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施大畏：斯人遽逝，我心長痛

人與人其實就是一種緣分。有些人，你對他付出再多，相處總是疙疙瘩瘩。而有些人，你甚至沒有在意，卻得到了他百般青睞和器重。大畏與我，就是后一種。

一周前，我還發微信給他，說想去看看他，不見回音，正想再通個電話，不料死神卻先走進了他的房間，猝不及防，令人心痛不已。各種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一瞬間，都帶著他的體溫，奔涌到我腦海。

施大畏（1950-2026）

細想起來，初識他應該是在解放日報社任上，他組織“上海歷史文脈美術創作工程”，我和記者去采訪他，他的畫室里除了巨幅作品外，多的是書。記得那天掛著他剛完成的以四行倉庫保衛戰為題材的新作《祈愿》，桌上放著一本阿爾貝特·施韋澤的《敬畏生命》，碰巧是我朋友翻譯的。大畏談他和吳貽弓先生當初如何醞釀用繪畫形式來對上海歷史作一個梳理，談藝術家的“個性”和“任性”，談科技的東西有指標、文化的東西卻沒有，談海派美術的優勢和短板，談他的“有生活就大，沒生活就小”。

“開天辟地——中華創世神話文藝創作與文化傳播工程” 進行期間，大畏將我忝列專家之名，去參加他組織的座談會。正巧，我坐在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對面，大畏開玩笑說：“你們兩個都姓徐，都是gang，徐建剛、徐錦江念起來差不多，都是上海文化專家，今天一定要好好說說。”我有些承受不起，難得他對我這么看重。以后，我倆的往來就多了起來，并發展出了個人友誼，因為他比我年長，我便以“大畏兄”稱他。他經常邀請我去他的畫室，談他個人經歷的一些事情。大畏是上海文藝圈里難得的男子漢，他不唯唯諾諾，有脾氣，或許有人不喜歡他，但他就是這樣愛憎分明，對不喜歡的人冷言相對，對喜歡的人重情重義。

印象中，交談時，他談得最多的是讀書和思想，畫畫倒是談得不多。這或許也是他看重交好我這個文弱書生的原因。記得有一次我從土耳其出訪回來，他邀我去他的畫室促膝長談，聽我興致勃勃介紹在伊斯坦布爾的見聞，介紹文明的沖突與和解。我向他推薦《奧斯曼帝國六百年》，他馬上說要去買來看。我總覺得他對知識和思想有一種如饑似渴感。他說：“我有自知之明，我們這代人讀書不多，我看過一則新聞，說‘美術家更需要看書’。這樣的人才可能比山高，比路長。”因為擔任上海文聯主席和美協主席，所以大畏從來不開個人畫展，怕別人說他利用職務便利。按照他的藝術成就，開個畫展，找人寫幾篇文章，是信手拈來的事情，他的利益可以超過現在那些炙手可熱的畫家，但他沒有這么做，為了回避。人無完人，但撇開個人情感，客觀來講，大畏對上海文化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讓渡了部分自己的創作時間來推進上海美術事業，上海美術界需要像他這樣能聯系全國美術界的領軍人物。

大畏特別善待我，我至今想起來都非常感動。有一次開會，許多比我輩分高的專家學者都到場了，我因為報社工作耽擱，晚到了幾分鐘，見我到，大畏說：“現在可以開會了。”旁邊一位“大咖”不滿：“我還當是什么人呢！”大畏和他開玩笑：“我們錦江很重要，他不來，會白開了。”當然是相熟人之間的玩笑，開會略等已在路上僅晚到一兩分鐘的人到齊也是常事，但后來我發現大畏對我確實情有獨鐘。因為我主編《中國美術家詞典》，并編寫了《陸儼少詞典》，他介紹我參加上海市美協。我說我不畫畫，他說：“你寫陸儼少的書我看了，很受用，憑你對中國畫的理解，可以參加美術評論組。”解放日報慶祝創刊70周年，報社希望組織畫家為報社作畫慶賀，我和時任美協主席的大畏電話說明意思后，他一口答應。在我同報社領導登門拜訪后不久，就不僅自己完成創作，還請張培成、韓碩、馬小娟等老師畫了一批畫送到報社。我寫愚園路，請他題寫書名，他二話不說，橫的豎的寫了好幾幅，特地派人送給我。《愚園路》電視紀錄片播出后，他很關注，發現沒有用他的字做片頭，對我說：“是不是覺得題得不好，我可以再寫。”我很難為情，其實是因為導演根據熒幕效果選了另外的字體。如今，《愚園路》又在拍靜安段續集，我本想讓他再題一下，想不到請未到，人已走，真讓人不勝唏噓。

大畏退休后，不再參加外面的活動，這和他當年籌辦中華藝術宮，離職后又籌建程十發美術館時的豪氣干云判若兩人。在有時長達一兩個小時的通話聊天中，我知道他胸中有些塊壘。我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所長后，成立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想聘一批學界和業界的專家學者做特聘研究員，盛邀他受聘并參加“世界城市文化論壇”，他答應我出門，但在開會前一天晚上，又突然打電話給我，說現在很少出門，怕見人，活動還是不參加了。我反復勸說，他還是猶猶豫豫。現在想來，有些病灶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埋下了。那次，他最終還是來了，并留下了珍貴的上臺照片，這可能是他閉門之后唯一一次公開參加的大型活動。

大畏兄，您對我的情義如涌泉，我對您的回報卻只是紙上一滴淚。您走完了敬畏生命的一生，您一路走好！

原標題：《悼施大畏：斯人遽逝，我心長痛》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黃瑋

來源：作者：徐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