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的誘惑：日本曾如何用“敵人”“治愈”自己

一個人倒霉的時候，常常會先怪天氣、怪運氣、怪別人；一個社會出了問題，也一樣；失業變多，未必先反思產業結構；年輕人焦慮，未必先追問是否是機會變少。

很多時候，最先被推到前面的，不是方案，而是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可能在外面，也可能在內部；可能是另一個國家，也可能是某個少數群體。但它必須足夠醒目，足夠承載憤怒。如此，那些原本復雜的問題，就有了一個簡單而整齊的解釋。

當一個群體承受挫折、焦慮和失控感時，往往會本能地尋找一個“替罪羊”，這就是政治學和社會心理學反復討論的一種機制。

“替罪羊”這個詞，出自古代宗教儀式，人們把自身的罪責象征性地轉移到一只羊身上，再將它放逐，仿佛這樣就能獲得潔凈。

后來演變成一個深刻的社會隱喻：當人們無法處理真正的問題時，就會尋找一個可以承受指責的對象，把復雜的痛苦，壓縮成單一的仇恨。

這套邏輯之所以總是屢試不爽，是因為制造外部敵人遠比解決內部矛盾省力。

解決內部矛盾意味著要承認問題確實存在，要觸動利益，調整分配，承擔責任，甚至承認某些長期被歌頌的東西其實并不高效；這明顯并不容易。

而塑造一個外部敵人，則輕松得多；它只要求你提高敘事能力，組織情緒，把目光從裂縫上移開。

前者是在改造現實，要真本事；后者是在改造感受，往往只要會動員。

更重要的是，人類天生偏愛“簡單”；因為真正的問題，大多都不利于傳播；而“敵人”不一樣，它有面孔、名字，有方向、邊界；能把彌漫的無力感，變成集中而熱烈的憤怒；把無法解釋的混亂，變成一套看似有因有果的敘事；也能讓人暫時從“我們哪里出了問題”的不安中解脫出來，轉而進入“我們必須團結一致”的激昂。

這就是替罪羊機制最深的誘惑：它不解決問題，但緩解痛苦；不提供真相，但提供情緒上的秩序。

從這個意義上說，外部敵人的最大作用，從來不在外部，而在內部；它似一個容器，可以往里面裝失敗、焦慮、屈辱、不滿等幾乎任何你不喜歡的負面東西，并轉化為“共同危機”。而共同危機一旦成立，很多內部矛盾便會被要求暫時讓路，你原本難受的，不滿的，都要先忍一忍。

于是，階層之間的裂縫，代際之間的抱怨，社會對權力的追問，都有可能被一面更大的旗幟暫時遮住，但遮住，不是消失。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形成，幾乎提供了一份完整樣本。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后，日本出口遭受沖擊，許多地方經濟承壓，民間不滿加劇。

按理說，這樣的時刻，一個國家最該做的是修補內部制度、重建分配秩序、恢復政治信用。

但這些都太慢，也太難。于是，他們選擇了另一條更“高效”的道路，把國家困境解釋為外部環境所迫，把擴張包裝為生存所需，把戰爭描繪成自衛，把侵略說成是通往安全與繁榮的唯一捷徑。

在這一過程中，真正起作用的，不只是槍炮，更是敘事。

軍部和激進民族主義者不斷制造和放大危機感，把對外擴張說成“生命線”，把侵略行動說成“不得不為”。

他們不是簡單宣布“要掠奪”，而是反復強調“如果不先出手，就無法生存”；野心因此被翻譯成焦慮，掠奪因此被翻譯成自保。

現實中有壓力、社會中確有困難，虛假的解釋才更容易被接受，錯誤的藥方才更容易被當成救命藥。它不是赤裸地說謊，而是把謊言鑲嵌在真實的不安之中。

敵人形象不是一天長成的，它需要不斷被描繪、重復、放大、符號化；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媒體、教育和輿論系統都曾扮演重要角色。

它要讓當時的日本民眾相信，外面的威脅并非眾多問題之一，而是壓倒一切的總問題；讓他們相信，真正讓他們艱難的，不是部失衡，而是外部壓力。

這種敘事一旦成功，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對外強硬會被看作勇敢，質疑戰爭會被視為軟弱；要求冷靜的人會顯得不合時宜，主張克制的人會被嫌棄不夠熱血，在這種氛圍中，當時的日本終走上失控的道路。

這也是為什么，外部敵人敘事往往短期有效、長期危險。它確實能迅速集中情緒，能在某些時刻提升服從和動員效率，但它替代不了治理。不能讓經濟自動恢復，讓制度自動更新，讓分配自動公正，讓年輕人的未來自動明朗可期。

它只是讓這些問題暫時退到幕后， 問題一旦被壓住而不是解決，遲早會以更大的代價回來。更麻煩的是，如果長期依賴敵人敘事，就會漸漸失去面對復雜問題的能力；看起來也許很團結，實際上卻是在用整齊的口號，掩蓋不斷累積的脆弱。

說到底，它只是把復雜的現實壓縮成一場情緒明確的道德戰爭；可真正成熟的社會，恰恰要學會抵抗這種誘惑。在壓力面前仍然能分清：哪些問題確實來自外部，哪些問題必須由自己負責；承認有些困難沒有簡單的人，有些代價必須自己承擔，有些病灶終究要朝內部開刀。

一個社會真正的力量，從來不在于它是否能持續制造敵意，而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在敵意最方便的時候，仍然保留復雜思考的勇氣。

因為靠恨意維持的團結，往往來得快，也散得快；靠清醒建立的秩序，才更穩定，也更長久。而敢于面對自己，才是解決問題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