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吸血百年的猶太家族：鴉片起家，放貸做大，今聲名狼藉！

它叫和平飯店，是上海外灘的門面，每一個來上海的外地人,都得站在南京東路口抬頭看它一眼。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棟樓最早根本不叫和平飯店，它叫沙遜大廈。

它的主人，是一個從巴格達跑出來的猶太家族。這一家人，在中國整整盤踞了一百年，靠販鴉片起家，靠放高利貸做大，靠壟斷地產收尾，從清朝一直吸血到新中國。巔峰時期，光他一家就買下了大半條南京路。他們是誰？答案叫——沙遜。

故事得從1792年說起。大衛·沙遜出生在巴格達，家里是當地的猶太望族，祖祖輩輩給奧斯曼帝國管賬本，做首席財政官。按理說這日子夠滋潤了，可好景不長。十八世紀末，巴格達新上任的行政長官對猶太人下手特別狠，一言不合就抓人、抄家、絞死。

1828年的一個晚上，大衛·沙遜帶著一家老小連夜跑路，先是躲到波斯灣的布什爾港，1832年又輾轉到了英國人管的印度孟買。

到了孟買他立馬干了一件聰明事——申請入英國籍。這個身份后來救了他一家，也害苦了中國人一百年。

當時的大英帝國正在全球擴張，缺兩樣東西，一是市場，二是能抵消貿易逆差的商品。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往英國狂賣，英國的棉布毛呢在中國卻沒人買，巨額的貿易逆差把英國人整不會了。思來想去，他們瞄上了一種來自印度的東西——鴉片。

但這時候，鴉片對華貿易被一家叫東印度公司的壟斷企業牢牢把著。1833年8月，英國議會通過法案，廢除了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專利權，口子一下打開了。

大衛·沙遜就是這一刻成了時代的寵兒。他手握印度原產地，又有英國國籍護身，兩頭吃得死死的。從孟買開往上海方向的每一船鴉片，幾乎都能掛上沙遜的旗號。

一位猶太史學者羅斯寫過一句話形容他——"黃金像雪片一樣向他飛來"。這話一點不夸張。

大衛娶了兩房老婆，生了八個兒子。他把這八個兒子全扔進鴉片貿易，一個管孟買，一個管廣州，一個管上海，一個管馬尼拉，在亞洲織成了一張貿易大網。

1838年，道光皇帝受夠了鴉片荼毒，派林則徐南下廣州禁煙。第二年虎門銷煙，兩萬多箱鴉片被倒進石灰池里，煙霧沖天。

但很少有人提一個細節——這兩萬多箱鴉片里，有一半來自沙遜家族。

大衛·沙遜肉疼得直跳腳。他聯合其他鴉片商人回到倫敦，砸錢游說英國議會和維多利亞女王，要英國出兵"替商人討回公道"。

1840年，英國艦隊開到了中國海岸線，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打響。結局大家都知道，清朝慘敗，簽下《南京條約》，割香港，賠款，開五口通商。

這張條約沒把鴉片貿易寫成合法，但五口一開，沙遜家族立馬把分公司鋪到了廣州、香港、上海。1845年，上海那塊還是泥地的外灘，開出了第一家沙遜洋行辦公室。

沙遜家到了上海，就沒打算走。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鴉片貿易干脆半合法化，《天津條約》里甚至還給洋行減了固定稅。沙遜家族原本就靠鴉片吃飯，現在連稅都少交，那還了得。

靠著孟買的原產地、英國籍的特權、五口通商的口岸這三張王牌，沙遜洋行很快把其他幾家鴉片大戶擠到了邊上——怡和、寶順節節后退。到了1860年代，沙遜家族一家就吃下了中印鴉片貿易的七成份額。

數據有多嚇人？

1864年大衛·沙遜去世的時候，家族資產400萬英鎊。

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才4250萬兩白銀。而歷史學者估算，從1840年到1914年這七十多年里，光靠鴉片一項，沙遜家族從中國賺走的利潤就高達1億4千萬兩白銀。這是什么概念？北洋水師二十年的裝備費用才2300萬兩。

也就是說，這家子光憑賣鴉片，就吸走了中國七個北洋水師。

如果當時中國有七支北洋水師，甲午海戰的劇本，可能根本不用那樣寫。

1864年，大衛一死，長子阿爾伯特接班，搞了個老沙遜洋行。次子伊利亞斯鬧分家，自立門戶另開了一家新沙遜洋行，總部設在上海。后來老沙遜慢慢沒了聲音，新沙遜越做越大，成了整個家族的主力軍。

同一年，沙遜洋行聯合其他十幾家外商，在香港和上海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家銀行，叫匯豐。這么一來，鴉片賺的錢直接流進銀行，銀行轉手又借給中國的商人、官員、買辦。等于從兩頭一起吸。

到了這一步，沙遜家族已經不是簡單的毒販了，他們建起了一個從毒品到金融的完整閉環。

時間來到1923年，大衛的曾孫維克多·沙遜從孟買坐船抵達上海。

這哥們兒長得挺特別——一戰的時候他在英國皇家空軍當兵，一次訓練事故把腿給摔瘸了。上海人背后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蹺腳沙遜"。

維克多是個人精。他接手的時候，鴉片貿易已經在走下坡。1909年，國際禁毒大會第一次在上海開，全世界都開始管這檔子事。維克多腦子轉得飛快——鴉片賺不到錢了，那咱換賽道。

他選了兩條路，一條是金融放貸，一條是地產。

先說放貸。維克多的玩法非常"藝術"——對外放高利貸，等借款人還不上錢，就把人家的房子、地、鋪面統統接收過來。湖北路迎春坊、唐山路潤德里、昆明路原德里、黃陂南路安義里，這些地皮就是這么一塊一塊落到他名下的。

再說地產。這塊有個更絕的套路，是沙遜洋行房地產部主任、另一個猶太商人哈同發明的——把地租給中國人，讓中國人自己出錢蓋樓，租期一到，土地加上房子一起無償收回。

1916年，永安公司的郭樂、郭泉兄弟想在南京路蓋百貨大樓。沙遜說行啊，地皮租給你，租期30年，一年租金3萬兩銀子。30年后合同到期，造價15萬兩銀子的永安大樓一棟不少，全部歸沙遜。

郭家哥倆不是沒算過賬，但沒轍——上海最好的地皮都在沙遜手里，不答應就沒地方蓋。類似的套路，沙遜在南京路勸工大樓、淮海路國泰大戲院、西藏路東方飯店上反復玩，屢試不爽。

1926年4月，維克多在外灘20號的地皮上動工，要蓋一座上海最高的樓。這塊地1870年代買進的時候是每畝6500兩銀子，到1920年代已經漲到每畝45萬兩，翻了70倍。

1929年9月5日，這棟13層、總高77米的大樓落成，起名沙遜大廈。它是當時外灘第一高樓，也是整個遠東第一高樓，這個紀錄一直保持到1934年國際飯店落成才讓出去。

沙遜大廈的造價連土地帶建筑加一起是760萬兩白銀。按照每年60多萬兩的租金，13年回本。

到了1935年，他手里握著50多處產業，地皮600多畝，房屋1900多幢，幾乎把整條南京路買下來了。一個外國人，一個瘸子，把中國最繁華的一條街攥在了手里。

這時候的沙遜有多橫？一個細節就能說明一切。

1937年，中國銀行要在沙遜大廈旁邊蓋自己的大樓，原本設計34層，就是想壓沙遜一頭。維克多一聽，直接動用自己作為租界納稅大戶的身份，卡住了中國銀行的開工執照。最后中國銀行造出來只有17層，整整矮了沙遜半截。

連蔣介石和宋美齡舉行婚典的大華飯店，維克多都能說拆就拆，推倒重建成他自己的產業。

維克多特別會享受。

他在上海西郊虹橋路上買了兩大塊地，一塊104畝蓋了羅別根花園，一塊60畝蓋了伊甸園。每到周末就過去騎馬、打高爾夫、開舞會，菜非要下鍋前半小時從自家菜園現摘。

他在華懋飯店辦的化裝舞會，是1930年代上海名流必到的社交盛事。孔祥熙因為他捐錢給中國紅十字醫院，還特地在華懋飯店給他頒了一枚金質獎章。說白了，當時上海的達官貴人見了蹺腳沙遜，都得點頭哈腰，陪著笑臉。

但沙遜在中國的日子，終究是要到頭的。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維克多嗅覺很靈，他看出日本人要獨吞上海這塊肥肉，于是開始悄悄把錢抽走。據估算，抗戰期間他抽走的資金超過1000萬美金。

1948年4月，他干脆把新沙遜洋行總部從上海整體搬到了巴哈馬群島的拿騷，同時大量拋售在上海的產業。

可惜，他沒來得及全部清空。1949年上海解放，新中國面前擺著一個難題——怎么處理這些外國資本家留在上海的地產？

時任上海財政局長顧準想了一招——利用國民政府留下的"地價稅"，按照土地估價收稅，而且把稅率大幅拉高。

這一招叫釜底抽薪。沙遜在南京路、淮海路那些黃金地段租金再高，也抵不過按估定地價收上來的稅款。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從1950年冬到1951年春，沙遜終于扛不住了。

顧準后來在回憶錄里寫得很輕描淡寫——"上海有名的沙遜，把南京路外灘的沙遜大廈（現在的和平飯店）和舊租界的華懋飯店（現在的錦江飯店）抵交欠稅后離開了上海。"

顧準還總結了一句——"我們沒有采用任何沒收政策，卻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殘余經濟勢力。"

整整一百年，靠鴉片起家，靠放貸做大，靠地產收尾的沙遜家族，最后是被"地價稅"這四個字趕走的。

1958年10月31日，新沙遜集團因積欠巨額債務，把沙遜銀行、沙遜大廈、華懋公寓等9家在華企業的全部財產，一次性轉讓給中華企業公司，正式結束了在華業務。

維克多本人，1961年8月在巴哈馬的拿騷病逝，終年80歲。死前他已經不再是那個蹺著腳在上海灘一呼百應的"蹺腳沙遜"，只是一個靠巴哈馬陽光養老的普通老人。

回頭看沙遜家族這一百年，你會發現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規律——他們每一個階段的發家手段，靠的都不是生產，不是創造，而是盯著一個國家最脆弱的地方下手。清朝最虛的時候，他們賣鴉片掏空國民身體；民國最亂的時候，他們放高利貸吸干民間財富；上海最繁華的時候，他們靠租地套路壟斷地產。

這一家人從巴格達跑出來，抱英國的大腿，在印度種鴉片，把中國當成提款機，整整吸了四代人的血。他們賺走的每一分錢，都帶著中國煙民的咳嗽和中國農民的眼淚。

而讓這個帝國最終散架的，不是他們自己失誤，也不是別的資本家干倒他們，而是一個嶄新的政權，用幾張稅單，把他們干凈利落地請了出去。

一百年里，沙遜家族販毒起家，放貸做大，地產收尾，靠著中國人的血淚堆起一個橫跨三大洲的商業帝國。一百年后，他們悄悄打包跑路，只留下一棟綠頂大樓，站在外灘，改名叫和平飯店。

它至今還在那里，每天迎來送往無數游客，可很少有人知道，它腳下的那片土地，曾經用一個中國人早就不愿意再提的名字，吸過這片土地整整一百年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