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三次占領古巴，如今又對委內瑞拉動手，拉美受夠了！

特朗普在拉丁美洲的強硬策略，喚起了外界對“炮艦外交”時代的記憶，也讓人想起該政策曾激發的反帝國主義浪潮。

與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在拉丁美洲采取了日益激進的政策。

從針對疑似毒販的無人機打擊到提高進口關稅，從封鎖古巴燃料運輸并威脅入侵，再到1月3日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美國對西半球鄰國采取的強硬手段，讓外界聯想到美國早期的外交政策時期。

許多評論員認為，針對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的綁架圖謀，仿佛是1989年抓捕巴拿馬領導人曼努埃爾·諾列加的重演。

另一些分析人士則指出，美國干涉拉丁美洲的歷史更為悠久，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這其中包括尼克松政府支持1973年推翻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政變，以及中央情報局在1954年策劃推翻危地馬拉民選總統哈科沃·阿本斯的行動。

作為一名研究20世紀早期拉丁美洲歷史的學者，筆者認為特朗普政府對拉美的政策更像是美國一種更為古老的政策模式。從1900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軍相繼干涉了多個拉丁美洲國家。

這種做法通常以“羅斯福推論”作為辯護理由，即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對“門羅主義”的補充。羅斯福在1904年曾聲稱，在發生“長期不當行為”的情況下，美國將不得不行使“國際警察權力”以捍衛自身利益。

但至關重要的是，拉丁美洲人當年如何應對美國在20世紀初確立霸權的過程，或許能為當今提供一些借鑒。美國所謂“炮艦外交”的一個主要副作用，是激起了該地區政治生活中抵抗運動和反帝國主義思想的高漲。

在羅斯福主張美國有權對整個西半球進行干預后的30年里，美軍曾三次占領古巴 。此外，美軍還在1915年至1934年間占領了海地，并在1916年至1924年間占領了多米尼加共和國。

在尼加拉瓜，美國于1912年至1925年間部署了海軍陸戰隊，隨后又在1926年至1933年間再次駐軍，開展反叛亂行動，并在此期間首次使用了空中轟炸戰術。

因此，在拉美大部分地區，這是一個美國動輒訴諸武力的時代，華盛頓對拉丁美洲國家的主權毫不顧忌。

這個外部干預的時代也恰逢一段政治思想劇烈發酵的時期，筆者在近期出版的《激進主權》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

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墨西哥城，從哈瓦那到利馬，各地相繼涌現出對美國霸權提出尖銳批評的政治運動。其中許多運動源于20世紀10年代末的學生組織，而另一些則依托于日益壯大的工會和新成立的左翼政黨。

1923年，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的農村工人成立了農民聯盟。從一開始，他們就將地方問題與國際局勢視為緊密交織的整體，并認為這背后有著令人信服的邏輯。

正如該聯盟所言：“我們的國際主義并非源于對空洞口號的狂熱……而是為了采取預防措施，強化自身以抵御敵人。”他們口中的敵人，正是“北美的帝國主義”。

當時拉美的許多激進運動都受到了不久前墨西哥革命的啟發。1917年頒布的墨西哥新憲法將該國的土地和自然資源收歸國有，這使其與美國企業和地主產生了直接沖突。

此外，俄國革命的全球影響也為其他運動注入了活力。但在當時，許多拉丁美洲人更多是將布爾什維克視為全球反殖民浪潮的一部分。

筆者的著作探討了墨西哥城作為這些不同政治思潮聚集地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這些團體涵蓋了從墨西哥農民聯盟到由秘魯流亡者組建的反帝運動“美洲人民革命聯盟”。許多此類組織最終匯聚在“美洲反帝同盟”的旗幟下。該同盟于1925年在墨西哥城成立，隨后迅速在該地區的十多個國家建立了分支機構。

這些運動共同揭示了美國霸權的新特征。正如古巴學生領袖、胡利奧·安東尼奧·梅利亞在1925年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有著與眾不同的特質。

當時他的祖國雖然在形式上擁有主權，但高度依賴美國。與歐洲帝國不同，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直接控制領土，盡管它曾迫使古巴人在1901年憲法中加入一項允許美國隨意干預該島的條款。

在梅利亞看來，美國顯然是一個帝國，主要通過商業或金融壓力來行使其霸權。他認為，美元和華爾街與華盛頓特區的政府大樓一樣，都是美國權力的核心。

厄瓜多爾醫生里卡多·帕雷德斯于1926年創立了該國社會黨，他認為需要一個新詞匯來準確描述拉丁美洲國家矛盾的處境。

這些國家在形式上擁有主權，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殖民地。它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卻從屬于華盛頓和華爾街——正如他在1928年所表述的那樣，它們是“附屬國”。

對于反帝組織“美洲人民革命聯盟”的核心成員、秘魯詩人馬格達·波塔爾而言，美國的霸權在拉丁美洲不同地區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

1929年，波塔爾在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發表了一系列演講，將該地區劃分為不同的地帶。

雖然阿根廷或巴西等國主要被視為美國的投資地，但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區卻經常遭受美軍的武力干預。用波塔爾的話說：“在這里，帝國主義毫無偽裝。”

波塔爾在演講結尾用一句話將她對美國霸權的分析與引發共鳴的團結呼吁結合在一起：“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強大敵人；讓我們結成一個共同的強大聯盟。”

盡管拉丁美洲的反帝國主義思想家在許多問題上能夠達成共識，但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深刻的分歧。這不僅涉及戰略問題，也包括原則性問題。

不同階級在他們的運動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他們希望推動多么激進的社會變革？以及，由此將誕生一個怎樣的國家？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差異演變成深深的裂痕，導致革命者與民主改良派、國際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親蘇派與反共派之間相互對立。這些分歧在隨后大半個世紀的拉丁美洲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雖然其中許多裂痕在冷戰期間變得尤為突出，但它們實際上源于早期關于如何最好地對抗美國霸權的分歧。

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反帝浪潮，塑造了一代拉丁美洲激進分子。在這些年里步入政治舞臺的幾位人物，后來在20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例如，在1959年至1976年間擔任古巴革命政府外交部長的勞爾·羅亞，其政治啟蒙正是源于20世紀20年代該島的反帝運動。

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確立政治愿景的人們，將這些理想帶入了冷戰時代。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為后來那些更為人熟知的激進運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誠然，過往未必總是序章。外界很難準確預測當前美國拉美政策將帶來怎樣的長期后果，尤其是在該地區目前正呈現右傾趨勢的背景下。

但回顧該地區的反帝國主義傳統，確實預示著一種可能的結果：美國新一輪的強硬姿態，遲早會重新點燃反帝國主義情緒，并使其成為新一代活動家的組織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