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強硬到緩和：特朗普對華態度緣何逆轉？

文：劉東

2025年初，重返白宮的特朗普曾以接近150%的“超級關稅”拉開第二任期序幕，華盛頓鷹派一度預言中美經貿關系將“徹底脫鉤”。然而，僅僅一年后的2026年初，劇情出現反轉：修訂后的《國防戰略報告》刪去了將中國列為“頭號威脅”的表述，轉為尋求“穩定的和平”；原定針對中國關鍵產業的新一輪制裁被無限期擱置，甚至連特朗普本人的國情咨文都罕見地未直接點名中國。

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始終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從第一任期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對中國發動全面貿易戰、加碼科技制裁、渲染戰略對抗，到第二任期大幅調整對華論調，暫停關稅加碼計劃、放緩對抗性舉措、推動雙邊關系維穩，特朗普對華態度完成了一場極具戲劇性的逆轉。那么，這場逆轉是如何發生的？

第一任期全面對抗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后，徹底摒棄了美國歷屆政府對華接觸為主的政策基調，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開啟了全方位、高強度的對華強硬路線，這一策略貫穿其第一任期始終。

在貿易領域，特朗普政府以“中美貿易不平衡”“知識產權侵權”等為由，悍然發動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2018年起，美國先后對數千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高額關稅，稅率最高攀升至25%，覆蓋機電、紡織、農產品等幾乎所有貿易品類。與此同時，美國不斷揮舞關稅大棒威脅加碼，試圖通過極限施壓逼迫中國在貿易談判中讓步，徹底打亂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秩序，也讓中美雙邊貿易摩擦持續升級。

科技領域成為特朗普對華強硬的核心戰場。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將華為、中興等數百家中國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限制美國企業向其供應芯片、軟件等關鍵技術和產品，試圖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同時，美國打壓中國留學生和科研人員，收緊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捏造“間諜論”“技術盜竊論”，制造科技脫鉤的緊張氛圍，嚴重破壞了全球科技合作的生態。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悍然發動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

地緣政治與戰略層面，特朗普政府不斷強化對華戰略圍堵。在國防戰略文件中，明確將中國列為美國頭號安全威脅，推動印太戰略落地，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盟友的軍事合作，頻繁在南海、臺海開展軍事演習，挑釁中國核心利益。在外交場合，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員多次發表對華負面言論，抹黑中國發展模式，煽動意識形態對立，將中美關系推向全面對抗的邊緣。

這一時期的特朗普對華政策，完全服務于其“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試圖通過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手段，重塑有利于美國的國際經貿規則，打壓中國的崛起勢頭，鞏固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彼時的對華強硬，既是特朗普迎合國內民粹主義、爭取政治選票的手段，也是美國建制派遏制中國發展的集體意志體現，強硬對抗成為中美關系的主旋律。

第二任期風向突變

2025年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對華政策出現了顛覆性轉變，此前的強硬對抗姿態迅速收斂，取而代之的是務實、緩和的政策導向，一系列標志性舉措清晰展現了態度的逆轉。

戰略定位上，特朗普直接推翻了第一任期的核心定論。面對五角大樓遞交的、延續“中國為美國頭號安全威脅”表述的國防戰略草案，特朗普明確表示反對，勒令重新撰寫。2026年1月發布的新版《國防戰略報告》中，對華論調徹底軟化，明確提出“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的和平、公平的貿易和相互尊重的關系”，不再將中國定義為全面戰略對手，大幅降低了戰略對抗的調門。

貿易與經濟領域，對抗性舉措全面叫停。自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后，特朗普政府正式暫停對中國重點產業加征高額關稅的計劃，放棄了此前醞釀的新一輪關稅加碼方案；同時放緩對中國企業的制裁與審查，不再隨意將中國企業列入制裁清單，簡化中國在美投資的審核流程，推動雙邊經貿關系回歸理性。特朗普本人在2026年國情咨文中，甚至未直接點名中國，徹底摒棄了此前的攻擊性言論。

外交與互動層面，雙邊溝通渠道逐步恢復暢通。美國政府要求各級官員降低對華言論調門，避免發表激化矛盾的表述，商務、財政等部門主動釋放對話信號，推動中美經貿、科技、農業等領域的務實交流。雙方圍繞農產品采購、能源貿易、供應鏈穩定等議題展開磋商，美方主動尋求擴大對華出口，緩解雙邊貿易失衡問題，不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

從全面對抗到主動降溫，從極限施壓到尋求穩定，特朗普對華態度的轉變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超出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預期。曾經的對華強硬派，轉而推動中美關系“去風險化”“穩大局”，這場看似突然的政策轉向，背后是多重現實壓力的倒逼，而非戰略理念的根本改變。

對華態度逆轉的核心動因

（一）國內經濟承壓，關稅對抗反噬自身

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對華貿易戰，最終并未實現縮減貿易逆差、振興美國制造業的目標，反而給美國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沉重反噬，成為倒逼政策轉向的直接原因。高額關稅本質上是由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推高了美國國內商品價格，加劇了通貨膨脹壓力，加重了民眾生活成本。同時，加征關稅導致美國農業、制造業等行業遭受中國反制措施沖擊，美國大豆、玉米等農產品出口大幅下滑，農民利益受損嚴重，農場破產數量攀升，制造業企業因原材料成本上漲利潤縮水，就業崗位不增反降。

持續的貿易對抗還擾亂了美國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大量美國企業依賴中國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關稅壁壘導致企業生產受阻，供應鏈斷裂風險加劇。美國國內商界、農業界多次呼吁政府取消對華關稅，緩解經濟壓力，這種來自國內經濟層面的強烈訴求，讓特朗普意識到，強硬的關稅政策不僅無法實現預期目標，反而會動搖其執政的經濟根基，緩和對華經貿關系成為穩定國內經濟的必然選擇。

（二）選舉政治考量，爭取核心選民支持

政治利益始終是特朗普政策調整的核心導向，選舉訴求直接推動了對華態度的軟化。特朗普的執政根基離不開藍領工人、農民、中小企業主等核心選民群體，而第一任期的對華強硬政策，恰恰損害了這些群體的切身利益。農民因農產品出口受阻怨聲載道，制造業企業因成本上漲面臨經營困境，普通民眾因物價上漲承擔額外壓力，這些不滿情緒直接影響其民意支持率。

為了鞏固選民基礎、爭取連任后的政治支持，特朗普不得不調整對華政策。通過緩和貿易摩擦、推動中國擴大美國農產品、能源、飛機等商品采購，直接惠及美國農業和制造業，挽回核心選民的信任；同時，以緩和的對華政策塑造“務實執政”的形象，化解國內對其單邊主義政策的批評，爭取更多中間選民支持。對特朗普而言，對華態度的緩和，本質上是服務于國內政治利益的戰術調整。

（三）全球戰略困境，分散對抗力不從心

第二任期內，美國面臨的全球戰略壓力持續加劇，無法集中力量對華全面對抗，迫使特朗普收縮對抗策略。中東地區局勢持續動蕩，美國在當地的軍事行動消耗巨大，美軍彈藥庫存、裝備損耗嚴重，軍事資源被大量牽制；同時，美國與俄羅斯、伊朗等國的地緣博弈不斷升級，歐洲安全局勢、全球能源格局動蕩不安，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陷入多線作戰的困境。

在這種背景下，繼續對華全面對抗，會讓美國面臨更大的戰略壓力，分散其應對全球熱點問題的精力。而且，美國的盟友體系也出現裂痕，歐洲、亞太盟友不愿盲目追隨美國對華對抗，不愿犧牲自身經貿利益，美國單邊對華強硬缺乏國際支持。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評估戰略成本，選擇緩和對華關系，集中精力應對其他地區的危機，實現戰略重心的調整。

（四）產業鏈高度依賴，美國無法脫離中國市場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深度融合，讓美國徹底無法脫離中國，這是特朗普對華態度逆轉的核心現實因素。經過數十年的經貿合作，中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鏈格局，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關鍵礦產精煉、高端零部件制造、基礎工業品生產等領域占據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是稀土、鎵、鍺等關鍵戰略礦產，中國在精煉、加工、出口環節占據全球主導地位，這些材料是美國軍工、高科技產業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

第一任期后期，中國對部分關鍵礦產實施出口管控后，美國相關產業立即陷入原材料短缺困境，軍工裝備生產、高科技產品制造受阻，讓美國政府深刻意識到對華脫鉤的不現實性。同時，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的農產品、能源、高端制造等行業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持續對抗只會讓美國企業徹底失去中國市場份額?，F實的產業鏈依賴，讓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放棄強硬對抗，轉而尋求供應鏈穩定、維護雙邊經貿合作。

（五）商人執政本性，務實利益優先于意識形態

特朗普作為非建制派商人出身的政客，其執政邏輯始終以現實利益為核心，而非意識形態對抗。第一任期的對華強硬，是其試圖通過施壓獲取更多經濟利益的手段；當強硬政策得不償失、反而損害美國自身利益時，其商人本性促使其迅速調整策略，轉向務實合作。

相較于美國建制派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特朗普更關注貿易逆差、就業、經濟增長等實際利益，而非刻意制造中美意識形態對立。當全面對抗的成本遠高于收益時，放棄強硬姿態、通過緩和關系換取經濟利益、穩定國內局勢，成為最符合其執政理念的選擇。這種以利益為核心的決策邏輯，是其對華態度快速逆轉的內在動因。

戰術性緩和而非戰略性轉變

盡管特朗普對華態度出現了明顯的緩和，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這只是戰術性休戰，而非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性轉變。

從核心訴求來看，特朗普政府緩和對華關系，并非認可中國的發展模式、放棄遏制中國崛起的目標，而是以退為進，通過暫時的妥協換取自身利益的修復。美方推動中美經貿合作，核心訴求是擴大對華出口、縮減貿易逆差、緩解國內經濟壓力，并未放棄在科技、地緣政治等領域對中國的防范與打壓；所謂“相互尊重的關系”，本質上是希望在不影響美國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維持雙邊關系的基本穩定，避免全面對抗帶來的兩敗俱傷。

從美國國內政治來看，對華強硬依舊是美國兩黨共識，特朗普的緩和政策只是基于現實利益的臨時調整。一旦國內經濟壓力緩解、選舉需求變化，或者美國產業鏈自主化取得一定進展，不排除其再次重拾對華強硬政策。美國建制派、軍工復合體、鷹派勢力依舊對中國持有強烈的遏制心態，持續推動對華戰略圍堵，這種深層的戰略敵意并未消除。

同時，中美在科技競爭、地緣政治、全球治理等領域的分歧依然存在，特朗普政府的緩和政策，只是降低了對抗的烈度，并未解決中美之間的核心矛盾。雙方在臺海、南海、科技監管等問題上的分歧依舊突出，戰略互信依然缺失，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仍充滿不確定性。

這一從“極限施壓”到“戰術緩和”的逆轉，并非戰略上的握手言和，而是特朗普在遭遇中國稀土反制、國內通脹壓力及地緣政治多線困局后，基于商人本能做出的現實回調。多位觀察人士指出，這更像是一場為應對中期選舉而進行的“戰術休戰”，中美關系正進入一種高關稅常態下的“戰略相持”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