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圓桌 | 答好“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這道題

編者按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把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強調“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社會治理”概念，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取得重要成就，續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十五五”期間，如何進一步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建設保障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在第十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來臨之際，本報約請三位學者研討交流。

■主持人： 陳 瑜 本報記者

■嘉 賓： 文 軍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

王道勇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彭 勃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視覺中國

主持人：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把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強調“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在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如何深刻理解“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的重要意義和豐富內涵？

王道勇：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是“十五五”期間推動高質量發展，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的關鍵抓手和重要目標。增強經濟韌性，讓中國經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破浪前行有了更強大的底蘊和動力；增強社會韌性，讓中國社會秩序在快速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有了堅韌的基座和資源。我們強調的是“經濟和社會韌性”，是經濟韌性與社會韌性融為一體、合二為一的，兩者是和合共濟、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辯證關系。這種韌性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面向，是衡量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表征，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支撐變量，集中體現在支撐力、耐受力、反彈力和修復力等維度上，即能夠提供強大而持久的發展動力支撐，能夠有效耐受極大風險的反復挑戰，能夠在極限測壓事件發生后迅速實現反彈復原，能夠在運作體系和運行機制受損后快速修復；最終表現為在以上四力的共同作用下，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化危為機，乘機進行迭代升級，從而達到更高發展境界，實現更大經濟產出，讓人民享受更多民生福祉。

文軍：“韌性”在社會學視域中，指向的是社會系統在面對內外部風險時，所展現出的緩沖能力、適應能力與制度性學習能力，它常常用以描述社會系統抵御沖擊、維持穩定并從危機中恢復的能力，是一種內生于社會結構中的動態調節機制。“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首先需要將其置于“風險社會”不斷深化的時代背景下審視。當前，全球不確定性加劇，各類風險呈現系統性、復合性特征，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疊加。在這一背景下，韌性建設已超越應急管理的技術范疇，成為一種前瞻性的制度能力建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維度。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經濟韌性”與“社會韌性”是相互支撐、相互嵌套的有機整體。“經濟韌性”側重于產業體系、技術鏈條與金融系統的抗壓與修復能力，其背后實則依賴社會信任、組織協同與治理效能所提供的深層支撐。而“社會韌性”則更聚焦于社會系統的“自組織”潛能與“吸納”能力：它既體現在橫向的社會信任網絡與社群資本積累之中，也體現在縱向的社會政策托底、流動渠道暢通與基層治理靈敏回應之上。一個高韌性的社會，往往具備多元利益協調的制度化通道、能夠快速動員的社區行動單元，以及在危機中維系社會穩定的文化認同。這種從“個體抗逆力”到“制度響應力”再到“系統學習力”的層層遞進，構成了社會學理解“韌性”的核心邏輯。

因此，“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核心要義在于推動社會治理從被動應對風險的“應急響應”轉向主動建構秩序的“制度能力”，使社會系統在不確定環境中仍能維持結構穩定與功能運轉，從而實現發展與安全在結構層面的有機統一，使整個經濟社會系統的根基更穩、韌性更強，以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彭勃：社會韌性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切身利益與幸福生活，通過健全民生保障體系、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提升基層治理效能，能夠在各類風險挑戰面前守住民生底線，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會韌性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穩定環境與良好預期，保障要素有序流動、市場平穩運行。社會韌性更是國家長治久安的穩定器和壓艙石。

社會韌性的豐富內涵，首先體現在社會協同協作、補位互強的靈活應對能力。面對各類突發風險與復雜挑戰，社會各領域、各群體打破壁壘，密切配合，在分工基礎上高效協同，形成“上下聯動、左右互補”的應對格局。其次，社會韌性體現為多方參與、人人盡責的資源調動能力，通過充分調動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廣大群眾等多元主體積極性，打破單一治理模式，靈活整合各類治理資源，形成“多元聯動、共建共享”的治理合力。再次，社會韌性體現為凝聚社會共同體、以共識化解分歧的包容能力。立足社會共同體建設，尊重多元訴求、包容合理差異，通過凝聚價值共識、暢通溝通渠道，化解社會分歧、縮小發展差距，筑牢“休戚與共、命運與共”的社會根基。最后，社會韌性體現為堅韌向上、百折不撓的社會心態與價值韌性，培育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弘揚不畏艱難、迎難而上的奮斗精神，引導全社會在困難面前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為社會抵御風險、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精神支撐。

主持人：如何處理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是一道世界性難題。“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確保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從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視角，如何把握“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的核心要義？

文軍：從實踐創新的視角來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形成了若干具有理論自覺意義的創新探索。比如，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制度化路徑，將黨的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其深層邏輯在于通過“結構性嵌入”解決基層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條塊分割”與“資源懸浮”困境。再比如，“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提出，超越了單純依靠制度管控的剛性治理模式，構建了“參與-規范-認同”三位一體的秩序生成機制。自治激活社會主體性，法治劃定行為邊界，德治則通過價值共識降低協調成本，三者耦合形成的“復合型治理”格局，是社會秩序兼具穩定性與彈性的重要制度保障。

從理論創新的視角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在學理層面貢獻了若干具有范式意義的原創性概念。比如，“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提出，超越了西方治理理論中“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轉向“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結構性安排，體現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價值取向。這一概念的社會學意涵在于：秩序不是外在于社會的強制，而是內生于多元主體互動中的制度化共識。

因此，“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的核心要義在于：我們既不能走西方“強社會、弱國家”的多元主義路線，也不能回歸單向度的管控模式，而是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性”為價值引領，構建起“國家-社會-市場-公民”等多維互嵌的治理結構和不確定性風險應對機制，走出一條兼具中國文化底蘊與制度優勢的現代社會治理新路。

王道勇：核心要義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社會長期活躍有序的根本政治保證，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的最大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擺脫了米格代爾的“弱國家-強社會”之說和帕特南的“強國家-強社會”組合的思維桎梏，既有別于西方國家個體本位論下的“共治合作”，也有別于一些發展中國家權威論下的“權威依附”，是一種“一核多元”式社會治理主體關系結構。

二是堅持人民至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是一條黨帶領人民一起開創、完全為著人民的道路。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落腳點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創新社會治理，最終是為了讓群眾得實惠，努力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是堅持社會治理主客體的辯證統一。當以社會治理創新來保障和改善民生、規范社會行為、協調利益關系時，人民群眾就以社會群體成員或者一個個鮮活個體的形式，成為社會治理的客體。當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過程時，人民群眾就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因此，社會治理主客體是在互構共生基礎上的辯證統一，在實踐中實現主體與客體互為條件并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相互促進。

四是堅持從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轉型。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雖是一字之差，卻標志著黨的執政理念在社會領域的重大轉向。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五是堅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治理基本關系。社會治理的核心是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有序。要處理好維權與維穩的關系。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要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呈現出活力和秩序有機統一的局面，樹立動態的、法治的、持續的社會穩定觀。要處理好自治、法治和德治之間的關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

彭勃：首先，堅持底線思維，牢牢守住社會秩序的紅線，健全風險防范和矛盾化解機制，確保社會大局穩定，為發展營造安全可靠的環境。其次，充分發揮社會活力與群眾積極性。再次，以制度和法治為保障。用強韌制度規范權力運行、界定行為邊界，為活力與秩序的良性互動提供穩定支撐，構建有利于創新創造的秩序環境。

從理論創新層面看：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社會治理的核心是保障人民主體地位，目標是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讓社會治理始終圍繞群眾需求展開。第二，明確黨的領導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發揮引領作用。第三，突出社會治理的戰略規劃和統籌協調。堅持系統觀念，將統籌兼顧作為重要方法，平衡秩序與活力的關系，通過科學規劃和協同推進，實現二者相互支撐、相互強化。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決溫飽后的第一需求，是極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發展環境。”如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建設保障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文軍：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至少需要在制度建構、結構治理與行動邏輯三個層面來實現協同。

一是推動治理重心下沉，構建“社會自治”與“行政主導”相互賦能的制度形態。平安不能僅靠政府單向供給，必須激活社會自身的秩序生成能力。社會學研究表明，秩序的最穩固形態往往來源于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共識與互惠，而非單純的外部強制。因此，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本質上是將平安建設的社會根基嵌入基層社區和人際網絡之中，使其具有自我修復和持續生產的韌性。

二是堅持結構治理，從源頭消解社會失序的深層誘因。許多社會學研究揭示了犯罪、沖突與社會失序往往根植于結構性不平等、利益表達渠道受阻以及社會心理失衡。因此，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設，需要與收入分配優化、社會流動暢通、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健全等制度安排深度耦合，在源頭上實現“平安”與“民生”“發展”的內在統一。

三是健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強化基層治理行動的制度化吸納能力。“楓橋經驗”表明，完全可以通過制度化的調解機制將矛盾消解于基層，避免風險外溢與疊加。當前，需要進一步推動調解、仲裁、信訪、司法等渠道的功能整合與程序銜接，提升基層對多樣化訴求的制度吸納能力，使“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不僅成為工作方法，更成為制度常態。

總之，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建設的要義在于，將人民對安全的第一需求轉化為以共建共治共享為路徑、以制度韌性為保障的社會治理實踐，使平安成為內生于社會結構、可自我維系的發展基石。

王道勇：當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為安全的國家之一，平安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張金名片。如何更上一層樓，構建起一套更加科學、精細、敏捷、有力的治理體系，實現從“有治理”向“優治理”的躍升，成為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新的重大命題。要努力構建以人民為中心、價值引領與能力支撐并重、具備動態適應性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最終達到更高效、更優質、更協調有序、更具韌性的治理境界。

以社會工作為主要抓手。以強有力的社會工作不斷提升新興領域治理效能。聚焦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尤其是商圈樓宇和園區治理。加強新就業群體服務管理和關心關愛，加強社會組織培育管理，推動行業協會商會改革發展，發展志愿服務等，努力營造一個又一個有著堅實共同利益和強大共同意志的新興社會共同體。

夯實基層社會治理根基。基層社會治理效能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治理成效的集中映射。在基本進路上，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在制度建設上，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在目標導向上，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堅持和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支持群眾依靠自身力量解決社會治理中的問題。落實“四下基層”，完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等做法全方位賦能賦權基層社會。強化市民熱線等公共服務平臺功能，實現公共服務供需之間的有效對接，實現基層治理過程中主客體間的內嵌式社會賦能和社會合作。

確保重點治理領域持久安全。要持續開展領導干部接訪下訪，深化社會治安整體防控體系和能力建設，發展壯大群防群治力量，加大掃黑除惡常態化、電信網絡詐騙、毒品犯罪等方面工作力度，從社會整體角度加大對社會心態的引導力度，從個人角度建立對個人的心理危機的干預機制，推動社會整體、個人之間、個人與內心之間的平和寧靜和富有活力。

彭勃：堅持辯證思維和統籌戰略。堅守人民安全根本宗旨，統籌安全與發展、活力與秩序，將安全治理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環節，在高質量發展中筑牢安全屏障，在高水平安全中釋放社會活力，實現人民安居樂業與社會有序運行的動態平衡。

以整體型治理破局增效。構建全周期、全鏈條安全治理體系，統籌風險預警、應急處置、事后恢復全流程，明晰各主體權責邊界、精準發力，破解碎片化治理難題，推動跨層級、跨部門協同聯動，讓安全保障全方位覆蓋人民生活各領域、各環節，實現安全治理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防控、系統治理轉變。

堅持以有為政府為平安兜底護航。強化制度供給與基層治理賦能，推動治理職能下沉基層網格，聚焦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抓實抓細基層安全防控，筑牢基層安全防線；依托數字技術賦能治理，搭建高效便捷的安全治理平臺，提升風險預判、快速響應和精準處置能力，以高效履職守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強化政府兜底保障作用。

以平安共同體凝聚建設合力。堅持黨建引領，匯聚政府、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的多元力量，培育全民安全共識，廣泛開展安全宣傳教育，提升群眾安全意識和參與能力，拓寬群眾參與平安建設的渠道，健全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治理格局，凝聚起共建平安、共護平安的強大合力。

原標題：《學術圓桌 | 答好“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這道題》

欄目主編：楊逸淇

本文作者：文匯報 陳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