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不住蘇軾都得完，小角色策劃烏臺詩案，朝中大臣聯手撈人善后

公元1079年，北宋新黨、舊黨之間的斗爭已趨于白熱化。王安石罷相在家，新法仍在推行。

蘇軾毫無疑問是反對變法的，不過地方任職的他遠離朝堂，似乎不會被卷入漩渦中心。

可就在這年烏臺詩案突然爆發！牽扯眾多大人物不說蘇軾自己也差點丟了性命。

更詭異的是無論變法或守舊，平日里積怨甚深的大臣們居然默契配合，聯手救人。

一、烏臺詩案

宋朝文化氛圍素來以寬松聞名，因文獲罪不能說沒有，但基本都是偶發個例。

蘇軾所處年代之前宋朝僅有一次文字獄記錄，而且還是很難喊冤的那種。

簡單來說就是宋仁宗年間有個叫王益柔的官員，飯局上喝醉后作《傲歌》曰：

“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圣驅為奴。”

輕慢皇帝還侮辱圣人，古代抄家滅族都是有可能的，但王益柔最后只是貶謫了事甚至沒被罷官。

如此自由的氣氛下文人墨客對朝政發牢騷實屬正常，1079年3月蘇軾調任湖州。

按慣例他作《湖州謝上表》上疏皇帝，其實也就是例行公事，寫上幾句皇恩浩蕩誠惶誠恐之類的話。

出問題的是文章的最后幾句：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在當時大環境下，“生事”“新進”兩個詞是具有特殊含義的。

王安石主持變法時曾和司馬光進行激烈辯論，司馬光攻擊新法都是瞎折騰，即所謂的“生事”。

宰相發話了，舊黨上下紛紛引用。很長時間內“生事”專門代指亂政害民。

相比之下“新進”這個詞還是蘇軾發明的，他在上疏中提到王安石提拔了很多品德敗壞卻支持變法的新進官員。

蘇軾雖沒有位極人臣但架不住名聲大，明星效應下“新進”很快變成了攻擊他人道德的專用詞匯。

根據《烏臺詩案實錄》記載，這份上表送到御史臺后很快被人小題大做。

具體操作的是幾個后世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發難，據此上奏皇帝。

當然僅僅憑著幾句話給大臣定罪在宋朝是不可能的。

于是監察御史里行舒亶又找了當時公開刊印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接下來幾乎一抓一個準。

蘇軾反對變法的態度是公開的，詩詞歌賦中多有作品表達此類意向。

關鍵此時王安石已經在舊黨的壓力下罷官還鄉，宋神宗正在親自推動變法。

這個時間節點上你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皇帝，反對皇帝也就算了你還作詞賦詩嬉笑怒罵，簡直大逆不道！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正是抓住此要害在宋神宗面前給蘇軾定性為：

“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

換言之，我們不是因為你提反對意見才針對你，你的問題是欺君！

宋神宗深感問題嚴重，馬上下旨召蘇軾進京說明情況。

任何事和皇帝沾上邊都會很麻煩，這也是后來營救蘇軾如此艱難的重要原因。

罪名就這么羅織出來了，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新黨對舊黨發起的反擊。

這里還有個問題，蘇軾名氣不小官位卻不算太高，拿他開刀這步棋影響惡劣好像又沒什么大用。

為什么這么做？要想理解其中的邏輯，我們必須先對神宗年間新、舊黨爭的態勢進行簡單回顧。

首先，宋神宗是始終堅定支持變法的。

這種支持是擺在明面上的，朝堂上的爭論拉偏架不說，還頂著巨大壓力先后罷退司馬光、呂公著等重量級官員。

其次，守舊派的勢力遠遠超過變法派。

即便有著皇帝的支持，新黨仍然不能完全掌控朝局，王安石先后兩次罷相就是最好的例證。

所以朝堂上的格局可以簡單理解為宋神宗聯合新黨對抗舊黨，雙方勢均力敵。

二、共識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這對新黨來說無疑是沉重打擊。

舊黨也沒取得勝利，皇帝親自上陣主持變法，暫時維系了朝堂原有的格局。

激烈黨爭下新黨無時無刻都在尋找機會發起反擊。

蘇軾官雖不大卻以文采和諸多舊黨大臣交往甚密，這是個很好的突破點。

從烏臺詩案后來的發展你很容易發現端倪。

蘇軾進了大牢后馬上就全招了，因為很多詞句確實沒法抵賴，然后案件自然而然就牽扯到了很多人。

到了當年9月，與蘇軾牽扯不清的大臣名單已經到了39人。

比較有名的例如司馬光、蘇轍、曾鞏、黃庭堅、王詵等等，如果全部處理甚至可能動搖宋朝的統治基礎。

問題的關鍵在于策劃烏臺詩案的到底是何正臣、舒亶等幾個小人物，還是他們背后的皇帝？

從現存史料推測，宋神宗初期應該是不知情的，而且他也沒理由砸自己的天下。

據《烏臺詩案實錄》記載，蘇軾招供后神宗甚至懷疑御史臺是否屈打成招。

御史臺顯然想故意激怒皇帝，回答道：

“蘇軾名高當時，不敢用刑。”

欺君這么嚴重的罪名不用刑你就招了，是不是背后還有隱情想避重就輕？

宋神宗勃然大怒要求嚴查，但之后又沒有直接過問導致短時間內牽扯進大批重臣。

從案件的演變來看如果真是皇帝主謀，很容易就能將打擊人選控制在合理范圍。

因此我認為不管從哪個角度，烏臺詩案都可以定義為由御史臺幾個小人物策劃，試圖利用神宗對舊黨進行的大清算。

如果守舊派領袖人物全被干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人人自危下營救蘇軾是不惜代價的！

先不說各地官員聯名上書，甚至連早已退休的前朝大臣，如范鎮、張方平等都紛紛出動。

到了10月，蘇軾任職過的杭州、密州、徐州民眾也被發動起來為其焚香祈福。

舊黨的激烈反應并不奇怪，詭異的是新黨諸多大人物也開始為他四處活動。

這也是我判斷宋神宗并非案件主謀的重要原因，御史臺想清算舊黨，卻打破了朝堂中不可言喻的共識！

歷朝歷代都有黨爭，不管是唐朝還是明朝可謂你死我活，與之相比宋朝真稱得上君子之爭了。

雙方不管意見分歧多大，失敗方的下場無非貶謫，罷官都已經算很嚴重了。

難道說宋朝的讀書人就特別高尚嗎？顯然不是。《宋論》曾提到趙匡胤祖訓：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這套規則最重要的作用是托底，避免零和博弈。也就是說不管朝堂斗爭多激烈你也無法置人于死地。

既然不能斬草除根，那下起手來當然要再三考慮，你怎么保證對方不會東山再起？

做事留一線，以后好相見。《龍川別志》中提到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宋仁宗時期有個叫晁仲約的地方官為了不讓盜賊入境，居然拿酒菜去犒勞他們。

事情傳到朝廷大臣富弼堅決主張將其處死，范仲淹急了，勸道：

“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道理是相同的，舊黨遍布天下你今天大開殺戒，以后他們得勢怎么辦？

御史臺幾個小人物想在朝堂上掀桌子，新黨第一個不同意。

這不是把大家往死路上推嗎？保不住蘇軾眾怒之下誰能獨善其身？早晚都要完。

《烏臺詩案實錄》記載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宰相吳充首先出面勸諫：

“陛下以堯舜為法，不能容納一蘇軾何也？”

臥病在床的太皇太后曹氏也站了出來道：

“昔仁宗策賢歸，喜甚，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甚至連賦閑在家的王安石也親自下場為蘇軾奔走，上疏曰：

“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

看出其中的深意了嗎？沒有人和皇帝糾結蘇軾到底有沒有欺君，他們都只強調一件事，本朝不殺士大夫。

當時為蘇軾奔走的還有后來的新黨鐵血宰相章惇，他也因此受益，多年后卷入皇位爭奪失敗也不過罷官了事。

三、詩家之幸

天下群情洶洶，御史臺還不放棄。《石林詩話》記載他們摘抄詩句：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并據此向皇帝報告說蘇軾想謀反，理由是文章中提到了蟄龍，顯然有不臣之心。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宋神宗已經徹底反應了過來，他冷冷道：

“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這是烏臺詩案的轉折點，很快蘇軾被放了出來，貶官至黃州結案。

宋朝黨爭，貶官是可以接受的，事情鬧得這么嚴重大臣當然也要給皇帝臺階下。

于是蘇軾去了黃州當官，這是他個人的不幸，卻是詩家的大幸。

黃州條件粗陋，逆境中他寄意于佛道，更多的開始接觸民間百態，青山秀水。

東坡居士由此而始，《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也因此誕生。

或者蘇軾本來就不屬于官場，黃州詞《定風波》也許更能表達這種態度。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