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活捉張輝瓚、毛主席卻犯了難，一個俘虜幫大忙，后成開國中將

1930年，紅軍在龍岡打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但毛主席卻犯了難。這時候一個俘虜站出來解了燃眉之急，后來成了新中國的開國中將，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呢？

龍岡伏擊戰，紅軍這一仗打的很漂亮，不僅全殲了國民黨第十八師，而且還活捉了張輝瓚，取得的戰果非常客觀。

很快，紅軍的捷報就傳回了蘇區，整個蘇區的百姓無不歡欣雀躍的慶祝勝利。但消息傳到毛主席的耳中時，他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

紅軍全殲國民黨第十八師，還活捉了師長張輝瓚，這固然是值得慶賀的事情。但毛主席卻注意到，紅軍在這一戰期間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短時間內想不到解決辦法，這才犯了難。

當時很多人復盤龍岡大捷的戰報時，眼睛里看到的全是殲敵人數和繳獲槍炮的數量。但毛主席看到的卻是，繳獲物品中的那臺無線電發報機。

紅軍當時的處境很艱難，武器裝備十分落后，甚至都不能保證人手一支槍，就連長矛和大刀都不能全員配備。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敵作戰時可用的戰術手段非常匱乏，尤其在信息方面的劣勢非常大。由于紅軍沒有無線電發報機，作戰時相當于“耳聾眼瞎”，經常在情報方面吃大虧。所以，這一次紅軍繳獲到無線電發報機，對紅軍的提升非常大，也是讓毛主席犯難的地方。

為什么犯難呢？因為紅軍雖然繳獲到無線電發報機，卻不能因此填補紅軍在這方面的“空白”。原因很簡單，紅軍戰士缺乏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在繳獲時因為好奇，反復擺弄翻看這臺發報機，竟然當場就給發報機弄壞了，導致這臺發報機成了只能收不能發的收報機。

這樣的情況出現，實在太讓人遺憾了。因為如果紅軍的通訊，一直靠都靠傳令兵跑步傳達，信心傳遞的效率極低，方式太原始，而且很容易被敵人截獲，風險很大。這次繳獲無線電發報機，本來是一次扭轉困局的好機會，卻出現了意外，因為沒人會修而只能望洋興嘆。

但就在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人主動站了出來，聲稱自己能修好這臺無線電發報機。這個消息本來是令人振奮的，但問題是此人不是紅軍戰士，而是國民黨軍的一個俘虜，他的名叫王諍（原名吳人鑒）。

王諍是黃埔六期通信科的科班生，技術過硬，在當時的算是高精尖人才。但王諍為人正直，不愿意諂媚上級，在國民黨的腐敗軍隊里顯得格格不入，職務也因此耽擱下來，被俘的時候不過是一個中尉，這對于黃埔六期生的身份而言，實在是太慘了。

王諍被俘以后，在紅軍隊伍中見到了前所未見的一幕。紅軍善待俘虜，沒有打罵，甚至沒有瞧不起，想離開的俘虜不為難，直接發路費走人。想留下來的俘虜也歡迎，直接加入紅軍隊伍。

但必須要說的是，雖然大部分的國軍官兵都對紅軍很感激，但真正愿意留下來的人卻很少。一來是紅軍的待遇差，武器裝備都不行，國民黨士兵沒有那么高的遠見，只看眼前的待遇，所以不少人都決定離開。

二來是國民黨士兵沒有什么信仰，對紅軍的信心也不足，其中不少人又都是被國民黨抓的壯丁，這次能保住性命，便急著回家看看。

王諍在戰俘營期間，親眼目睹紅軍的師長和普通士兵一樣吃大鍋飯、睡地鋪，干部從來沒有打戰士的情況，甚至還幫忙抬擔架。

郭化若時任紅一方面軍參謀處處長，他是黃埔四期生，郭化若看到王諍時，認出了這位當年的學弟。兩人見面以后，王諍說出自己的震撼，并表示愿意留下來。郭化若聞言大喜，直接帶著他去見了毛主席和朱德，毛主席當時表現出來非常真誠的歡迎態度，讓王諍受寵若驚，從此成了那臺無線電發報機的使用者。

王諍每天專注著電波，把各大通訊社的新聞內容用手抄下來，裝訂成冊送往指揮部。毛澤東見了王諍的手抄稿以后，當場拍案叫絕。

1931年春，蔣介石調集重兵圍困蘇區，紅軍陷入了不利局面，短時間卻找不到突破口。關鍵時刻，王諍從雜亂的電波中截獲到一條重要消息，這是敵將王金鈺發給何應欽的一封密電。

電報內容很瑣碎，王金鈺向何應欽抱怨水土不服、逃兵太多，希望何應欽能夠盡快派兵增援。這條消息看似不重要，但毛主席卻從中敏銳的捕捉到敵人外強中干的情況，最終決定主動出擊，粉碎了敵人的陰謀。

此后，王諍向中央建議辦通訊培訓班。這在當時簡直像癡人說夢，因為很多學員的文化基礎都不夠，很難理解什么叫頻率、什么是摩爾斯電碼。而且，在缺少教材，又沒有器材的情況下，想教會學員很不容易。

但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王諍憑借堅定的毅力，事事親力親為，將自己在黃埔軍校學到的知識深入淺出的教給學員，為紅軍培養出了第一代無線電通訊骨干。到了長征前夕，紅軍各部隊已經基本上實現了電臺全覆蓋，王諍率領的通訊分隊始終緊隨軍委，確保了“長征路上不失聯”。

1955年授銜時，王諍被授予中將軍銜。在177位中將中，身兼三枚一級勛章的人寥寥無幾，足見其功勛之重。

更令人感佩的是，王諍在建國后極具遠見地推動了中國半導體技術的研發。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在那個連溫飽都尚未完全解決的年代，這種投入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事實證明，如果沒有王諍當年的堅持，中國在電子信息產業的起步可能還會滯后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