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準自家人哭，不準阿拉伯城鎮鬧？以色列這套雙標戲碼終于演砸了

以色列最高法院對阿拉伯城鎮的抗議限制蔓延至特拉維夫，外界認為，當前有必要誠實審視以色列最高法院職能的退化，以及法官在捍衛國內人權和公民權利方面日益衰退的能力與意愿。

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除少數反對聲音外，以色列希伯來語媒體幾乎全面倒向支持對伊戰爭。這種表面上的團結在上周出現了裂痕。

熟悉的斷層線再次顯現，媒體報道的立場分歧，依然沿著支持或反對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主導的政權改革這一界線展開。這一次，分歧的核心在于最高法院介入了警方和以色列國防軍后方司令部對特拉維夫一場反戰抗議活動實施的全面限制。

法院裁定允許周六晚在特拉維夫市中心的哈比馬廣場舉行抗議活動，但將參與人數限制在600人以內。法官批評警方和后方司令部并未對海灘和購物中心等其他集會場所實施同樣嚴格的限制，這一表態引發了雙方的強烈不滿。

政權改革的反對者認為，法官是在捍衛民主，而政府部長們宣布計劃繞過這一裁決，正在引發一場憲政危機。改革的支持者則反駁稱，正是法官們無視安全機構的意見，做出了他們口中的“魯莽決定”，從而一手造成了憲政危機。

分析人士指出，雙方的觀點都存在誤區。以色列的憲政危機早在這一事件之前就已初見端倪，其中一個關鍵節點是最高法院法官允許基于種族對公民憲法權利進行全面侵犯。

在加沙戰爭期間的兩年里，法官們接受了極右翼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領導下警方的立場。警方聲稱，在阿拉伯城鎮行使言論和抗議自由本身就構成了安全威脅，而且警力不足導致無法批準此類示威活動。因此，在這些城鎮中，針對戰爭和政府的抗議、集會和游行要么被提前禁止，要么受到極端嚴格的限制。

除了裁決的實質內容外，法官在審理涉及阿拉伯城鎮抗議活動的請愿時所采取的程序，也引發了令人不安的寒蟬效應。與涉及抗議自由案件的常規做法不同，法院將這些訴訟視為安全問題，不僅允許警方提交機密的安全評估報告，還允許其進行單方面陳述。

這種以安全為導向的話語體系在媒體上引起共鳴并被公眾接受，實際上強化了本-格維爾部長及其猶太力量黨傳遞的信息，即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被認為構成了固有的安全威脅。

在2024年1月關于海法市反戰抗議活動的聽證會上，法官達芙娜·巴拉克-埃雷茲曾表示：“抗議絕不能成為特拉維夫專屬的奢侈品?！?/strong>

然而在實踐中，法院接受了警方關于阿拉伯城鎮抗議活動的安全論點，未能不分種族地統一保護憲法權利。因此，當如今連在哈比馬廣場舉行示威都成為一種奢侈時，法院也不應感到意外。實際上，法官們正在自食其果。

外界觀察指出，在全盤接受針對阿拉伯城鎮抗議的安全辯護后，總檢察長辦公室、警方以及后方司令部顯然沒有料到，法官會拒絕將同樣的邏輯直接套用于哈比馬廣場的示威活動。

同樣令他們感到意外的，還有法院做出的一系列決定。法院不僅全面審查了政治活動家伊塔馬爾·格林伯格和以色列民權協會提交的請愿書，還在周六猶太人的安息日發布了裁決，并要求提供進一步的澄清。

此外，法院沒有局限于為特定的周六晚間抗議活動提供狹隘的解決方案，而是堅持對戰時限制抗議和集會自由以及選擇性執法的問題進行原則性討論。

那么，法官們為何突然覺醒？他們是否開始意識到，自己已經對以色列言論和抗議自由的地位造成了破壞？又或者，他們是否明白，如果現在不采取行動，當政府對他們采取極端的個人打壓措施時，他們自己可能也無法享受支持民主的公眾走上街頭為他們辯護的“奢侈”？

無論如何，對于司法改革的反對者而言，法院的這一裁決都不值得慶賀。相反，公眾需要誠實地審視最高法院職能的退化，以及法官在捍衛以色列人權與公民權利方面日益衰退的能力與意愿。這也應該成為一個警示：始于阿拉伯城市烏姆法赫姆的不民主做法，最終必然會蔓延至特拉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