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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卓立(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這期訪談,我請來了林雪萍。
原因很簡單:我需要一個真正懂供應鏈的人,幫我驗證這幾年的觀察,一起解答如潮水般涌來的疑問。
這些年,我帶著上千位企業家跑遍了全球20多個國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出海熱潮,我們看到的是,中國企業出海,已經進入了一個“全要素出海”的時代:不光是貨出去,人出去、工廠出去、技術出去、管理出去、品牌出去,供應鏈也在逐漸跟著出去。
由商務部、統計局、外匯管理局每年聯合發布的《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則在用數字驗證這股正在發生的熱潮: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1922億美元,為歷史次高,同比上年增長8.4%。2025年,對外直接投資1743.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1%(初步統計)。
2024年,中國3.4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 (境)外共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約5.2萬家,分布在全球190個國家(地區)。
伴隨著激昂的出海雄心,一些憂慮也隨之而來。我常常被追問:都出去了,國內怎么辦?
林雪萍研究了20多年供應鏈,這幾年一頭扎進出海一線,跑了100多家工廠,跟200多位出海親歷者深聊,寫下的調研筆記摞起來300多萬字。
他的結論很硬核:供應鏈的知識,在中國,是儲存在每個工程師的眼神里的,搬不走,也復制不了。
這場以“出海”為名的全球化變局,有人看到恐慌,有人看到機遇。而林雪萍看到的,是一團正在移動但從未熄滅的“太陽之火”。
以下是我和他的對談。
1
中企出海的損耗與新生
卓立:供應鏈這個概念如今被頻繁提及,但依舊有很多人對其認知模糊。如果用一句大白話解釋供應鏈,該如何定義?
林雪萍:其實就是企業和企業之間,圍繞物流、現金流、知識流動形成的關系總和,核心“連接、流動、分工”。它看似是技術化的概念,但從社會學視角看,能清楚看到企業和外部組織的連接方式。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后,中國制造業表現出的韌性,其實就來自這種企業間的連接力——不是單個廠房的強大,而是廠房之間的互動、聯動,包括卡車、信息流、現金流,還有知識流的交換,這種力量是隱形但強大的。
供應鏈能很好地展示企業和國家的實力。中國作為“超級工廠”,真正的優勢不是表面的廠房和工業園區,而是廠房之間密集的、復雜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帶來的韌性,比我們想象的更強。
卓立:這一輪出海是“全要素出海”,您在《大出海》里提到“供應鏈平移”,還擔憂這種平移會對中國供應鏈造成損耗,這種損耗現在來看,最大的傷害在哪里?
林雪萍:首先要明確,供應鏈移動的最初驅動力來自美國,比如加關稅、推動制造業回流,但實際上,制造業并沒有按照美國的預期強勢回流。而中國制造業和跨國公司的部分工廠,確實在往東南亞、東歐、墨西哥等地移動,核心是圍繞“中國加一”“備份產能”展開,本質上是在復制中國供應鏈的部分能力,形成平行供應鏈。
很多人會問,越南、印度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國?這個問題本身不重要,答案是不會。因為海外的這些工廠,只是中國成熟供應鏈的局部復制品,不是完整遷移。
當然,有一部分產能確實會離開中國,這就是損耗,但這種移動不是企業或某個國家能主觀終止的,它是全球再工業化的歷史性進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反經濟規律——因為供應鏈原本追求成本、效率、質量,但現在還要考慮安全,甚至政治安全,這就形成了“安全、成本、效率”的不可能三角,強化安全,就必然損耗效率。
卓立:這種效率損耗,是不是只有中國現在面臨?日本、美國、德國當年出海時,也會這樣嗎?
林雪萍:中國的情況很特殊。過去二十多年,我們建立的超級工廠,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成熟工業機器,不僅體量大,還能產生交叉化學反應,供應鏈之間相互刺激,孕育出新能力,這只有在工業要素齊全、有單一大市場的中國才能實現。
比如中國電動汽車,2020年滲透率只有5.4%,2025年超過50%,這種速度在印度是不可能的。印度2025年電動汽車 乘用車的滲透率只有4%, 很難復制中國的發展節奏。
卓立:所以我們現在出海到越南、墨西哥,效率會降低,但當年日本、德國出海,效率是提升的?
林雪萍:中國企業現在出海,效率一定是降低的,比如配套不足、成熟人手不夠、勞工環境差異等。但中國企業有個特點,會主動去改變現狀——我們的企業拿全球最成熟的工業化標桿去要求當地,而美國、德國的管理者在海外,更多是迎合當地,不會強勢推動效率提升。當然,我們也會和當地達成平衡,比如不會要求當地員工996,但我們的標準,對當地來說已經是高標準了。
卓立談
其實聊到這里,我們能清晰感受到,中企出海的供應鏈平移,確實會帶來效率上的損耗,也會面臨各種適配性的問題,但這種損耗并非不可承受,更不是全面的“失守”。
我們一直在說,海外工廠只是中國供應鏈的局部復制,不是完整遷移,那到底哪些核心能力,是海外工廠無論如何都復制不了的?而我們中國企業出海,又該如何守住這些核心,在損耗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新生之路,真正把競爭力牢牢握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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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企出海不會導致空心化:
中國供應鏈的底牌是什么?
卓立:您提到供應鏈有兩種出海模式,復制和遷移。遷移這個詞很敏感,大家都擔心國內會出現“空心化”,您覺得這種擔心有必要嗎?
林雪萍:目前來看,中國出海規模很大,但不會造成空心化。我們先搞清楚什么是空心化:美國的空心化,是整個行業整建制被抽走,比如造船、五金等產業,幾乎完全消失,連相關的技術工人都沒有了,整個供應鏈的要素都沒了;而德國、日本,很多企業全球化布局,比如日本汽車2/3的產能在海外,卻從來沒有討論過空心化,因為它們的核心能力還在國內。
中國的供應鏈出海,更多是“復制”而非“遷移”,核心的供應鏈能力依然留在國內。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工廠移動,導致供應鏈變得“稀疏”,就像“骨質疏松”,但這種組織能力依然是無與倫比的。
你看現在硅谷的創新,絕大部分都圍繞著軟件,核心就是它的硬件制造能力已經大幅度丟失了。比如硅谷的硬件設計師,很多時候要把圖紙拿到中國打樣。
而中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的打樣工程師,一眼就能看出設計的不合理之處。因為全球供應鏈創新的火焰、能量發起點,仍然在中國,這就像整個太陽系的能量都靠著太陽之火,中國供應鏈的能量,就是這團太陽之火。
卓立:那這些核心人才,會不會慢慢遷移到海外?
林雪萍:目前不會,因為海外現在沒有足夠的用武之地。至少未來5到10年,這種差距會一直存在,這就是中國供應鏈給我們留下的時間窗口期。
而且,中國供應鏈有“裂變”和“溢出”能力,比如最早做陶瓷窯的企業,后來轉型做電池正極材料的設備,這種能力在美國就沒有發生——美國過于追求高端制造,放棄了所謂的“低技術”產業,卻不知道這些低技術產業,正是高端產業的基礎。
卓立:所以美國制造業回不去,不是因為中國太強,而是它自己主動剝離?
林雪萍:對,這是資本逐利的結果。在美國股市,科技七子M7的七家公司市值,占比美國最大500家公司市值的1/3左右。然而M7里面,只有特斯拉一家算是真正做傳統制造業。美國資本都流向了高利潤領域,傳統制造業被忽視。
比如美國的蠟燭廠,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中國企業的競爭,而是亞馬遜的數據中心和倉庫的虹吸效應——工人更愿意去工資更高的地方,導致傳統制造業招工難,繼續萎縮。所以美國的制造業空心化,是自己的選擇,而非中國造成的。
卓立:當年日本有商社,作為供應鏈的連接者,服務出海企業,中國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商社嗎?
林雪萍:日本商社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文化基礎——日本制造業天生愿意把一部分利潤讓給商社,讓商社負責銷售、安裝、培訓等工作,商社的能力遠超簡單的買進賣出。
中國企業很難復制這種模式,因為我們的企業習慣“吃全產業鏈利潤”,不擅長把部分利潤讓渡給第三方服務商。但現在已經有一些萌芽,比如有的公司專門幫出海企業打印渠道、遷移工廠,還有華商出海聯盟這樣的組織,這些萌芽會隨著中國制造業全球化的進程,慢慢形成生態。
卓立談
中企出海不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我們的核心能力、核心人才依然扎根在中國,這就是我們最硬的底牌。而且我們也看到,不管是供應鏈的裂變能力,還是第三方服務的萌芽,都在為我們的出海之路鋪路。
但我們也注意到,很多企業出海后,會陷入“流浪工廠”的困境,頻繁遷移、效率損耗,那當下中國企業出海的真實現狀到底是怎樣的?這些“流浪工廠”看似是挑戰,又如何能催生新的業務機會,讓企業在遠征中找到新的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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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浪工廠,
遠征催生新業務
卓立:您曾說“沒有工廠,沒有勝利”,是不是意味著供應鏈必須出海?
林雪萍:出海不是簡單的產品出口,而是工廠和供應鏈的海外布局。只有在海外建立工廠,才能真正洞察當地用戶需求,進行本土化設計和生產。
比如海爾在越南的工廠,不是簡單的生產基地,而是多能型、設計型工廠。一條生產線能生產9種冰箱、洗衣機型號,還能根據當地需求做調整,比如給洗衣機下水道加隔板防耗子,這種本土化的靈活性,只有工廠在當地才能實現。
卓立:您還提過“流浪工廠”,我想到一個詞“出海游民”,很多企業出海后,因為關稅、市場等原因,不得不頻繁遷移工廠,這對企業能力和效率都是巨大挑戰,這種現象會持續多久?
林雪萍:會長期持續。因為貿易戰會成為常態,低關稅時代一去不復返,制造業本身就有“游牧特性”——總是尋找成本洼地,等當地成本升高,就會再次移動。而且,中國企業現在的出海,才剛剛開始,未來多工廠、多區域布局會成為常態,“流浪工廠”其實是中國全球化進程加深的表現。
卓立:但頻繁遷移,效率損耗是必然的,企業怎么彌補這種損耗?
林雪萍:有兩個方向。第一,移動雖然增加了成本,但也可能獲得更高的價值,比如去墨西哥建廠,成本比國內高,但產品價格也更高,依然有利潤空間。
第二,企業出海后會“基因突變”,比如一家做減震包材的企業,去墨西哥后,應鏈主要求做包裝箱,借助國內供應鏈優勢,三個月就搞定設備,最后成為IBM、戴爾的供應商,獲得了新的利潤來源。所以,出海不要只盯著初始訂單,種子訂單能讓企業“虧著活下來”,后續會有更多意外機會。
卓立談
其實“流浪工廠”的背后,既有制造業的本質特性,也有中企出海的必經之路——雖然有效率損耗,但也能倒逼企業成長、催生新機遇。
不過出海之路,從來不是“有工廠就夠了”。
工廠是載體,人才才是真正能讓工廠落地、讓業務生根的核心,是這場全球化遠征中最關鍵的變量。
沒有合適的人才,再好的工廠布局、再大的市場機會,也很難落地見效,那么這道繞不開的人才難題,到底該怎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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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海不缺人,缺投入
卓立:您訪談了三百多位出海人員,到底什么樣的人才,才是能跟著一起出海打仗的核心人才?
林雪萍:企業總喊缺人,其實不是真沒人,是對人才不夠重視、也不肯投入。很多一把手沒把出海當成第二次創業,只是當成一項任務,既不給出海人才合理的估值和激勵,也不做系統培養。
派出去的人往往是臨時點將,沒有認知防御,不了解當地文化、法律、財務和人文風險,相當于“裸奔” 上陣。那些在海外踩的坑,大多不是必然的,而是企業前期投入不足造成的。我常說,出海咨詢費至少要加兩個零,才夠真正解決問題。
卓立:確實,企業嘴上都說人才重要,行動上卻幾乎零投入,本質就是缺投入,不是缺人。
林雪萍:企業要做的很明確:一是轉變認知,把人才培養上升到長期戰略;二是建立培訓、輪崗、帶教體系,提前幫人才熟悉海外環境;三是配套合理激勵,薪資、補貼、晉升到位,讓人才愿意去、留得住、干得好。
只要企業愿意投入、用心培養,就一定能帶出能打仗的出海團隊。人才到位,中國企業才能在全球化路上真正走穩走遠。
卓立:那如果我是一個愿意投入的老板,我選誰呢?這個人的特質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林雪萍:首先要有共情能力,不能總拿中國思維套當地市場;其次是快速學習能力、社交型能力,適應政策、市場和文化變化、能融入當地;還要有極強的抗壓性和韌性,面對虧損、合作不順、地緣變化都能扛住并調整。
卓立:海外管理者很容易陷入孤軍奮戰,特別孤獨。
林雪萍:孤獨是一方面,更關鍵的是他不知道怎么跟總部處理。總部其實不了解海外情況,所以外派管理者要學會向上管理——不是控制監督,而是告知和共情。要花時間把海外情況反饋回去,讓總部領導、HR、財務、合規都了解到現場情況。
向上管理不只是管你的直線,還要管你的平級。比如你要在海外換一個供應鏈,就得自己估算切換成本,去說服研發部門為什么這么干、有什么好處,而不是等領導批了再壓給研發。
卓立:其實就是話語體系的同頻,把信息差盡可能拉平。
林雪萍:沒錯。日常遇到有意思的事,你說是匯報也好、告知也好,讓總部不知不覺了解現場是什么樣。否則老板永遠理解不了你為什么效率低、花錢多——比如墨西哥發周薪,工人周五拿了錢就去玩,周一不回來上班;土耳其一年要談四次工資。這些事你必須讓總部知道。
卓立:對,一定要把真實情況跟總部對齊,這個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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