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其諷刺，但極其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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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進在發瘋之前，是個十足的可憐人。

他自二十歲應試，一直考到五十四歲，連個秀才都沒拿到。家里窮得揭不開鍋，還常常被岳丈打罵。

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他看到了一束光：廣東學道周進主持院試時，見范進文字“一字一珠”，便取其為第一名，還鼓勵道：“龍頭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

于是，范進執意參加鄉試，中了舉人，高興得發了瘋。隨后，范進赴京會試，拜見周進，周進在人前稱贊他，為其打響了名聲。范進也不負恩師所望，中了進士，當上山東學道。

范進是個忠厚的好人，周進是個慧眼識珠的官員，知識確實改變了命運。然而，范進的發瘋讓這一切看來是多么的諷刺。

后來，周進托范進照顧一下自己的學生荀玫，范進盡心盡意搜索考卷，卻在已錄取的案卷中找到了荀玫的名字。還有一次，秀才梅玖在山東考試，因文字荒謬，成績太差，按例要受處分。梅玖哀告求情，謊稱周進是他的“業師”，范進見是“我周老師的門生”，告誡了幾句，從輕發落。

周進在成為范進的恩師之前，是私塾老師。他六十多歲還是一個秀才，只能靠做塾師來補貼家用。那時，沒有人把周進當回事，即便教的學生中了舉人，也得不到多少的尊敬，反而還被辭退。旁人冷嘲熱諷，其中就有梅玖。

茫茫的黑夜之中，周進看到了一束光：他正欲尋死，一頭撞在號板上，不省人事。蘇醒之后滿地打滾，放聲大哭。幾個商人看到了，每人拿出幾十兩銀子，讓他納監進場。這才有了后來的“恩師”周進。

周進和范進的故事，就像是小說家吳敬梓精心打造的一面歷史之鏡，虛虛實實，重重疊加，既有科舉時代中個體命運的強烈折射，也有科舉制度下人情世故的真實寫照。

清末進士商衍鎏將老師分為兩種：“受業師”與“受知師”。概言之，前者在于教導，如塾師；后者在于提攜，如科舉考試的主考官和閱卷者。當然，受業師也可以轉化成受知師，比如《儒林外史》中周進提攜荀玫。

考官錄取表現優異的考生，是職責所在，但對被錄的考生來說，就是再造的恩德。尊其為“座主”，自稱“門生”，也是合乎情理之事。因此，不需要日積月累的交往，“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

長久以來，人們對于這一利益關系并不抵觸，尤其是那些久困科場的士人。

唐人韓愈說：“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于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于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仕途漫長崎嶇，需要有人引路。

明人謝肇淛也認為: “拜主司為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為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沒有“老師”的錄取，皇恩再浩蕩也不會落到學生的身上。

作為科舉制度的衍生物，座主、門生關系自誕生之初就與利益纏繞在一起。門生所求自不必說。座主當然抱有為社稷取才的想法，但是也不妨礙他們有著自己的小心思：貪財者希望門生常來拜訪，以此索取錢財；位高權重者想要網羅新貴，相互援引，形成一方勢力；文學領袖栽培后進，尋找繼承人，發揚本派學問；更多人就是給自己和家族留條路，希望門生得勢之后能夠照拂一二。

當科舉制度越來越完善，座主、門生關系也就越來越普遍。細數那些在史書上留名的權臣，誰不是由卑微門生成長為一方巨擘？誰又不是桃李滿天下的座師呢？

以明后期為例。嚴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學士，入值文淵閣，時年六十有余，門生阿諛他，稱其為“老師”。此后，“老師”一詞流行開來。嘉靖三十二年（1553），楊繼盛彈劾嚴嵩“五奸十大罪”，卻被下詔獄，受盡折磨，最后以假傳親王令旨論罪，處以絞刑。當時負責此案的刑部尚書何鰲就是嚴嵩的門生。

借助門生清理敵對者，不獨嚴嵩一人這么干。隆慶三年（1569），高拱第二次入閣，把他的一眾門生安排在言官崗位上，夸張時“其門生為臺省百許人”。這些人四處彈劾，指哪打哪，堪比一支軍隊。

有時，門生也會反噬座主。萬歷四年（1576），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彈劾座師張居正“擅作威福，蔑祖宗法”。張居正氣極，對皇帝說道：“國朝二百余年，未聞以門生排師長者，計惟一去以謝之！”皇帝將劉臺下詔獄，張居正明面上為其求情，暗地里羅織罪名，劉臺經不住折磨，“暴卒”。然而，雷霆手段并不能震懾他人，彈劾張居正者后繼有人。萬歷五年（1577），其門生吳中行、趙用賢彈劾張居正奪情一事，二人雖被施以廷杖，卻也名聲大震。

天啟元年（1621），后金相繼攻陷沈陽、遼陽，右僉都御史王化貞巡撫廣寧，與遼東經略熊廷弼不和。當時，內閣首輔葉向高為王化貞座師，偏袒于他。結果，廣寧之戰慘敗，王化貞棄城而走，回來之后還參與陷害熊廷弼。乾隆在讀這段歷史的時候發出感慨：“吁！師生門戶之害人家國，如此之甚，豈不可畏哉！”

顧炎武也對明朝晚期的師生關系痛罵道：“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于道路，請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

乾隆和顧炎武二人的身份非常耐人尋味。乾隆的視角代表的是皇帝，對皇帝而言，天下每一個臣民都要絕對忠于君主，怎么能私自授予權力呢？因此，自唐以來，每個朝代都曾下令禁絕師生結交，嚴刑峻法、勸教諭示，無所不用。但皇帝既不能一人獨治天下，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也不可能由其獨攬，他必須任命考官才能完成其事，師生關系便成為禁而不絕的悖論。

顧炎武則代表了在野的士大夫群體（也包括很多在政治斗爭中失勢的人），他們本就被排斥在外，自然對政治場的各種圈子十分厭惡。如果他們能夠進入游戲，能夠得到上位者的賞識，他們還能忍受官場寂寞主動拒絕座師的提攜嗎，還會對科舉時代的師生關系作出決絕的批判嗎？這顯然需要打一個問號。

▲顧炎武畫像。圖源：網絡

本質上，權力是一種稀缺資源。隨著王朝存續時間的推移，官缺不太可能大幅增長，已經擁有權勢的人想要繼續維持，沒有權勢的人拼了命也要通過科舉，此種隱性或顯性的權力競爭，只會導致權力本身越來越稀缺。只要功名稀缺，只要“錄取者”和“被錄取者”都能彼此相認，座主、門生關系就不可能禁絕。

到了晚清，“老師”已經泛濫成災了，有蒙師、受業師、受知師、恩師、薦卷師、座師、肄業師、問業師、游學師、社學師、課師。科舉的每一個環節都在拜師，縣試、府試、復試、朝考、殿試、拔貢、補廩……所有與科舉有關的官員都能成為老師，讀卷的、閱卷的、監考的、書院里考察學業的……甚至，老師還會帶著學生去自己的師門拜謁，稱“太老師”“太老夫子”。如此景象，已成常態。

不斷增添的“老師”名單，其實只是在不斷印證一件事：權力越發稀缺了。

座主與門生不僅僅是利益的結合。許多師生在長期的交往中，確實建立起了真摯的情誼。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一位名叫歐陽修的文人在禮部省試中大放異彩，奪得第一。那年的主考官為晏殊。幾個月后，歐陽修在殿試中唱甲科十四名，進士及第。

作為師生，歐陽修與晏殊的關系不算親密。歐陽修剛直不羈，晏殊平和中正。慶歷年間，晏殊任樞密使。一日天降大雨，晏殊宴請賓客，大家爭相賦詩。歐陽修感念宋夏戰事，寫下一句：“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余萬屯邊兵。”眾人皆歌功頌德，獨獨歐陽修如此掃興，晏殊頗為不爽，對人說道：“昔日韓愈亦能作詩詞……卻不曾如此作鬧。”

宰相杜衍對歐陽修也多有扶持。二人都是個性剛直之人，有什么說什么。景祐二年（1035），杜衍薦舉歐陽修的同年石介，隨后石介失言被罷官，歐陽修直接寫信指責杜衍，說杜不敢為石介仗義執言：“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后來，慶歷新政失敗，范仲淹離開，杜衍被貶。歐陽修本可置身事外，但依然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而被貶；而晏殊處事圓滑，不施援手。

杜衍死后，歐陽修在《祭杜祁公文》中說：“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這和范仲淹的“進亦憂退亦憂”多么相似。致仕之后，歐陽修還念念不忘對杜衍立下的誓言：“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報國如乖愿，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從歐陽修、杜衍身上，不難看出理念的契合與傳承。

等到歐陽修作為“老師”，他也如杜衍一樣薦引人才。時人說：“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

嘉祐年間，放棄功名的蘇洵進京，以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投贄于歐陽修，歐陽修看后大為驚嘆，并將其傳給公卿大臣閱看。蘇洵之子蘇軾進士及第之后向歐陽修獻文，歐陽修直接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曾鞏高中進士之前，也是得到了歐陽修的大力稱贊。

一句話，便可使科場失意、默默無聞的地方士人，在人才濟濟的京城揚名立萬。提攜后進不是難事，有權勢即可，慧眼識才方是真功夫。看看“歐門”的文人，哪個不是真材實料？

歐陽修提攜后進并不總是帶來好的結果。嘉祐元年（1056），歐陽修作《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這時，他似乎將王安石當成了自己的繼承者。然而，王安石對政治的興趣要大于文學。二人的政見也不和，王安石要改革，歐陽修不喜擾民之舉。因此，王安石常常排擠自己的老師。

熙寧三年（1070），宋神宗想要起用歐陽修，王安石對皇帝說：“寧用尋常人不為梗者。”熙寧四年（1071），歐陽修請求致仕。王安石對皇帝說：“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

雖然王安石沒有成為歐陽修的繼承者，但歐陽修還有蘇軾，還有曾鞏。尤其是蘇軾，身邊也漸漸聚攏了一批志同道合之友，人稱“蘇門”。雖然歐、蘇二人無法擺脫黨爭的影響，但他們在那個互相傾軋的年代是一股清流。才華出眾，人品相對可靠，堅守理念，距離政治風暴有一定的距離，這讓他們的師生關系看起來干凈很多。

然而，這是一道不可復見的美麗風景。

▲歐陽修畫像。圖源：網絡

汴京的風景常常是這樣的：士子們游走于權貴之家，往往一日之內，馬不停蹄拜訪數地，最多可至十余家。宅園門口常有閽者把守，士人遞上名刺，還要看他的臉色，最好孝敬一二。進了門之后，拿出準備好的古玩字畫，以及精心挑選的詩作，看看能不能入權貴的法眼。如果不能受到賞識，順勢作為討教的內容，如果有幸獲得了對方的指點，便有了一層師生的情誼。

神宗朝，王安石主持變法，想要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按宋代的祖制，執政（副宰相）的私宅迎接賓客有定數，而且官員來往限制極嚴。為了廣收人才，王安石便放開限制，無論官職貴賤皆能進來。進來的人不敢在廳堂里直說請托之事，往往要等到主人在堂下送客的時候才講明。拜訪的人太多，就連假日都堵著門，王安石無奈讓閽者在門外張貼告示：“假日不見客。”另外，一般見執政，是不用笏的，但人們向王安石行禮時都用笏。

廳上不說話，堂下說話；假日不見客，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見客時出笏。人們將這一奇特現象稱之為“三拗”。

王安石博學多聞，乃當世宗師，一旦做了王安石的門生，便名重天下。等到宗師在朝堂過了氣，“人人諱道是門生”，甚至還要寫書詆毀王安石之學。再到宋哲宗詔令王安石配享神廟，人們又開始說自己是其門生，有好事者就把前詞改為“人人卻道是門生”。

世風日下，偶像倒塌只是表象。當權力的交易擺上臺面，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人格的貶值。難怪時人說：“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

▲王安石畫像。圖源：網絡

現代人對于傳統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其中一個就是“師道尊嚴”。古人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尊師重道，或者說他們尊重的老師背后，明顯還有著別的什么東西。

謝肇淛在《五雜俎》中寫道：“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并且忘其人矣。”士人最看重的老師，是對他們前途有所幫助的座師，而不是真正傳道解惑授業的老師。后者很難感受到為師的尊嚴，多是辛酸與屈辱。

蒲松齡《學究自嘲》詩云：“墨染一身黑，風吹胡子黃。但有一線路，不作孩子王。”

讀書人的出路，大致有兩條：一是出仕，二是處館。

但是，沒有人會把處館教書當成人生的目標。從讀書的第一天起，他們就懷抱著金榜題名的夢想，渴望從一介布衣變成朝堂公卿。等到被現實一巴掌拍醒，發現多年的努力付之東流，只能倍感失意。生活還要繼續，可一個讀書人還能做些什么呢？不會耕田，不會經商，不會手工，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最后只能走進私塾，當起塾師——這顯然是沒有出路的出路而已。

在一些重視教育的地方，由于鄉規和士紳的倡導，塾師的地位不算太低。比如明代的太湖名師鐘鼎，以“方正嚴師席”聞名，以至“學人不敢仰視”。但總體而言，塾師的境況都挺慘的。

如果我們翻閱一些塾師的筆記，就能明白他們的苦楚。他們往往是貧寒士人，住在東家的屋子里，寄人籬下。飲食仰仗于主人，比仆人要好一些，但很難見葷。開學之后，就不能回家，長時間拋妻棄子。私塾的環境往往很差，上漏下濕，門窗殘破。塾師睡在稻柴之上，蓋著一條粗布，夏天蚊蟲叮咬，冬天枕席冰涼。他們對待學生，打不得，罵不得，畢竟那是主人家，一個不小心，就會丟了工作。

雖然整個社會都在呼吁尊重老師，然而，一個科舉的失敗者能得到什么好的臉色呢？從事這份職業，就意味著人窮志短。更何況，滿大街都是失意的讀書人，你要是放不下尊嚴，有的是人放得下尊嚴。蒲松齡曾言：“沿門磕頭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以前讀書人擠破了腦袋想要當官，現在拼了命想謀得一份館職。

相傳，一戶官宦人家，延聘塾師教其子弟。一日，塾師請假還鄉，東家令仆人持傘相送。路上，長工賦詩道：“山前山后雨蒙蒙，長工持傘送長工。酒席筵前分上下，一年工價一般同。”塾師一聽，這不是在諷刺自己和長工無異嗎？第二天，塾師正準備去告狀，碰見奶媽，將此事捅出，奶媽說：“他也配比先生？我才與先生一樣呢。”塾師一聽，萬分驚詫，問道“我們如何一樣呢？”奶媽回答：“我是哄孩子，先生你也是哄孩子，我們兩人豈不是一樣？”

若是學生取得了功名，更加看不上窮酸的塾師。明代，有一人名叫沈玉鄰，年輕時才華橫溢，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許多人慕名而來，拜認老師。每年正月初一，即使是遠居二十里之外的弟子都來拜歲。但沈玉鄰時運不濟，屢試不中，學生的態度也開始發生了變化，以往來拜歲的人都不來了，甚至還有落井下石的人。晚明以來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其年過四十者，即以為年邁過時而鄙棄之。”年過四十還沒有功名，想必將來也不能幫助自己飛黃騰達了，那便不再講師生之誼。

最可悲的是，塾師也不拿自己當回事。他們的心不在這三尺教室之中，依然困在科舉的考場里。《三刻拍案驚奇》中便提到了士人這一心態：“處一小館，一來可以借他些束脩，資家中菽水；二來可以益加進修。蓋人做了一個先生，每日畢竟要講書，也須先理會一番，然后可講與學生，就是學生庸下，他來問，也須忖量與他開發。”教書還是為了考試。韓愈的《師說》每個塾師都會背，有幾個把自己當成是傳道者？

師道墜落，是科舉時代必然的產物。

▲蒲松齡畫像。圖源：網絡

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京師大學堂進士館正式開館。一些稚嫩的面孔走上了講臺，他們既是留日歸來的學生，也是進士學員的老師。

然而，講臺下的學生都是從千軍萬馬中殺出的天之驕子，怎么看得上這群留洋歸來的年輕人呢？這些“老師”25歲到31歲不等，比大多數學生年齡都要小，而且沒有什么功名，平時見到進士都要表示尊重。年齡大、輩分高、名位在上的人，要向年齡小、輩分低、名位在下的人稱門生，簡直是倒反天罡！

留學生主辦的《大陸報》評論道: “嘻! 談何容易中一進士。今助教諸公中有茂才者，有布衣者，與進士有仙凡之別，而欲師之，何不自量乃爾。”明為叫屈，實則嘲諷。

在京師大學堂，授課者稱“教習”，聽課者稱“學生”。很快，在學生的壓力下，進士館將教習改稱教員，學生改稱學員。

后世臭名昭著的章宗祥、曹汝霖便是當時的教習。他們雖戰戰兢兢，卻也要為“老師”爭名分。據曹汝霖回憶，徐謙對“老師”傲慢無禮，曹汝霖不堪忍受，于是請辭。監督張亨嘉為此宴請各教員及徐謙，席間大談尊師之道，委婉地給徐謙上了一課，并將曹汝霖的辭函退回，才算了事。還有一次，章宗祥在批改刑法考試試卷時，徐謙給他寫信，稱其為“仁兄”。章宗祥認為這樣無禮，便將徐謙的試卷交給教務，不給分數。

▲章宗祥。圖源：網絡

從后世來看，進士館的師資堪稱豪華。然而，尊卑之見實在太深，教習授課困難重重。比如張奎講中國地理一課，先發總論一篇，論世界之大勢，次及亞東之危險，以講解西方地理學的宗旨。結果，學生不買賬了。他們不懂刑法、商法、訴訟法之類的，還不懂輿地學嗎？有一個學生拍案而起，怒罵道：“此等淺淺講義，泛泛空論，吾輩既中進士，搖筆即來，豈有不解而尚煩汝言。汝置高深而不言，汝不稱職，汝請罷席！”學生都鬧了起來。張奎只能遞交辭呈。還有人講生理學，講臺下盡是揶揄的目光，如在火上烤。

不過，進士雖然抵制“教習”，但最后都擁抱了西學，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力量。何者為師，何者為生，這個問題的答案正在悄悄發生變化。

科舉時代就要過去，天地倒轉，“老師”終究要從傳統的枷鎖中掙脫出來。只有“師道尊嚴”的時代過去，老師才能得到真正的尊嚴。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