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觀演關系，《居室》重構共鳴可能 | 上海之春

作為一名素來“恐鳥”的人，在觀看環境舞蹈劇場《居室》時，面對凌空飛騰的飛鳥，我的恐懼竟悄然轉為一種信任。當飛鳥向我飛來的瞬間，我從日常熟悉的環境，躍入了另一種可能與想象。

第41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參演劇目《居室》以常年漂泊在外的青年舞者、演奏家自身為靈感素材，采用環境舞蹈劇場的形式，讓觀眾在舞者的引領下，共同探討城市化背景下“家”在生命敘事中的不同意義。

《居室》大膽打破了傳統的觀演關系。觀眾全程不落座，且有兩條觀演動線。我所在的路線，起點從劇場大堂的玻璃外墻開始。觀眾在建筑內，透過玻璃外墻看著建筑外的舞者從路人的穿梭中顯現。隨后，跟隨舞者逐步進入劇場，看著舞者一步步呈現一個外來者的漂泊之路。表演空間是不固定的，劇場大堂、觀眾席、過道、側臺，乃至“游神”段落延伸至室外廣場，與遠處的街景和近處的噴泉自然相融。觀演視角也是不固定的，觀眾可以自主選擇觀看角度，但每次站定都是暫時的。隨著舞者的步伐變換、多個不同表演區域的并置，觀眾的視角總在游移、切換。和傳統演出中觀眾與表演者處在相對分隔的固定空間不同，在這里，每一位觀眾都與舞者發生著自由交互，每一位觀眾都可能成為表演的一部分。觀看者會隨時變成被觀看者，表演與觀演的邊界不存在了。

在相對自由的空間關系中，我們和舞者建立起一種開放的交流狀態。舞者用自己的身體、手邊的物品、粵語和夾雜的普通話，把我們帶去他們生活的場景——一個南方城市，甚至帶我們去他們記憶中的童年和他們想象中的世界。

舞者在表演中，把一只手變成了工程挖掘機；在舞者的攀爬下，觀眾席成了傾斜向上的山坡，兩側樓梯宛如狹窄的山路。舞者在山坡中拉起纜繩，把四只薄底鞋從山坡上牽引而下，代表著入城旅途的正式啟動。劇場里熟悉的一切，都在舞者與演奏者的律動下發生轉變。我們可能不太能聽懂粵語，甚至一些場景未發生在眼前，但三位舞者始終保持著他們自有的行為邏輯，悄悄建構著我們周圍的世界。身處其中的我們會產生某種幻覺，明明眼前的一切都來自現實，可就在舞者的擺弄下，漸漸脫離我們所熟知的現實邏輯，產生了進入奇幻世界的體驗。

環境舞蹈劇場讓觀眾走入了另一方天地。這里并未與我們日常生活脫離開，又不完全受我們的掌控。我們進入這方天地，與它產生觸碰的意義是什么呢？就像本文開頭描述的，當我與飛鳥產生對視之時，便會開啟一種新的可能和想象。可以說，該劇的創作理念契合社會學家羅薩的共鳴理論。羅薩形容當下科學、技術、經濟的快速發展會讓人產生一種對世界的掌控感，這種掌控感劃清了內在的安全領地，亦促成了內卷式的倦怠。人們在自主掌控的世界中不停奔跑，實際沉淪在圍墻之內。我們常自以為處在可掌控的世界內，實際與世界始終處在“半被動、半主動”的關系之中。相反，放下對掌控感的執念，去接受被動的、未知的陌生世界，便會產生新的互動與共鳴。

《居室》在一個我們熟悉的劇場空間里，通過舞蹈、音樂、物品間的重構，通過打破觀演關系，為每一位觀眾建立起既被動又主動的可行動空間。我們有了與舞者、音樂演奏者和不同道具間的交互。當舞者把一個籃球踢向我們；當演奏者把一個紙盒送到我們的手上……我們都在舞者的牽引下自然回應，在歡快中生出觸動，進而形成共鳴。

《居室》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僅在劇場內外勾勒出一方奇幻之境，更在其間不斷構建觀者與表演者之間的互動與回響。我們不再只是以旁觀者、評判者的身份置身故事之外，而是以同行者的視角，與劇中角色共同經歷一段敘事、一場回憶。這讓我們的自我意識在故事中得以顯現，被其他同行者看見，并在身體與情感的相互回應中，與現場的陌生人產生共鳴。就像羅薩所言，共鳴意味著一種自我轉化。我們不再局限于原本受掌控的自我領地，而是在更廣闊的聯結里生長出新的生命力。

標題中的“居室”，代表著一種城市化進程的縮影。無數擁有不同經歷的個體涌入城市的陌生空間，尋找自我的意義。幾位青年創作者用一種偶遇的方式，與大家共享他們眼中的世界，何其美妙。作品在結束“游神”的歡樂回憶后，提到要我們回到現實中去。原本充滿意象的音樂在此處變得能量不足，時斷時續。我們意識到些許失落的當口，舞者和演奏者并沒有結束表演。他們的身體從日常的生活情境中，逐步開啟新的意動。一場身處城市高樓間的煙火，在這個舞臺升騰綻放。而這場煙火，正來自人們無盡的想象力。

《思考，快與慢》一書將思維分為直覺自動化的快系統與理性分析的慢系統。許多時候，我們總是讓自己慢下來，卻只是把慣性轉換到理性。而《居室》似乎要我們在生活的快與慢中“擠”出更多的想象力，用想象充盈自身，去發現生活中更多的樂趣，找到屬于我們的共鳴。

上觀號作者：上海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