句：“坐，不妨事。”簡短七個字，氣氛頓時放松。駕駛艙狹窄，領(lǐng)航員張振民側(cè)身讓出空位，毛澤東才落座。窗外云海滾動，他卻盯著儀表盤。

他問：“這指針抖動是示速？”柳昆尚趕忙解釋：空速表、俯仰儀、油壓表……主席聽得仔細，還順手在扶手上比劃操縱動作。胡萍余光瞥見，干脆做了一個標準轉(zhuǎn)彎，讓機頭輕輕側(cè)傾，算是把“課堂”生動演示。短短十來分鐘，毛澤東笑著起身，拍拍柳昆尚的耳機：“繼續(xù)工作。”

下機時他對劉亞樓說：“飛機真快，我們要多練自己的年輕飛行員。”這句話后來傳到各團，引來不少熱血青年報名轉(zhuǎn)飛。廣州會議結(jié)束，返京的任務(wù)仍由胡萍機組承擔。6月4日午后，南海上空晴空萬里，可飛抵河北時，天色突然墨黑，一道雷電劃破云墻。

里-二最高升限四千米，云頂卻在更高處。硬闖是死路，胡萍決定左切九十度繞行滄州，再北插西郊。機艙里沒有慌亂，羅瑞卿卻幾次探頭詢問。胡萍沉聲回應(yīng)：“十分鐘后出云。”這八個字像定海針。惟獨柳昆尚心里嘀咕，電臺信號幾乎被雷暴完全吞沒，他連呼北京塔臺，對方卻毫無回音。

地面指揮大廳緊張到極點。劉亞樓來回踱步，聲音嘶啞：“再呼！再呼！”空域已清空，卻見不到那架淺綠色機身。整整四十分鐘，鐘表滴答得刺耳。直到雷區(qū)邊緣信號回歸，一串斷續(xù)的莫爾斯碼跳進耳機，才讓眾人長舒一口氣。

傍晚六點過，主機沖破云層落地。艙門一開，劉亞樓竟跑著迎過去，嘴里還帶著方言味兒感慨：“我的腦袋剛才都掛褲腰上了。”機組互看一眼，額頭卻全是汗水。毛澤東踏下舷梯，回頭對四人一一點頭：“飛得好，你們年輕人有膽量。”說完，邁步上前線車，留下一句帶笑的叮囑，“以后天氣再壞，也別勉強，安全第一。”

那天夜里，柳昆尚在宿舍翻來覆去睡不著。腦海里滿是機艙里那雙按在自己肩頭的手。試想一下，一個見慣狂風巨浪的人，竟能在萬米長空里，用最平靜的語氣讓所有人安心。此后數(shù)年，胡萍、柳昆尚、張振民、陳錦忠又多次護送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飛越山河，每一次出發(fā)前，都會想起那場雷雨云里的四十分鐘。

1985年，退伍的柳昆尚談起往事，仍帶幾分羞澀：“當時要是敢多說兩句，就能讓主席對飛行了解得更深。”旁人反問他到底想說什么，他擺擺手，笑而不答。故事到這兒戛然而止，可那張硬木板床、那架里-二、那雙按肩而下的手，卻在歷史的記憶里留下了清晰的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