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能當飯吃,但有人靠它活了過來。”
4月11日,甬上教育講堂名家有約第二十八期暨2026長三角·大灣區文學周專場在寧波鄞州高級中學舉行。中國作協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茅盾文學獎得主格非以“AI時代的文學寫作”為題,與現場中學生和讀者朋友展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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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格非在甬上教育講堂名家有約活動與寧波中學生和讀者朋友展開對話。 本文圖片均由寧波大學園區圖書館供圖
格非出生于1964年,是江蘇丹徒人。198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是中國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中灌注著對社會和人,尤其是對知識分子的精神內核的思考。格非也憑借《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獲得茅盾文學獎。
面對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格非拋出兩個核心議題:這個時代,我們為什么還需要文學?AI會取代人類寫作嗎?在他看來,文學擁有娛樂、知識、道德教化與審美四重功能,而AI永遠無法取代的是個體剎那間的感受與體驗。“你的體驗和所有人都不一樣,你就是整個宇宙。”
這場講座,既是對文學價值的重新確認,也是對技術時代人之為人的深刻追問。
文學改變了她們
文學重要嗎?對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作家格非用自己的兩個真實的故事,給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回答。
第一個故事,關乎他的母親。格非的母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一生從未讀過任何文學經典。格非曾想,她的人生沒有文學,似乎也過得不錯。甚至,這位沒有受過教育的老人,有時隨口說出的至理名言,會讓身為清華大學教授的兒子“嚇一跳”。
格非在宜興買了房子,離母親家很近。節假日他經常從北京回來寫作,母親第一次來這所房子時,仔細看過每個房間,突然問了一句:“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房子兩百年以后是誰的?”
格非坦言,如果有人問二十年、五十年后,他或許能答——留給孩子。可兩百年太久,他無從回答。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卻有著哲學般的沉思與生活的智慧。格非說,母親身上其實也有文學的影子——她不識字,但愛看戲,大量的文學內容通過戲曲、電影,悄然抵達她的內心。
第二個故事,關乎一位清華女生。她原就讀于建筑系,后轉入外語系,卻長期深陷重度抑郁癥的泥沼。對于文學,她幾乎一竅不通,也從不認為文學有何重要性。她來上格非的課,“睡了一個學期,趴在最后一排,并不是很認真。”
轉折發生在最后一節課。那節課,格非講的是《紅樓夢》。她抬起頭,認真聽了許久。課程結束后,她給格非寫了一封長達十七頁的手寫信,首次坦陳了自己人生中那段幾近崩塌的歲月:因病情加劇,學業難以為繼;父親放心不下,從老家來京租房陪讀,卻在一次上街買東西時遭遇車禍,不幸身亡。
“我處于崩潰的邊緣,”她在信中寫道,“可最后一節課上,我忽然想——都說《紅樓夢》是經典,為什么我在想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竟然沒有讀過它?”
這個念頭,成為她在黑暗中最微弱也最固執的一根繩索。她回家便開始讀《紅樓夢》。一遍不懂,就讀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非要讀懂不可。當她終于讀懂了《紅樓》,她說:“原來覺得《紅樓夢》很高大上,其實它寫的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格非聽后頗為震動——王國維也曾言,《紅樓夢》之作,乃寫尋常之事。能看懂這一層,才算真正走進了這部書的內里。
此后,這位女生的人生漸漸撥云見日,一步步邁入正軌。“文學重要嗎?對于不碰文學的人,它或許不重要。但對于真正的文學愛好者,它無比重要。”格非說:“文學既非必須,也非不必。”它有時藏在戲文里滋養一個不識字的農民,有時在一個人最絕望的時刻,成為將她拉回人間的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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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在活動現場用兩個真實的故事,回答“文學重要嗎”這一問題。
文學的“四副面孔”
文學究竟有何神奇,讓世人念念不忘?在格非看來,這個問題至少有四種回答。
文學自誕生起便帶有強烈的娛樂功能——唐代的傳奇、宋代的話本,莫不如此。有些暢銷書作家,一本書賣到上千萬冊,影響力巨大。格非認為,“文學的娛樂性不需要去避諱。”
只是,當下的娛樂變了味道。“這個時代最大的危機,是去過程化。”格非說。日子要慢慢過,生命之所以美,正因為過程的曲折。立刻滿足,反而失去了美感。有電視劇編劇告訴他,現在每集每隔十五分鐘就要有一個高潮,懸念像流水線上的零件一樣被批量生產。而真正的大作家,對懸念的使用極為慎重。
格非以雷蒙德·錢德勒為例。這位美國推理小說作家極其擅長埋伏筆,極有耐心地一步步推進。他的代表作《漫長的告別》被評為一百年來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海明威都是他的粉絲。
“真正的好作品,快感是慢慢生長出來的,不是被強行投喂的。”
格非甚至也看短劇。“明明覺得很荒誕,但還是花時間把六十集都看完,”他說,“我想了解到底怎么編織劇情。”他的比喻很妙:如果說電視連續劇是足球賽,充滿偶然與變化,那么短劇就是射門集合——每分鐘都給你一個快感。但射門多了,足球的競技味道也就散了。
米蘭·昆德拉說過一句話,格非深以為然:“歐洲整個歷史都消亡了,但歐洲小說記錄了所有的歷史,有歐洲小說就足夠了。”
歷史學家告訴你的是數據——當時人們的平均收入、人口數量。而文學告訴你的是:中世紀的人,基本情感狀態是怎樣的?他們如何戀愛?如何面對生死?文學提供的,是全景式的內容。
文學還承擔著道德教化的功能,有時候,讀完一部作品,你會覺得自己重生了。格非說,讀司馬遷、讀《左傳》,給人的意義和價值是不一樣的——“你讀到的不是故事,是命運。每一段經歷,都能照見自己的人生。”
審美是文學最本質的特征。格非引用了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的思考。海德格爾區分了三種物:自然之物、人類發明的生活用具、以及藝術作品。他認為,美是藝術家自行攝入的真理。真理是光亮,真正的美,是文字背后的那束光亮。
“你完成一部小說,把對生活的理解、真理都載入這個作品,它便散發著光亮。”格非說。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曾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窗外的風景很美,我可以直接出去看,為什么要把它畫下來?生活本就有悲歡離合,為什么要寫成小說?
他的答案是:生活本身具有強大的力量,直面它有時是危險的。而藝術作品提供了一個“有距離”的空間,讓我們可以安全地領略風景,感受情感,卻不被其裹挾。小說里主人公的親人離世,那是痛苦的,但那是“有距離的痛苦”。文學把那些真正危險的內容刪除了,只留下可供思考的情感。
“文學讓我們真正理解生活,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會那么慌張。”格非說,“它讓我們理解并接受苦難,接受這場充滿冒險與風險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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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認為,“AI永遠無法取代人類的創造力。”
AI難以取代創造力
“AI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格非說。
他講起一次親身經歷。前些年去浙江臺州的國清寺,寺后有一座山。雨后,他帶著朋友登山,山道狹窄,霧靄蒙蒙。山梁陡峭,忽然一名身著僧袍的僧人騎著一匹棗紅色的馬,從霧中現身。馬蹄仿佛踏在云層之上,騰空而起。
“我覺得像做夢一樣,這個場景簡直像是神話故事中發生的。”格非回憶。
回來后,同行的所有人都在議論那匹馬,那個消失在云霧中的僧人。他想把這個場景寫成小說,想把那一瞬間的震撼傳遞給讀者。可他知道,那種直達心靈的震撼是無法直白言說的。
于是,他為這一個場景,搭建了一個龐大的故事框架。“我為了這個場景,塑造了一個更完整的世界。”為什么要做這么多復雜的呈現?格非的解釋是:“為了讓讀者看到語言文本背后的意義和美。”他造了一個更復雜的故事,只為讓讀者也撥開層層云霧,真正理解他看見那一瞬間時,內心所承受的巨大震動。
在格非看來,每個人感受世界的方式都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只是寫一個簡單的故事,AI當然能做到。但“當下對事物、對某個瞬間的感知是AI永遠無法取代的。”
談及為什么要寫作?格非的回答樸素而有力:“我要把生命中的體驗感寫出來。你的體驗和感悟擁有獨特性,這是無法取代的。”
他將寫作拆解為一種“追憶”,而非簡單的記憶。追憶是一種打撈——通過靈魂的交流,將那些被遺忘的情景重新召喚出來,變成文字。在《編織》一文中,他寫下這樣的洞察:最深刻的記憶,恰恰是遺忘。我們要追憶的,正是那些被我們遺忘的東西。
“你的體驗和所有人都不一樣,你就是整個宇宙。”
他也堅信,即便AI寫得再好,也不能剝奪任何人寫作的權利。寫作帶來的不是功名,而是巨大的快樂。“通過虛構,我們認識生命,承擔屬于自己的幸福與痛苦,在危險面前變得更加鎮定。”
“AI永遠無法取代人類的創造力。” 格非說。
這或許就是創造力的本質:無法被模型計算,無法被算法復制,只能來自每一個具體而獨特的生命。
澎湃新聞記者 王奕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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