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園50號，后院的那棵核桃樹還在嗎

文 | 徐泓

燕南園50號，位于燕南園西北角，緊靠園子西出口大下坡。一溜兒中式平房建筑，坐北朝南，前面的庭院很大，幾乎延伸到64號的院子。據(jù)說，最早的時候它是獨立在外的，有松墻、樹木甚至磚墻相隔，從燕南園里邊不能進入50號。

“最早的時候”是什么時候呢？據(jù)查1937年以前的檔案資料，沒有燕南園50號，1938年至1941年檔案缺失。1942年至1945年燕京大學被日軍封校。唯一的線索是在燕大教職員檔案中發(fā)現(xiàn)：燕大心理系教授沈乃璋1947年10月在家庭住址一欄填的是燕南園50號。由此可見，50號是在1945年燕京大學復校后正式列入燕南園宿舍區(qū)的。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以后，北京大學對燕南園宿舍區(qū)沿襲了這個介紹：“內有17棟小樓，50號至66號。”

我要好好寫寫燕南園50號，因為在這里住過一位我最尊敬的長者與前輩：江隆基書記。雖然他在燕南園里僅住了七年（先在57號，后在50號），但他一度是燕南園里的“靈魂人物”，在全校更被稱為“北大的穩(wěn)定器與壓艙石”。在50年代那個運動頻仍、“左”傾思潮泛濫的時期，他擔任北大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實事求是、尊重教育規(guī)律，以穩(wěn)健務實的治理，穩(wěn)住了北大根基、保護了學術元氣、奠定了新北大的運行框架。在北京大學歷屆校長中留下了最好的聲名，成為新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深受知識分子敬重的杰出領導者。

一

江亦曼，江隆基、宋超夫婦的女兒，搬進燕南園57號時不滿七周歲。她記得那是1952年國慶節(jié)過后的一天，一輛蘇式吉普車，車尾掛著一個拖斗，里邊裝著他們的全部家當：兩個木板箱、兩只皮箱、幾條細麻繩捆著的鋪蓋卷，車里坐著爸爸、媽媽、她，還有不滿周歲的妹妹小召，一路駛進燕南園。

57號留給她的第一印象：一座雙開門式的古典宅院，門口有一對小石獅門墩，院墻上爬滿紫藤，三棵老松樹挺立院中，后院還有一棵枝葉茂密的核桃樹。走進屋里，房間真多，她出這門進那門，東瞧瞧西瞅瞅，故意將木地板踩得蹬蹬響。這么好的房子，她做夢也沒夢到過。

多年以后，她在整理父親的筆記文稿時，發(fā)現(xiàn)父親在當年的日記中記述了57號新家：

學校給我分配的宿舍是一中式外貌、西式裝潢的住宅，里面有客廳、有臥室、有書房，有暖氣和抽水馬桶的設備。我自有生以來，從未住過這樣闊氣的房子。驟然搬到這樣的住宅里，內心頗感不安，我擔心孩子們的生活貴族化，同時警惕自己的意識里滋生某些資產(chǎn)階級的因素。自參加革命以來一貫過著供給制的生活，從來沒有為吃飯穿衣的瑣事而操心，現(xiàn)在為了吃飯、喝水，必須另起爐灶，過著小家庭的生活。這就整個制度上來說，雖然是前進了一步，但就個人的革命修養(yǎng)上來說，則可能發(fā)生某些退化的現(xiàn)象，不可不深自警惕。

江亦曼回憶，新家基本安頓下來以后，父母專門召開家庭會議，用心良苦地對她和13歲的大姐開旸說，環(huán)境變了，但革命老區(q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能丟，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能變。你們要好好學習、懂禮貌、尊重人、關心人，要艱苦樸素，不要和別人比闊氣、比穿戴、比享受。不能以校領導的子女自居，搞特殊化。你們表現(xiàn)得怎樣，別人不僅會說父母是怎樣教育孩子的，還會影響他們對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怎么看。

江亦曼上了北大附小。她比我大一歲，比我高一個年級。我很早就留意過她，因為她的名字和革命烈士趙一曼同音。直到這次寫作，我才知道她的小名叫蠻蠻，江隆基叫她小蠻，諧音成了“曼”。她確實與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經(jīng)歷 ，她1945年11月出生在延安的窯洞。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物質匱乏，靠母親煮小米糊糊喂養(yǎng)長大。她4歲就被全托進了延安保育院，1951年才回到父母的身邊，當時實行供給制，無論男女老少都穿著統(tǒng)一配發(fā)由軍衣軍褲改制的服裝，在食堂分灶吃飯（父親在小灶就餐，母親在中灶就餐）。

宋超、江亦曼、江隆基（1950年攝于西安）

江亦曼給我看一張老照片，那是1950年她與父母在西安的合影，照片上的江隆基和宋超穿著棉制服，頭戴軍帽，江亦曼也戴著一頂小軍帽，穿著小棉制服。她說：你看我像不像一個“紅小鬼”？

北大附小的同學以及燕南園里的玩伴兒，談起記憶中的江亦曼：正直、勇敢、愛幫助人，當過“二道杠”（少先隊中隊長）。她活潑開朗，說話大嗓門兒，只要有她在，永遠有快活開朗的笑聲。不少同學去過江家，印象中很簡單很樸素。見過江伯伯的，則形容他是一個陜西漢子，高且壯，嚴肅但很和氣。

那個時代的我們純真，腦子里沒有彼此的父母干什么的概念，但對江亦曼的父親略知一二，因為江隆基是新中國成立后從解放區(qū)來北大工作的第一位中共黨員領導干部。

在這次寫作中，通過梳理歷史資料，我才知道江隆基在中共黨內資格很老，他為解放區(qū)教育事業(yè)做過重大貢獻。他1927年6月加入共產(chǎn)黨，同年9月留學日本，次年3月入明治大學讀書，同時積極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后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捕后被驅逐出境。1931年留學德國，入柏林大學經(jīng)濟系學習，任旅德旅歐華僑反帝大同盟書記。1936年回國后，任陜西省立第二中學校長，后在北平等地參加革命活動，曾參與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1938年后歷任陜北公學副教務長、教務長，華北聯(lián)合大學教務長，延安大學副校長，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教育廳副廳長。1950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他與中共黨內老一輩教育家吳玉章、成仿吾比肩，同屬“延安—解放區(qū)—新中國高等教育”一脈的核心領導者。

江亦曼的母親宋超，河北安國人，比江隆基小11歲，也是一位頗有資歷的老干部。她1939年參加革命工作，1942年7月入黨，先后任職抗日軍政大學二分校附中、延安醫(yī)科大學黨總支、延安大學教干科、西安女中、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等。

江亦曼說：剛到北京時，組織安排母親在北大黨委宣傳部工作。父母都不同意夫妻雙方在一個單位工作。后來母親終于調出，先后任北大工農(nóng)速成中學和北京女十一中黨委書記兼校長。兩個學校都在東城區(qū)，一個在沙灘紅樓，一個在東曉市街，距離西郊北大路程都很遠，母親就住在學校里，周末才回家。北大曾多次商量，想把母親調回北大或離家近一點的單位，都被父親婉言謝絕。他從不允許用公家的小汽車接送母親上下班。周末帶我們外出時也都乘坐公共汽車。

對57號的家，江一曼回憶，家中擺設十分簡單，父親堅決不讓學校配置更多的家具。他不講究穿著，除訪問蘇聯(lián)時做過兩套服裝，平時都穿著已洗得發(fā)白的灰布制服。父親經(jīng)常不能按時回家吃飯，晚飯總要熱好幾遍。

江隆基先生

在57號住了四年以后，江隆基又搬了一次家。江亦曼記得那是1956年底，她家搬到了燕南園西口大下坡南邊的50號。那時她家的人口增加了，除了她、姐姐開旸、妹妹小召，母親又生了妹妹燕妮、弟弟幼龍。這次搬家出自一段“三角換房”的佳話：

據(jù)有關資料記載，1956年夏天，江隆基登門拜訪住在54號（甲）的馮友蘭，看到他家人口多，居住擁擠，尤其上萬冊書籍難以安放，讀書寫作條件差，當即提出將自己的57號院讓給馮友蘭。馮友蘭推辭：一是江家人口多（有五個孩子與一位保姆），54號一層空間太小；二是“君子不掠人之美”，自己早年住過西南聯(lián)大土坯房，當前條件尚可忍受。江隆基則笑稱：“我是從延安過來的，這一層比窯洞寬敞十倍”，仍堅持換房。

雙方僵持不下，住在燕南園50號的副教務長嚴仁賡主動提議他家和馮家對換。嚴家人口少（僅夫妻二人與一女），50號為獨門獨院平房，面積夠大，只是無暖氣、無木地板，條件遜于57號。江隆基實地察看后，最終敲定了三方互換的方案，借用馬寅初校長當時提出的一個經(jīng)濟學觀點“團團轉”，也被昵稱為“團團轉”方案：即馮友蘭從54號甲遷入57號院，嚴仁賡從50號搬至54號甲，江隆基則帶著全家搬入條件相對簡陋的50號平房。

江亦曼對50號記憶也很深，因為這處建筑與燕南園有一道墻隔開，她的小玩伴、閨蜜周培源先生的小女兒周如蘋，經(jīng)常爬到墻頭上探望。“我爸說你趕快下來，她說你別告訴我爸”。江亦曼還拿出一張老照片給我看，那是1956年底或1957年初她的母親宋超在50號房前照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有一根煙囪從房門上面的窗口伸出來，正是當年燒爐子取暖的典型標志。

宋超在50號屋前

江亦曼說，自從搬到50號以后，我上坡到燕南園里面就比較少了，后來形勢開始緊張了。我記得母親一反常態(tài)，每天下班后不管多晚，都從城里趕回家。50號正對面不是有一條小路嗎，那是父親去辦公樓上下班必經(jīng)的地方，母親就帶著我，每晚在那個路口等父親。

1959年1月29日，江隆基和他的家人搬出燕南園50號，離開北大，在北京火車站登上開往蘭州的列車。

二

江隆基住進燕南園，當時北大那一屆班子的主要成員也都住在燕南園，校長馬寅初住在63號，副校長湯用彤住在與他家一墻之隔的58號，教務長周培源住在與他對門的56號，副教務長侯仁之住在61號，另一位副教務長嚴仁賡住在50號（后搬至54號）。馬寅初、湯用彤是大學者、著名的民主人士，其他三位學者當時也都是獨領一方學科的教授。他工作的起步就是從燕南園這些鄰居開始的：

江隆基入住57號的第二天，即到63號拜訪北大校長馬寅初。那天正是中秋節(jié)，桌上擺著月餅和水果，還有四五個倒?jié)M了涼開水的玻璃杯。

馬寅初說：“兄弟一生不抽煙不喝酒，也不喝茶水。兄弟浙江紹興人，好茶有的是，偏偏無緣，兄弟就愛喝個涼開水。”初次見面，江隆基就被他滿口“兄弟長”“兄弟短”逗笑了，暗喜自己遇到了一個胸懷開朗、容易共事合作的長者。

1952年10月4日，北京大學在新校址燕園舉行開學典禮。

馬寅初校長向全校師生介紹新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他說：隆基同志是一位老黨員，是一位有豐富經(jīng)驗的教育家。他來北大，北大很幸運，我們很幸運。

他還幽默地補充：抗日戰(zhàn)爭時期許多外國朋友說“中國的文化在延安”，而延安大學又是延安的最高學府，是文化中心的中心。隆基同志當時擔任延安大學的校長，那是有著最高文化的同志。這一番生動風趣的介紹，引起了全場師生的笑聲、掌聲和歡呼聲。北大老人們回憶：那天“大飯廳擠得滿滿當當，幾乎全校都來了”。

江隆基的講話誠摯而熱情：北京大學是我的母校，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在北京大學，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也是在北京大學。在離開25年之后，今天又回到北京大學，我是回娘家了。

江隆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念了兩年書，準備升入經(jīng)濟系，1927年在北大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秋赴日留學。1930年初，因組織學運，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從日本被驅逐回國后，在北平擔任中共沙灘街道支部書記，就活動在紅樓北大內外。青年時代的印象刻骨銘心。北京大學對他來說，是有特殊感情的。

江隆基先生

這次重回北大，江隆基面對的形勢錯綜復雜，一是要改造舊大學，而且是北大、清華、燕京三部分合并以后的一個大攤子；二是要改造知識分子，燕園集中著一大批文理科頂尖的教授學者。他說：北大的改造，對我是一件陌生而嶄新的工作。

他是怎么做的？“隆基同志最突出的品質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按教育規(guī)律辦教育”。

什么是按教育規(guī)律辦事？就是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

江隆基被公認為中共黨內少有的具有“教授治校”理念的領導。基于他數(shù)年在日本和德國留學的經(jīng)歷，對現(xiàn)代大學教育制度有一定了解和認同，江隆基在1957年4月市委宣傳工作會議小組會議上的發(fā)言中說:辦學校依靠誰的問題，北大黨內曾反復討論過。黨委在學術上要依靠老教授是明確的。搞學問、培養(yǎng)干部，當然誰的學問好，就應依靠誰。從長遠的利益看，新生力量很重要；從當前著眼，主要依靠老教師。

他認為，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專家學者云集的最高學府，要在黨的周圍團結一批業(yè)務修養(yǎng)較好，政治思想進步的 教授、講師，在校一級和系一級形成科學領導核心，以加強業(yè)務領導。要尊重和理解教師的工作，尊重每位教師的自尊心。在工作上應和他們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學習”的關系，特別是像北京大學，教師有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具有高度的自尊心，更不可操之過急。最好的團結就是最有效地發(fā)揮他們的作用。

1955年中國科學院評選第一批學部委員，評選的程序是先由單位推薦。在那些日子里，他帶領一個班子不舍晝夜地查看材料、摸底排隊，商討對策，最終在評選出的第一批172名學部委員中，北大當選27名（自然科學17人、哲學社會科學10人），位居全國高校之首。這當然與北大人才濟濟的資源優(yōu)勢有關，但也離不開江隆基高瞻遠矚的人才觀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著名美學家朱光潛雖未當選，但他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對共產(chǎn)黨的信任和了解，許多方面是從江隆基身上得到的。”

1956年全國首次統(tǒng)一評定大學教授職稱（一、二、三級），根據(jù)國務院《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等文件，各高校提名，經(jīng)高教部、衛(wèi)生部復審平衡，由國務院批準發(fā)布。評職稱，歷來是人際關系最復雜的時候，何況北大老一輩知識分子成堆，學派各異盤根錯節(jié)。作為北大評級工作的具體組織者，江隆基首先明確指導思想：在政治上信任他們、在知識上尊重他們，在思想上要耐心地、和風細雨地達到改造目的。在具體評定時堅持以學術為第一標準，是否有真才實學，不能以黨與非黨、馬列主義水平論高低，使評職稱工作順利進行。在國務院發(fā)布的名單中，北京大學擁有一級教授41人、二級教授54人，在總數(shù)上均為全國高校榜首。

在江隆基的主持下，北大黨委還制定出積極慎重地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fā)展黨員的計劃，僅1956年1至7月，就發(fā)展了季羨林、馮至、吳組緗等21位教授入黨，江隆基幾乎和每一位都曾單獨談過話。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書指出：江隆基在北大的成功，證明了一個真理：黨的領導不是壓制專家，而是要通過尊重專家來實現(xiàn)的。 他用寬厚、真誠、公正的作風，化解了政治運動對校園的撕裂，為中國高等教育史留下了一段“既紅又專、尊師重道”的佳話。

三

三位校長在未名湖畔留影：左一江隆基、左四馬寅初、左五湯用彤

江隆基主政北大，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越來越“左”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自1951年就在高校開展的這場運動，按照文件要求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清除學校的反動遺跡”。一些高校陷入人人過關的“洗澡”。但經(jīng)歷過延安整風的江隆基，深知運動中過激的作法，會造成對人格的極大傷害，帶來難以彌補的后遺癥。作為北大的掌舵人，他自上任伊始，就嚴格地把運動界定在“思想改造”的范疇之內，他強調進行思想清理而不是政治清理。思想清理就是通過學習提高覺悟認識，通過自我檢查改變自己，達到適應新政權、新時代的要求。

讓江隆基始料不及，對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竟持續(xù)不斷，一浪接一浪，愈演愈烈：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批胡風等。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批判胡適思想的社論，直接波及了北大副校長湯用彤。住在燕南園58號的湯用彤是國內外知名的佛學、哲學大師，他在老北大曾與胡適共事，交往甚篤。胡適去臺灣前親自將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一職交予他。而在新北大，他是分管文科的副校長。1954年11月13日下午，人民日報社召集一些學者參加批判胡適的會，領導要他發(fā)言。湯用彤與胡適私交深、不愿落井下石、拒絕發(fā)言。他內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據(jù)當時和他坐在一起的哲學系主任鄭昕先生說，晚餐時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當天晚上，回到家里便中風腦溢血了。

江隆基被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他緊急叫上自己的司機和校醫(yī)院的醫(yī)生，將湯老直接送往協(xié)和醫(yī)院緊急搶救，他一直等候在外。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近趕到教育部匯報，教育部又報告衛(wèi)生部，衛(wèi)生部指示協(xié)和醫(yī)院組織專家全力搶救。回校后他吩咐校辦安排人員輪流去醫(yī)院守候，直到一個月后湯老出院。江隆基從湯老的突然中風急搶救過程吸取了深刻的教訓，1954年12月1日，他在文科三系部分教師召開的座談會上，以個人發(fā)言的形式發(fā)表了如下觀點：

不可否認，學術斗爭是階級斗爭的反映。但是學術斗爭和政治斗爭顯然是有區(qū)別的，學術思想的改造是比政治思想的改造更為困難的，因此我們就需要更加穩(wěn)妥、更加耐心、更加持久的進行。不能企圖開幾次座談會，寫幾篇表態(tài)文章就解決問題，更不能采取開斗爭會、輪流檢討、過關、交代思想等簡單粗魯?shù)姆绞饺ミM行。學術批判成功與否的標志是看科學水平是否因此得到成功，搬用“三反”運動的方式或沿襲舊社會派系斗爭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是必須注意防止的。

1955年3月2日在校務委員會上，他進一步歸納出五條，明確了北京大學開展學術批判的指導思想、目的任務和方式方法：

1. 學術思想問題不能用政治運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解決，而必須用自由討論、自由爭辯的方式去解決。

2. 在高等院校開展學術思想批判的直接目的在于推進科學研究，提高教學質量，團結改造現(xiàn)有教師和培養(yǎng)新生力量。

3. 要以理服人、不要以政治聲勢去壓倒人。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同，黨員和團員不必在事先取得一致，而應同黨外人士在共同研究、共同討論中對分歧的意見逐漸取得統(tǒng)一。

4. 要提倡反批評，允許少數(shù)人保留不同意見。

5. 學術思想批判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開展學術思想批判絕不是放松團結工作，而是為了達到思想上的團結一致，以便使他們更好的為人民服務。

70年前提出的這五條，至今讀來，仍然字字千金，飽含著政治的智慧、人性的光輝。

1957年夏季的形勢到來，北大迅速成為“反右”重鎮(zhèn)。從一開始，高層就直接介入了北大的“反右”。作為北大“反右”運動的領導人，江隆基深知在如此嚴酷的大環(huán)境下，他能保護的只能是少數(shù)的一部分人了。

郭力，一位研究北大“反右”運動卓有成果的的女學者說：江隆基在“反右”中竭力對教授進行保護。她閱讀了江隆基在1957年下半年關于北大“反右”運動的幾次講話發(fā)現(xiàn)他對于“反右”分子的批判大都是按照官方口徑的宏觀指控，如果具體到北大“反右”，所提到的“右派”言行，所作所為，沒有片語只字指向北大教授“反右”。在教授中沒有“引蛇出洞”也成為他后來被批為“右傾”的一大罪名，他以傅鷹教授的“中右”標兵效應保護了很多教授。北大的理科教授無一劃為“反右”，即受益于此。他還規(guī)定了副教授以上的教師劃“右派”必須經(jīng)過黨委常委會討論通過，這使他能夠運用有限的權力，將打擊面縮到最小。

在這一場博弈中，留下最動人的往事，是江隆基對馬寅初的保護。從1952年70歲的馬寅初和47歲的江隆基“搭班子”以來，彼此尊重，相互信任，合作穩(wěn)定而默契。

1957年“反右”運動興起，馬寅初因《新人口論》遭猛烈批判，校內外勢力多次企圖將其劃為“右派”，借政治運動徹底否定其學術主張。江隆基頂住壓力，在黨委會議、校內大會與私下談話中反復明確立場：

馬老一生堅持真理、敢言敢為，是我國經(jīng)濟學界與高等教育界的一面旗幟，他的學術見解與愛國情懷，值得我們永遠敬重與學習。

馬寅初先生的觀點是學術問題，應當通過學術討論來解決，絕不能當作政治問題批判，更不能隨意扣上政治帽子。

馬老是為國家好、為民族計，我們不能傷害這樣一位有擔當?shù)睦蠈W者。

1958年“大躍進”后，對《新人口論》的批判升級為全國性政治運動，北大校內貼滿批判大字報，有人親自到校點名施壓。這時江隆基已經(jīng)自身難保。1957年10月，新的校領導已調入北大，開始反“右傾”，并領導“反右派補課”。江隆基已不在核心圈里，但他仍然盡一己之力保護馬寅初。

1958年秋冬中央正式下發(fā)調令，任命江隆基為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調令下達后，江隆基并未立即離京，而是被留在北大繼續(xù)接受批判、檢查、談話，長達兩個多月。1959年1月他是戴著“右傾”帽子調離北大的。

政聲人去后。他的班子成員，也是他在燕南園時的左鄰右舍，為他留下了贊聲一片。

馬寅初：“沒有江隆基，我辦不了北大”。“江校長是個厚道人，是懂教育、護學者的好領導。”

湯用彤：“隆基同志主持校務，公正厚道，愛護學者，實為北大之幸，亦學界之幸”。“北大這幾年安穩(wěn)，全靠江校長撐著。”

周培源：隆基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間，是我在北大擔任行政職務最順心、最得心應手的時期；在我接觸的校領導中，隆基同志最了解、最尊重知識分子；我之所以為他的事奔走，不是因為個人私交，而是敬重他的人品，從他身上看到了共產(chǎn)黨人的高風亮節(jié)”。

侯仁之：作為黨的忠誠無私的好干部，作為我們工作上的好領導，他勤懇質樸的工作作風，堅強不懈的革命精神，為我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我們深切的悼念之情是一言難盡的。

嚴仁賡：隆基同志嚴以律己，誠以待人，光明正大、不徇私情。他只身從西北來北大，連一個秘書也沒帶，用自己的模范行動為干部樹立榜樣。我作為北大的一名教師和干部，得益最多，感情最深的還要數(shù)隆基同志。

江隆基在1959年至1966年擔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的七年中，又創(chuàng)造了蘭大教學與科研的黃金時期。

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25日江隆基被迫害致死。

江亦曼說：1978年4月，父親的冤案終于得到平反昭雪。甘肅省委為父親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馬寅初、周培源、季羨林、曹靖華、楊晦、馮定、游國恩、侯仁之、陳岱孫、褚圣麟、嚴仁賡、王學珍、韋明、文重等53位北大知名教授及校系領導敬獻花圈，北大委派校辦主任文重同志專程到蘭州，參加父親的追悼大會，代表北大發(fā)表了《深切悼念老首長江隆基》的祭文：

江隆基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間，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艱苦樸素、誠懇待人，他的這種高尚品德和作風，對于當時北大的廣大干部和教師，特別是對于我們這些和他朝夕與共，在他領導下一起戰(zhàn)斗的同志，給了深刻的教育。

他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傳到北大，許多干部和教師滿腔悲憤，默默哀悼！堅信他的冤案終有一天會得到昭雪，這樣一位正直的共產(chǎn)黨人的形象是誰也抹煞不掉的！

今天，千言萬語道不盡我們心中的感慨萬分。借用陳毅同志詩一首，獻在最敬重的老首長墓前：“屈指捐軀日，迄今十二年。人民獲勝利，告慰更向前”。

四

一群北大子弟向偉大的教育家江隆基致敬!左三為江亦曼

北大新聞網(wǎng)報道：由北京大學、蘭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延安大學四校聯(lián)合主辦的《實事求是 鞠躬盡瘁——紀念馬克思主義教育家江隆基誕辰120周年專題聯(lián)展》于2025年12月26日至2026年4月26日先后在四校同步展出。

我們十幾個北大子弟相約到北大校史館參觀學習，江亦曼也來了，她1959年去了蘭州，在蘭州上的中學，1969年畢業(yè)于蘭州大學化學系。與我們那屆大學生同樣，經(jīng)歷了長期的基層鍛煉，先后在甘肅山丹農(nóng)宣隊、天水塑料廠、蘭州維尼龍廠、蘭州市委宣傳部、甘肅省環(huán)保所、甘肅省婦聯(lián)工作。1985年以后她調到北京工作了，先后在民政部、國家人口計生委工作，2003年以后調到中國紅十字會，2010年從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副部級）任上退休。至今還忙碌著各種公益與慈善活動。

看完展覽，為了此書的寫作，我與江亦曼有了一段關于燕南園的談話。

江亦曼說：“在別人眼里，父親不茍言笑、表情嚴肅，但在我們眼里，他是一個愛如大海一般深沉的好父親。”

已進入晚年的她，還清楚地記得小時候在燕南園，每到炎熱的夏夜，父親就讓她睡在他的書房里，為她扇風驅蚊直到她入睡；父親給她的小妹妹梳頭扎小辮兒，給他們兄妹釘鞋、補衣服、做飯的情景，都恍如眼前。她說：“我們和父親一起打撲克，贏了的時候，我們就刮父親的鼻子。”

她記得燕南園57號后院那棵核桃樹：“一到了秋天父親就幫我們打核桃，打下來的核桃還是青的，他就教給我們，埋在樹下的土里邊，等核桃皮硬了，就可以吃了。”

江亦曼問我：“57號后院的那棵核桃樹現(xiàn)在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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