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張學良缺點，單憑“西安事變”，能不能認為他絕對功不可沒？

捉住蔣介石的那個人，后來被軟禁了五十四年。

教科書給他蓋章"千古功臣"，蔣介石日記里罵他"叛逆"。同一個人，同一件事，評語卻打架。

從九十歲那頭倒著看

1990年，臺灣，張學良九十歲生日過完，身上的軟禁才算真正解掉。

記者們圍上去，問的全是西安事變，他說："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歲，以后就沒有了。"

這話什么意思？他等于親口把自己的人生切成兩段。前三十六年他自己過，后五十四年別人替他過。

大陸叫他"民族英雄"，中共領導人送過壽禮，臺灣那邊至今還有人咬著牙罵他"罪人"，蔣介石在日記里寫"小子無賴"。他自己信基督以后，張口閉口"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四個評價，四個角度，全都沖著一個人來。要說"絕對功不可沒"，"絕對"兩個字本身就有點懸。

咱們先不急著下結論，從他自己選的那個"終點"，三十六歲，往回看，賬才能算得清。

那年冬天他做的那件事，真像流行版本說的那樣，一個人扛起了整個抗戰嗎？

"沒有他就沒有抗戰"這句話，漏了多少人

1936年，蔣介石那句"攘外必先安內"，別光當作賣國口號。往深里看，是在拖時間。拖到中央軍換完德械、拖到幣制改革站住、拖到法幣替代銀元。1935年幣改一落地，南京政府手里才算有了打仗的錢袋子。

再看那一年的秘密接觸。

1936年上半年，陳立夫這條線已經奉命跟中共代表在上海、香港悄悄談。周恩來那邊也有人在北方接頭。國共二次合作這盤棋，早就在桌子底下擺開了，只是沒人敢先翻牌。

更關鍵的是莫斯科。

很多人不知道，張學良剛把蔣介石扣下，斯大林比誰都急。蘇聯《真理報》第二天就跳出來罵張學良，說這是日本人的陰謀。

道理很簡單，蔣介石一死，日本騰出手就能往蘇聯遠東打。斯大林需要蔣介石活著，需要中國這塊大磁鐵，把日本兵吸在關內。

這些線索擱一塊兒，再回頭看西安那一夜，張學良按的那個按鈕，底下埋的炸藥，不是他一個人埋的。

他自己其實也沒想把事情鬧成那樣，他真以為把委員長"請"過來談一談就完了。談完，他還親自陪著飛回南京。那架飛機上坐著他自己都說不清的僥幸心理，像一個請錯了客的主人，非要親自送客才踏實。

落地之后，蔣介石翻臉，扣人。他這一扣，就是半個世紀。

所以回到那個流行句式"沒有他就沒有抗戰"，它漏了周恩來，漏了宋美齡，漏了宋子文，漏了斯大林，漏了陳立夫那條暗線，還漏了日本關東軍自己的步步緊逼。

他是扳機，不是炸藥。把整個爆炸歸給扳機，不公平，也不準。

真正殘酷的，是這場兵諫之后，每個人各自收到的那張賬單。

誰賺了，誰賠了，誰搭進去一條命

1936年12月到1937年夏，西安事變的余波，一筆筆落到不同人頭上。

最大的贏家，是陜北那支剛走完長征的隊伍。

長征結束的時候，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八萬多人，剩下不到一萬。加上其他方面軍，陜北落腳的總兵力也就三萬上下。

缺糧、缺彈、缺冬衣。蔣介石那會兒調了幾十萬大軍準備圍剿，再打半年，后果很難說。

西安事變把剿共這件事按了暫停鍵，緊接著國共合作，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拿到了合法番號，有了軍餉來源。十年之后三大戰役的底子，就是那個冬天保下來的。

這一條，沒法否認。

最大的輸家叫楊虎城。

他是跟張學良一起動手的人，兵諫的主謀之一。事后蔣介石放了張學良一馬，至少人活著。

楊虎城就沒這個運氣，他被逼出國"考察"，一回國就被關，輾轉貴州、重慶，關了整整十二年。1949年9月，在重慶戴公祠，他和秘書、副官、自己的兒子、八歲的女兒，被軍統一起殺害。

功臣榜上，楊虎城三個字常常被壓得很小，同樣動的手，結局差了整整一個家族。

東北軍呢？更慘。

主帥被扣南京，群龍無首。中央軍趁機把這支原本三十萬人的隊伍拆開，分批調往抗日前線。很多東北兵最后死在湖北、山西的山溝里，再也沒能回到他們念念不忘的黑土地。

張學良當年扛著"不抵抗"的罵名從東北一路退到關內，很多人以為他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帶東北軍打回老家。結果呢，他人被扣住，兵被打散，老家沒打回去，自己也再沒見過東北的雪。

至于張學良本人，這五十四年，過得倒談不上多苦。

他在奉化、在貴州、在臺灣，換過好幾處住所。打網球、讀明史、收藏字畫、研究基督教。

跟原配于鳳至分開，跟陪他走完大半輩子的趙一荻補辦了婚禮。晚年去了夏威夷，住在檀香山，活到整整一百歲。

衣食無憂，妻兒在側。

但三十六歲以后，他沒當過一天自己人生的主人。

搬家由人，出門由人，見誰不見誰由人。他自己那句"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歲"，不是矯情，是白描。

賬算到這兒，有人賺了幾十年國運，有人賠了一整個家族的命，有人賠了半輩子的自由。把這筆復雜的賬，壓縮成"功在千秋"四個字，有點太輕了。

賬算完了，還剩一個最尷尬的證人，張學良本人，他自己怎么看這件事？

當事人自己，也沒敢說"絕對"

晚年的張學良，被唐德剛、郭冠英這些人輪番采訪。留下的錄音錄像不少。

1991年，他終于獲準出境，飛到了紐約，所有人都以為他會回大陸，至少會回東北看一眼。

他沒有，在紐約待了三個多月，見了不少老朋友，然后直接飛回了臺灣，后來去了夏威夷。

有人當面問他，后不后悔當年那一夜？

他的回答從來不是"我拯救了中國"，他說得最多的是"我是軍人，我做了我認為該做的事"。他信了基督以后，更常說的是那句"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這話聽著像謙辭，但他說得很認真。基督教的語境里，"罪"這個字不是客套，是認賬。

唐德剛采訪他那幾年，談到蔣介石，他用的詞是"蔣先生對我不錯"。談到西安那幾天，他反復說自己年輕，沖動，不懂政治，事情辦得糙。

從頭到尾，沒有一句"我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一個人對自己當年最重要的那件事，晚年講述時用的全是自貶的詞，這很耐人尋味。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他是太知道這件事里有多少不屬于他的成分。

你看，連當事人自己都不敢用"絕對"這兩個字。

夏威夷那張很有名的照片上，他穿白襯衣，坐在藤椅里，身后是太平洋。九十多歲的眼神，不像功臣，也不像罪人，就是一個活完了整整一個時代的人，坐在那兒等下一陣風。

他按下過那個按鈕，這一下，改了很多人的命。有人因為這一下活了下來，有人因為這一下丟了性命，有人因為這一下搭進去半輩子。

功與過，擺在一起稱，誰重誰輕，每個人心里的那桿秤都不一樣。

要我說，"功不可沒"這四個字，可以給。"絕對"這兩個字，最好留著。歷史里很少有東西配得上"絕對"，尤其是一個當事人自己都推辭的事。

你們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