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傅抱石萬般無奈，寫信向周恩來“求援”：請總理特批一些好酒

1959年7月10日清晨，淅瀝細雨落在長沙湘江大橋的護欄上。江風中站著的傅抱石剛剛畫完一張《瀟湘夜雨》手稿，臉上還帶著未盡的興奮。這一程原本是為湖北人民出版社取景，不想一封來自南京的電報突然闖進行程：“中央急電，速赴北京。”電文寥寥數語，卻讓他立刻收起硯臺與數管狼毫，搭夜車北上。

火車駛過洞庭湖，窗外柳影倒退。行李并不多，唯有畫筒、舊酒壺和一只半干的硯臺。熟悉傅抱石的人都知道，那只酒壺和筆墨同樣要緊。幾位同行打趣：“離了酒你也敢動筆？”他搖頭苦笑，卻無力辯駁。

抵達前門外的東方飯店時，京城仍籠在暑氣里。等待他的是中央辦公廳的簡短說明：人民大會堂北門迎賓廳急需一幅巨型山水畫，與關山月合筆，時間只有七十來天。主題——“江山如此多嬌”。傅抱石攥著任務書，沉默半晌，嘴角卻挑起一絲戰意。

那一年，首都工地晝夜轟鳴。距離十周年國慶僅剩不足三月，各地工匠在大會堂鋼筋與青磚中賽跑。當初設計迎賓廳時原打算安放浮雕，因進度被迫改為國畫，尺寸卻沒縮水：九米見方的留白墻面，等待著一幅能震撼天下的山河圖卷。

題材敲定不難——摘取毛主席《沁園春·雪》的意境即可。然而如何讓江南春色與北國雪山同現一圖，又要闡釋“多嬌”的神采，這讓兩位大師反復推敲。陳毅元帥到場看草稿時以詩喻畫：“嬌不在嫵媚，在氣象；多不在數量，在包舉。”一句點破關鍵，卻也把壓力推至極致。

夜幕降臨，東方飯店的長廊靜寂。傅抱石守著畫案，先抿一口酒，再落一筆水墨。可北京正經歷緊日子，限糧限酒，想要覓得一兩壺清香已屬奢望。連日來他干坐燈下，酒壺見底，心手踟躕。沒有那點“醺然”，他下筆總覺生澀。

眼看期限逼近，畫面仍停在粗線稿，他只能放下身段，提筆寫信——“總理惠鑒：創作需靈氣，酒乃引魂之火，望得數壺，以濟燃眉。”言辭懇切又帶些自嘲，這封信隔日就被送到中南海。周恩來會心一笑：“讓他去畫，別讓他‘干’著急。”不多時，幾壇茅臺和紹興花雕被悄悄運到房間。

酒香氤氳，紙墨頓時活絡。傅抱石揮毫如風，關山月則穩坐一隅，把南嶺叢竹與嶺南晴嵐收束于尺幅。兩種風格若水火，本難相融，此刻卻似兩條江河，一道雄渾奔涌，一道清逸綿長，共赴那面九米高墻。

有意思的是，傅抱石酒量雖大，終究寡不敵須。關山月素日滴酒不沾，留出的配額便被老友“順走”。關山月笑言：“我的份就托你代勞了。”房間里空瓶子越積越多，服務員清點完畢，足有四十余只。

八月下旬，初稿鋪展。周恩來第二次登樓審看，身邊圍著郭沫若、葉淺予等人。有人指出：“日頭略小。”總理瞇眼衡量墻面比例，“再大些，掛上去才頂得住大廳。”傅、關二人只得返身重起。巨幅宣紙臨時從榮寶齋連夜趕制，新的“紅日”被抬高了，足有籃球大小，并以重重朱砂渲染。第三次呈覽，總理微傾身：“氣魄出來了。”

九月下旬，工人們趁夜將畫面裝裱，木梯搭到七八米高處，裱工的呼吸與糨糊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畫落成那天，距國慶僅十來日。絹面一展，近處漓江春柳，遠處長城雪嶺，云蒸霞蔚中那抹朱日懸空而定，宛如樂章中的強音。

作品完成后，大家一致請求周總理題款，他婉拒：“這幅畫的靈魂在主席的詩，要請他老人家落筆才合適。”毛澤東正在外地，接信后連夜寫下四幅“江山如此多嬌”，并各用小圈標出自認得意的字。工作人員選出圈數最多的一組放大，端端正正鐫刻在畫幅之上。從此，這件巨制與萬人禮堂共生，見證了無數國事與禮賓時刻。

對外開放的會議日里，無數外賓駐足凝視，從畫里讀到崇山峻嶺的遼闊與橋津漁火的溫潤，也有人暗自驚嘆：兩種截然不同的筆墨竟能如此調和。

時間往前倒回。若沒有那幾壇茅臺，傅抱石是否真畫得下去，已是無從考證。但創作者的癖好與靈感之間的牽絆，自古難分難解。傅抱石的“往往醉后”私章，正是他對自我的調侃；讀者見印，反倒更信這幅作品孕自酒意。

然而酒也有代價。進入六十年代，傅抱石屢感胸悶、血壓驟升，又總以“畫未竟”自勉，不肯休整。1965年9月，他應邀赴上海虹橋機場落成儀式，數日宴飲過度，返寧后倒在畫室旁的躺椅上，再未醒來，年僅六十一歲。南京驟然失去了一位手揮龍蛇、心懷山河的畫人。

大師辭世，卻留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的永恒圖卷。《江山如此多嬌》原作因歲月侵蝕，被臨摹品所替。盡管懸掛在迎賓廳的已非當年原紙，但那輪“比籃球還大”的紅日依舊熾烈，每當燈光亮起，仍像是當年傅抱石剛舉杯后，揮毫時濺出的那抹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