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伊沖突對美國霸權的影響

王鵬，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從2月28日美以突襲伊朗至今，美以伊沖突已經持續40余天。當前，美伊已同意暫時停火，并于巴基斯坦開啟和談。

這場沖突，既是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現，也是觀察美國霸權走勢及其內外困境的重要契機。表面上，這場沖突緣起于伊核問題和安全爭端，實質上則根植于美國長期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深層邏輯，反映出其對地區主導權、能源通道和戰略資源控制權的一貫立場。戰事發展至今，不僅沒有鞏固美國霸權，反而進一步暴露出其國家能力透支、國際信譽流失和國內治理失衡等深層危機。深入剖析這場沖突的歷史根源、現實動因及其長遠影響，有助于認清美國中東政策的霸權本質，同時更好把握百年變局加速演進背景下地區局勢演變的內在規律。事實表明，依靠武力維系霸權、通過沖突強化掌控，終究不得人心，也難以為繼。

一、美國的中東霸權

美以伊沖突并非孤立偶發的軍事事件，而是美國長期在中東謀求霸權與地區國家反對霸權之矛盾的集中體現。梳理美國中東霸權從形成、擴張到固化的歷史過程，特別是美以特殊關系的強化以及美伊關系由盟友轉向對手的演變，有助于把握此次沖突爆發的歷史背景和結構性根源。

二戰結束后，隨著英國、法國殖民體系衰落，美國依托其全球優勢地位全面介入中東事務，并逐步將這一地區納入其全球戰略版圖。1947年杜魯門主義出臺，標志著美國以遏制戰略加速向歐亞腹地擴展；1949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臺NSC 47/2號文件，明確把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問題納入美國國家安全考量，中東自此更深地嵌入美國主導的冷戰戰略框架。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后，英法在中東的傳統主導地位明顯衰退，美國則憑借經濟、軍事和政治優勢逐步上升為西方在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外部力量。冷戰時期，美國通過軍事基地、盟友網絡、軍援體系、能源控制和石油美元體系不斷強化對中東的支配。冷戰結束后，美國在中東一度處于“一家獨大”地位。特別是“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借反恐之名先后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試圖通過軍事顛覆和制度移植重塑地區秩序，把中東塑造為美國主導下的所謂“民主樣板”。然而事實證明，這種以武力推進霸權擴張的做法，不僅沒有帶來持久穩定，反而激發更加劇烈的地區動蕩，地區反美情緒和反霸權力量也不斷增長。

美國能夠長期主導中東，一個關鍵要素在于其不斷強化同以色列的特殊關系，并將以色列打造為其地區戰略支點。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美以關系雖有起伏，但總體上不斷加深。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后，美國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以色列在遏制阿拉伯民族主義、牽制蘇聯影響和維護西方利益方面的重要價值。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后，美國一方面加大對以色列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支持，另一方面通過“穿梭外交”主導地區政治進程，進一步鞏固其在中東的主導地位。1981年，美以簽署《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標志著雙方戰略協作制度化；1987年，以色列又獲得美國“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美以同盟進一步固化。對美國而言，以色列既是前沿支點，也是地區抓手；對以色列而言，美國則是其安全依托和戰略后盾。正是這種深度綁定，使美國得以借助以色列擴大地區影響、塑造地區秩序，但也使其越來越難以擺脫以色列安全議程的牽引。特朗普政府2025年12月出臺的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要求相對降低中東優先級、減少戰略投入；但美以結構性捆綁卻把美國重新拖入其本欲收縮、回避的地區沖突之中。

如果說以色列是美國中東霸權的重要支點，那么巴列維時期的伊朗則一度是其另一重要支柱。伊朗地處西亞要沖，南瀕波斯灣和阿曼灣，扼守霍爾木茲海峽，既是地區性大國，又具有突出的能源和地緣戰略價值。巴列維時期的伊朗長期被美國視為“海灣憲兵”，承擔遏制蘇聯、平衡地區力量和維護美國利益的重要功能。然而，1979年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王朝后，伊朗由美國霸權體系中的關鍵依托迅速轉變為地區重要的反霸權力量。同年爆發的美國駐伊使館人質危機，標志著美伊關系公開決裂。此后，伊朗不僅拒絕接受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還逐步通過支持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盟友、也門胡塞武裝等構建起“抵抗之弧”地區網絡，從多個戰略方向挑戰美國的地區主導權。伊朗角色的這一歷史性逆轉，不僅導致美國中東霸權失去了一根關鍵支柱，也由此形成一個延續至今的長期戰略對手。當前美以伊沖突的持續升級，正是這一歷史矛盾長期積累、集中爆發的結果。

二、美國挑起沖突的深層邏輯

美以對伊朗發動的這場全面軍事打擊，官方理由是消除伊朗核威脅，實則折射出一個衰落霸權在戰略焦慮下的多重算計：一是通過戰爭直接掠奪伊朗豐富的油氣資源，攫取經濟紅利；二是在地緣層面重新掌控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能源咽喉，護持美國的中東霸權；三是以色列及其在美國國內強大的游說集團持續推動，最終促使美國政府為以色列戰略議程“背書”而深度卷入沖突。

首先，對伊朗石油資源的赤裸掠奪是驅動這場戰爭最直接的經濟動機。美國發動戰爭并非為了虛無縹緲的“民主”或“人權”價值觀，而是瞄準伊朗巨量的油氣資源。3月2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直言不諱地表示：“老實說，我最想做的就是奪走伊朗的石油。”他還將此與在委內瑞拉的掠奪行為相提并論，明確表示美軍可能占領伊朗石油出口樞紐哈爾克島，公開宣揚“勝利者應該獲得戰利品”的強權政治邏輯。4月6日，特朗普在白宮公開表示：“如果全憑我做主，我會拿走石油。把石油牢牢握在手里，并借此賺取巨額財富”。從公開表態到軍事部署，美國通過這場戰爭掠奪伊朗資源、攫取經濟紅利的意圖早已毫不遮掩、暴露無遺。

其次，從地緣戰略層面看，美國意在通過戰爭掌控全球能源與戰略通道，重塑并護持其搖搖欲墜的中東霸權。伊朗的獨特價值在于，它既是全球油氣資源大國，又扼守著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全球能源貿易的咽喉。美國如果通過戰爭重新掌控伊朗，則有可能實現對海灣能源閥門的歷史性閉環：海合會六國早已是美國地區霸權的組成部分，伊拉克石油在美軍占領后也落入美國主導之下，一旦伊朗“回歸”，整個海灣的油氣資源都將可能被納入美國霸權版圖。美國試圖通過武力手段強行改變地區力量平衡，本質上是霸權主義的再次擴張。美國不僅想掠奪資源，更想從根本上消除任何挑戰其地區主導地位的力量。這種基于霸權邏輯的軍事冒險顯然嚴重侵犯了包括伊朗在內的地區國家的主權。對此，王毅外長的表態擲地有聲：“主權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基石。我們主張，伊朗以及海灣地區各國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都應得到尊重，不容侵犯。”

最后，以色列及其在美國國內強大的游說集團，是這場戰爭不可或缺的“催化劑”。自伊斯蘭革命以來，以色列長期將伊朗視為“生存威脅”。內塔尼亞胡政府認定當前伊朗已因長期制裁而深陷經濟不振、社會動蕩的困境，同時又適逢“以色列在白宮里曾擁有過的最偉大朋友”主政美國，因此正是一勞永逸消除伊朗“威脅”的戰略機遇，“這一力量聯盟使我們能夠去做一件我40年來一直渴望做的事：狠狠打擊（伊朗）這個恐怖政權。”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勢力強大的親以色列利益集團也同步展開了全方位游說。美國著名學者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在其合著《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中指出，以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為核心的親以色列游說集團，并非一個有統一指揮的密謀集團，而是一個“積極推動美國對外政策朝親以色列方向轉動”的強大利益聯盟。該聯盟最成功之處，在于使大量美國人相信美國與以色列的利益“本質上是一致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尤其在伊朗問題上，該書明確寫道，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美國對伊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歷屆以色列政府的意愿影響”，而任何可能促成美伊緩和的努力，也屢屢遭到以色列及其美國支持者的阻滯。這一判斷，對于理解今天美國對伊政策的形成機制，仍有重要參考價值。本輪沖突爆發后，美國國內圍繞伊朗是否構成“迫在眉睫威脅”的爭論，同樣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種盟友牽引和內部施壓機制的存在。3月17日，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因反對對伊動武而辭職，成為特朗普政府內首位因此事離職的高級官員。根據公開報道，肯特在辭職信中明確寫道，伊朗并未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而這場戰爭“很明顯是迫于以色列及其在美強大游說集團的壓力而發動的”。與此同時，多名民主黨議員在聽取政府簡報后也表示，并未看到足以證明伊朗構成“迫在眉睫威脅”的信息。由此可見，這場戰爭的發動，與其說是出于對伊朗即時威脅的被動反應，不如說是美國在盟友戰略牽引、國內游說壓力和霸權焦慮共同作用下作出的主動升級。

綜上，美國原本試圖借助以色列延續對伊遏制，以較低成本維持其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卻在盟友戰略牽引和國內親以游說壓力雙重作用下，更深地卷入一場既難以速勝、又難以收場的戰略冒險。其直接目標看似是削弱伊朗，深層目標則是維護美國在中東的霸權；但這恰恰說明，美國在中東扮演的角色絕非其自詡的“安全供給者”“秩序維護者”，而是沖突制造者、秩序破壞者。

三、對美國霸權的長遠影響

戰前，特朗普反復宣稱“史詩怒火”行動將“速戰速決”，美軍將取得“前所未有的勝利”。但戰爭延宕至今，不僅沒有實現其所標榜的“速勝”目標，反而使美國霸權長期積累的深層矛盾加速暴露出來，并從國家能力、國際信譽和國內治理三個層面進一步削弱其霸權的根基。

其一，戰爭暴露了美國霸權體系日益突出的能力透支和工業短板。戰事集中暴露了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和持續作戰能力的突出短板。4月1日，特朗普在全國電視講話中高調宣稱，美軍正在“系統性摧毀”伊朗軍事能力，伊朗海軍已被“徹底摧毀”，其空軍、導彈和核項目也遭到“重創”，并聲稱美國核心戰略目標“接近完成”。但此后戰事發展清晰表明，美方并未取得決定性勝利，反而在戰事延長和消耗加劇中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戰爭不僅是火力較量，更是工業基礎、補給能力和戰略韌性的綜合檢驗；而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國防工業萎縮以及高端軍工“少批量、高成本、長周期”的結構性弊端，決定了其難以長期支撐大規模消耗戰。這再次說明，迷信武力、濫施武力，并不能證明真正強大，反而會放大戰略誤判、透支霸權資源。正如王毅外長所指出的：“拳頭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叢林法則。動輒使用武力并不能證明自己的強大。”

其二，戰爭進一步加速了美國國際信譽的流失。美以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于談判進程中悍然對主權國家發動軍事打擊，致其最高領導人和多名高層軍政官員身亡，嚴重沖擊《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以及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面對美國提出的霍爾木茲海峽護航倡議，英、法、德、意、西等北約成員均明確拒絕或消極應對。英國甚至直接繞開美國，另行召集多國就海峽通行問題開展協調。這表明，美國既未能憑借武力重塑地區秩序，也未能借助同盟體系整合國際支持，其單邊冒進不僅削弱其國際戰略信譽，也動搖了其在西方陣營內部的領導權威。4月7日，特朗普再次對伊朗發出最后通牒，并公然以“整個文明今晚都將滅亡”相威脅，則進一步暴露其行為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本質。然而，美方在一系列極限施壓和軍事打擊后，仍不得不轉向以停火換取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通航的安排。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其對伊政策已陷入政治失道、外交失信、戰略失衡的多重困境。

其三，戰爭進一步激化了美國國內的深層矛盾。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惡化正不斷推高國際油價和美國國內汽油價格，戰爭成本迅速向民生領域傳導，加劇了美國社會焦慮和經濟悲觀預期。多項民調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反對特朗普政府當前對伊軍事行動，更強烈反對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這表明，越來越多美國民眾并不認同以霸權邏輯處理國際危機，更不愿為單邊冒險和戰略誤判長期埋單。戰事非但沒有增強美國內部凝聚力，反而進一步暴露出其政治極化、社會撕裂、財政吃緊和治理失靈的深層病灶。事實說明，美國霸權的真正危機不在外部，而在內部；不在所謂“敵人”的挑戰，而在其自身制度失靈、戰略失衡和民意流失。正如王毅外長所指出的，大國理應守公道、行正道，多為中東和平發展貢獻正能量。中國始終堅持客觀公正立場，主張尊重主權、反對濫用武力、堅持政治解決，推動停火止戰、重回對話談判軌道。世界不需要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制造動蕩沖突，而需要堅持政治解決、維護共同安全、推動地區持久和平的正義力量。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日前指出，伊朗戰事的根源在于美國和以色列違反國際法對伊朗發動武力襲擊。我們希望各方能夠以達成臨時停火安排為契機，通過政治外交途徑化解爭端，平息戰火。各方都應當拿出誠意，盡早結束這場本不該發生的戰爭。

（本文系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的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研究議程與標識性概念研究（25JD710023）”的中期成果。）

審核：李小華、戚易斌、衛蕓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