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靠什么贏得尊重：不是軍事強權，而是公理與外交

本期《大變局》節目專訪羅馬尼亞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阿德里安?塞維林（Adrian Severin），深度探討中國追求“公理之力、外交之力”所展現的全球意義及其對國際秩序重塑的深遠影響。主要內容節選如下：

《大變局》：

您訪問過中國多少次？這次來訪，您有什么新的體會或者與以前不同的發現？

阿德里安·塞維林：我來華的具體次數很難說，因為我沒有專門計算過。我首次訪問中國是在1990年。中國的發展令人驚嘆，甚至“驚嘆”這個詞都不足以形容，實在令人印象深刻。同樣讓我感觸深刻的是，這種發展與進步根本上源于中國自身的努力與智慧。中國的許多成就是頂著外部勢力的反對而實現的。中國的崛起并非受到世界上所有人的歡迎與支持，但這恰恰令我為中國的發展而感到更為震撼。

我曾探訪中國許多重要的文化遺址，也到過不少其他地方。有人說中國是一片“大陸”，也有人說它是一個“星球”，而我認為中國是一個“宇宙”。人們窮盡一生也難以完全參透一個宇宙的奧妙，但我已經窺見并領略了這個“中華宇宙”的若干風景。我十分敬佩中國的非凡發展歷程。

《大變局》：

您曾擔任羅馬尼亞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回顧過去，哪些經歷或時刻對您的外交理念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

阿德里安·塞維林：原則上，我認為任何國家都擁有兩支“軍隊”：一支是傳統意義上的軍隊，另一支則是由外交官組成的隊伍。軍隊在戰爭時期才真正投入行動，而外交隊伍則時刻都在發揮作用，甚至在戰爭期間可能更為活躍。

在與中國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的互動中，我獲益良多，深受啟發。我相信外交隊伍比軍隊更為重要。當然，發展軍事力量是必要且應當的，每個國家都在這樣做。任何外交努力的最終保障手段都是軍事力量。但在中國的國際關系理念中，軍事手段始終是最后選項，而非首要選擇。中國所追求的是公理之力、外交之力，而非軍事強權。我認為這一點至關重要。

這種理念對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中國將主要精力用于經濟社會發展。同時，這對國際關系也至關重要。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有些國家能夠贏得戰爭，卻無法贏得和平。若無法贏得和平，贏得戰爭便毫無意義。事實上，某些勢力希望看到無休止的戰爭，因為他們并非尋求建立新秩序，而是企圖通過兜售武器、壯大軍工復合體，甚至希望通過分裂世界來實現更便利的統治與控制。

我認為，各國應盡可能少地訴諸戰爭手段。這正是中國的處世之道。這種理念啟發并鼓舞我采取同樣的立場，這也始終是我的個人信條。

《大變局》：

您曾將中東歐地區稱為“連接東西方的橋梁”。您如何看待羅馬尼亞在推動東西方之間增進理解、加強合作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阿德里安·塞維林：在東西方溝通方面，羅馬尼亞是橋、可靠門戶和穩固錨點，同時也是一個優秀的“解讀者”：既向東方闡釋西方的思想，也向西方傳達東方的訊息。它是中國“航船”在歐洲“大港灣”中的最佳錨地。我們確實比其他一些西方人更理解東方的哲學思想與思維模式；同樣地，跟遠東地區的人相比，我們可能更了解西方的思維方式。因此，羅馬尼亞扮演著促進東西方相互理解的重要角色。

《大變局》：

中國與羅馬尼亞雙邊貿易額已連續四年突破百億美元。在當前全球性挑戰下，您認為兩國經貿關系仍能保持穩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阿德里安·塞維林：首先，我認為任何政策的可持續性，并非源于單純的選擇，而是源于現實的必要性。羅馬尼亞人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敬意。我們認為在全球大國中，中國始終站在羅馬尼亞一邊，始終對羅馬尼亞保持友好，甚至有時不僅僅是友好，還給予我們切實幫助。可以說，中國在國際關系中曾為支持羅馬尼亞而承擔風險，尤其在羅馬尼亞面臨困境或威脅之時。羅馬尼亞人民了解并銘記這一點。這就是為何在當前國際環境帶來諸多困難的背景下，兩國關系仍能持續深化。

作為歐盟和北約的成員國，羅馬尼亞當然需要與盟國政策保持協調。但在我看來，這種協調有時可能過度了。我們是這些組織的正式成員，完全有權表達異議，并非必須永遠表示贊同。我們并非他國的附屬，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作為平等伙伴，我們理應表明有些事對我們而言不可接受，或不符合我們的立場。令我欣慰的是，我們至少在言辭層面已作出這樣的澄清。例如我們明確表示：“中國是我們的戰略伙伴。在涉華問題上，我們對盟國政策的協同是有限度的。我們可以支持其他政策或計劃，但絕不會支持任何損害中國利益的行動。”

我們期待中國更深入參與羅馬尼亞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希望在信息技術領域深化與中國的合作。對于合作項目，不管是不是在“一帶一路”框架的名義下，我們都抱有濃厚興趣。

歐盟尚未充分認識到，若它想在世界舞臺真正發揮作用、躋身全球主要力量的行列，就必須與中國開展全面、深入且廣泛的戰略合作。我再次強調，除了中國，別無他選。當然，某些政客面對正確的問題，正在給出錯誤的答案，但歷史潮流終將推動他們走向正確的方向。

這些錯誤的答案只是暫時的，因為作出這些錯誤回答的人難以在政治舞臺上長期立足。我們不應感到氣餒。那些自以為能統治世界、孤立世界的人，實際上正在孤立他們自己。

《大變局》：

您如何看待中東歐國家在中美關系中的應對策略？

阿德里安·塞維林：實際上，羅馬尼亞人或多或少被視為“次等歐洲人”。即便在對華關系上，歐盟層面也存在某種歧視。像德國或法國這樣的國家，若想深化與中國的對話、來華洽談，完全不會遇到障礙。但歐盟委員會卻以最嚴厲的措辭建議我們不要與中國直接發展關系，而必須通過歐盟機構進行往來。然而在這些機構里，我們在對華關系上的利益訴求基本上都被無視。

歐盟沒有公平對待羅馬尼亞。自主發展對華關系能夠彌補歐盟未能給予我們的發展機遇，但歐盟不允許羅馬尼亞這么做。這是一場斗爭，是我們自身利益與歐盟指令之間的斗爭。那些來自歐盟總部的命令，實則反映了歐盟內部不同西方成員國的利益。我們必須抗爭，必須贏得抗爭。我堅信最終我們會取得成功。

但目前，這些障礙限制了羅馬尼亞落實與中國共同規劃和達成合作方案的能力。不過無論是中國還是羅馬尼亞都絕不應放棄這些合作項目。我要再次強調，我們任何一方都不應放棄。中國不該說“好吧，這太難了，不可能實現，我們放棄吧，試試別的方案。”實際上，中國完全有能力在多方面探索的同時，不放棄這段對雙方都至關重要的關系。我們雙方的合作終將取得勝利。

如今，地緣戰略博弈的格局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在蘇聯解體后，隨著中國崛起、印度等新興力量的出現、非洲及亞洲地區的力量增長、土耳其重拾戰略自主意愿等，世界格局已然不同。因此，美國認為有必要在全球其他地區投入精力與資源以獲取利益，而非與歐洲綁定。

一方面，現在歐洲能提供給美國的資源很有限，這導致美國正在考慮是否不再理會歐盟。當然，美國絕不愿在離開后留下一個強大的歐洲。正因如此，即便是這場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實質上也是針對歐盟的“戰爭”。歐盟在經濟上已被迫屈膝，這至少是被卷入戰爭所導致的直接后果。

另一方面，美國能向歐洲提供的東西已經缺乏實質吸引力。不久前，美國的“核保護傘”還算一種保障，但美國繼續提供或維持這一“保護傘”以確保歐洲安全的可能性正變得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歐洲的安全并未受到太大威脅。歐洲唯一富余的東西就是債務。我不認為有人會為了接手債務而來征服或攻擊歐洲。除此之外，歐洲人能提供的東西實在有限。美國能給歐洲的東西也很少。美國并不熱衷于繼續確保歐洲安全，尤其是軍事安全。它提供給歐洲的能源安全代價極其高昂，正在摧毀歐洲經濟。

美國還能提供什么？從技術進步的角度看，我認為世界上有許多更好的選擇。總的來說，美國現在能提供給世界的只有售賣武器來發動戰爭，而這些戰爭并非武器購買方自己的戰爭。所以，歐洲砸錢購買武器，打的卻根本不是我們自己的戰爭。

美國還能提供什么？美國的許多產業都在中國。特朗普總統帽子上寫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恰恰意味著他承認美國已不再偉大，否則就該寫“讓美國保持偉大”了。特朗普總統希望美國重現輝煌，他有這樣的想法也是合理的，因為這份輝煌已經消失。但我幾乎可以肯定，就連那頂帽子也是中國制造的。

美國債務規模驚人。其所能提供的或許就是讓人購買這些債務，最終通過美元貶值來削減債務價值。美元的實際影響力正在持續衰退。若美國凍結甚至沒收俄羅斯在美銀行的資產，將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譽造成又一次沉重打擊。曾幾何時，美元與“美國夢”、好萊塢、美國經濟、美軍共同構成確保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支柱。

然而如今，美元不再是確保全球經濟健康的真正支柱，反而正在侵蝕全球經濟的健康根基。“美國夢”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各國人民有了屬于自己的夢想，“美國夢”已風光不再。那么美國還能提供什么？只剩軍隊了。但如我所言，美國軍隊無法贏得和平。

為避免誤解，我要澄清一點，我并非反美主義者。我認為，若美國崩潰并被排除在新世界秩序建設進程之外，那將是糟糕的。然而目前，美國正在制裁和孤立所有其他國家。實際上，它越是制裁和孤立所謂的“壞的國家”，就越自我孤立。美國已非全球多數的代表，反而正淪為國際社會的少數派。這對其自身不利，對任何國家都不利。

我希望美國能認識到現在已經是不同的歷史時刻。它必須學會順應時代潮流。過去已成云煙，未來必然屬于亞洲和亞洲國家，我認為最主要的是中國。

《大變局》：

在訪問中國貴州省時，您曾提到橋梁不僅是技術上的杰作，更是連接人類情感的紐帶。您認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將如何促進羅馬尼亞的經濟發展并加強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系？

阿德里安·塞維林：確實如此，我認為還存在一條聯結精神與文化的“一帶一路”紐帶。道路與橋梁不僅有助于商品、服務和資本流通，而且能夠幫助傳播思想、情感、文化。這具有深遠意義。我們當然會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但同時能通過與其他國家對照，更清晰地認識自身特質。這并非為了區分優劣，而是為了相互啟迪。我們既能實現和而不同，也能在深化理解中和諧共生。

因此，中國國內修建的每座橋梁都使你們與世界更緊密相連；而中國在境外建造的每座橋梁，都讓我們在精神層面相遇相知。當我真正理解你時，縱使存在分歧，也不會心生憎惡；當你真正理解我時，即使不認同我的某些習慣，也不會懷有敵意，反而會嘗試以體恤之心相待。

《大變局》：

您曾提到，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凝聚形成了構建更美好世界的新愿景。在您看來，中國文化的哪些方面對其現代化道路產生了最為深遠的影響？這些文化特質又如何為世界啟迪新的愿景？

阿德里安·塞維林：古老的中華文明依然充滿生命力，如今正是你們根據自身文化傳統啟迪世界秩序的時代。中國文化傳統蘊含著和諧、團結、仁愛、共同發展等理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在建造橋梁，而不僅是生產汽車。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卻在制造武器而非修建醫院。

一個主要制造武器而非修建醫院的國家，其主導地位能維持多久？答案顯而易見：不可能永恒。當前正是我極為尊重并欽佩的中國模式發揮作用的時刻，我認為中國模式對于世界是必不可少的。我們身處一個失衡、不公、缺乏同情、且動蕩的世界。我們必須建立不同的秩序，哪怕舊秩序的掌控者美國對所謂“美國治世”時代的逝去感到不快。

我理解美國的不悅。位居第一固然令人愉悅，但有時成為平等群體中的一員也同樣美好。在平等中爭先，我們皆可為先，但不必通過壓制他國來實現領先。我們可以通過啟迪、幫助、激勵他國而卓越，而非通過制裁。我始終主張激勵而非制裁。若別國的行為方式不合我意，可以通過激勵來讓別國調整，而不是施加制裁。這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這正是中國文化提供的啟迪性貢獻。

《大變局》：

習近平主席于2025年9月1日在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您如何看待這一倡議在應對當今全球性挑戰方面的作用？

阿德里安·塞維林：中國在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之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在我看來，這是對前三大倡議的合理補充。沒有遠大愿景，就難以建立新秩序。據我所知，當前，中國是唯一提出系統性愿景的國家。當然其他國家也有各自的理念，從不同的角度批判舊秩序，并提出過修補舊體系的一些零散建議，但卻沒有提出過愿景。

新秩序的建立離不開人的參與，我們需要受過教育、有覺悟的人。在中國及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已經涌現出大量能夠理解、發展并踐行這一愿景的受教育群體。同樣重要的是，任何愿景若沒有制度支撐就難以持久，而全球治理倡議的核心正是建構制度。

我們當初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如今卻隨處可見新的貿易壁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機構，它們是否真正推動了全球發展？事實恰恰相反，這些機構仍被那些已不再貢獻全球主要產出的國家所操控。但世界格局已發生深刻變革：中國的生產能力躍居世界前列，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已超過七國集團。然而七國集團卻仍試圖主導世界并繼續控制國際金融機構，更不用說上述金融機構正從全球性組織蛻化為全球寡頭體系，淪為為少數強國服務而非造福全世界的超級國家寡頭工具。

因此，所有國際機構都面臨改革或被替代的選擇。若無法實現改革，就應以新機制取而代之。上海合作組織正是新世界秩序制度建構的起點，金磚國家也是。這一切才剛剛開始，這是一個漸進過程。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現行秩序中哪些東西已經過時，以及我們應當推動怎樣的變革。

《大變局》：

全球南方國家將在推進全球秩序改革進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阿德里安·塞維林：我們都必須摒棄某些固有偏見。西方長期深陷于一種優越感心態，總試圖教導他人；而一些全球南方國家至今仍受自卑心理困擾。全球南方應當認識到，現在不僅是全球南方貢獻力量的時代，而且是承擔引領責任的時代。我認為特別是中國應以自身的方式，而非美國的方式，發揮引領作用。

我一直強調，我們不需要第二個美國。我們需要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啟迪者，而非強加者；激勵者，而非制裁者；凝聚者，而非排斥者。這些中國特色并非今日憑空創造，而是歷經數千年文明積淀所形成的寶貴特質。

《大變局》：

在擔任羅馬尼亞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期間，您曾頻繁接觸中國官員。相比過去，您是否覺得中國當前的外交風格發生了變化？

阿德里安·塞維林：我認為中國始終保持著獨特的外交風格。在國際交往中，中國展現出一種特有的莊重氣度。我清晰記得，習近平主席就任中國國家主席后首次訪問歐洲時，我曾在比利時布魯日親耳聆聽他發表的一場極為精彩的演講。那是在他任期伊始的一次卓越演說。能受邀現場聆聽，成為最早直接領悟習近平主席重要理念的人士之一，我深感榮幸。自那時起，我便持續關注他的外交風范、政策、決策與重要論述，并從中認識到一個至關重要的特質：習近平主席的戰略視野具有高度的連貫性。

《大變局》：

您對中國、中國人民以及中國領導人的總體印象是什么樣的？

阿德里安·塞維林：但凡了解中國人民所取得成就的人，無不為之驚嘆。中國領導人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緊密聯系尤其令我印象深刻。西方往往難以真正理解這種聯系。當我們不愿承認差異存在時，往往誤以為差異意味著他者的低下，卻忽略了這只是文明形態的不同而已。

我們不應忘記，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治理這樣一個大國，與治理一個僅有數百萬人口、數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的國家截然不同。在這里，領導人與人民之間的關系也必然具有獨特性。那是一種對領導者的尊重與領導者保障人民平等權利的義務之間形成的深刻聯結。領導者肩負著保護人民、為所有人創造平等環境、讓每個公民都能享有同等福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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