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探尋曹學與紅學溝通的精神路徑——讀《曹寅與曹雪芹》

劉上生先生的《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以下簡稱“增訂本”）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北京曹雪芹學會將此書作為胡德平、張書才主編的《曹學文庫》之一種，著名文史學家張書才、陳蒲清先生為序。

《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這部五十萬言的專著，是劉上生先生數十年來在曹學與紅學領域覃思精研的集大成之作。二十多年前，他撰寫的《曹寅與曹雪芹》（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是國內首部系統研究清代包衣漢人作家和文化活動家曹寅的學術專著。

增訂本吸收了此后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學術前沿信息和著者學術成果，內容擴充調整一倍以上，不僅對包衣曹家先輩，特別是曹寅的生平、心態與文學成就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論，更以此為樞紐，系統性地探尋了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及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影響，為我們展示了一條實現曹學和紅學內在溝通的精神通道。

《曹寅與曹雪芹》

一、原創性課題的提出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上生先生從事《紅樓夢》教學與研究四十余年。90年代后期，鑒于當時曹雪芹祖籍論爭等與《紅樓夢》無關的問題導致曹學與紅學分離的狀況，他在專著《走進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中將作家研究與作品研究溝通融合，深入探討了《紅樓夢》文本與作家的深層心理聯系，提出曹雪芹的創作情結及其藝術投射問題。

《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

同年，上生先生在北京國際紅學研討會上提交論文《論“曹學”與“紅學”的內在溝通》，指出紅學與曹學的溝通“包含由表及里的三個層面：本體（著作權）層面、文本（故事）層面和心理層面，與此對應的研究方法分別是考據學、敘事學和心理學方法”。心理層面的溝通，即心理學視點中的曹學，同樣以曹雪芹家世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但闡釋重點則在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

上生先生認為“精神傳承是在家族（家庭）社會地位、社會文化環境與其主要成員的人生遭際、思想性格的沖突（性格與環境的關系）中形成的具有連續性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心理傳統，是比血緣關系更深刻、更強有力的心理臍帶”；因此，研究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即是探尋曹學與紅學內在溝通的現實路徑，也是走近曹雪芹和《紅樓夢》的重要心靈通道。

上生先生提出并圍繞這一原創性學術命題，數十年鍥而不舍，從21世紀初撰寫《曹寅與曹雪芹》，至近年出版的《從曹學到紅學》和本“增訂本”及其他相關論文，構成了相對完整的研究系列，為紅學和曹學研究做出了獨特貢獻。

在對包衣曹家精神傳承的研究中，上生先生始終堅持以文獻考證為基礎，堅持以老一輩紅學家的歷史性貢獻為起點，把握百年曹氏家族史所蘊含的民族史和文化史內容，把握曹家作為內務府包衣漢人的根本身份，突出其社會地位的包衣仕宦雙重性。

以此為認識基點，增訂本第二章《包衣曹家先輩及傳承考論》對初版本《先輩事跡考略》作了基礎性改造和較大擴展，從先祖三代曹錫遠、曹振彥、曹璽起，著者探賾索微，對有限史料的隱含意義作了深入的創新解讀；《包衣曹家的“家學”傳承和新變》一節對曹家“藝能”傳統的探討，更延伸六代，從一個側面豐富了曹家精神傳承的內涵。

經過補充豐富，增訂本實際上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包衣曹家精神傳承史的框架，使這一家族精神傳承的鏈條更為完整豐滿。而曹寅是這一鏈條上承前啟后的關鍵，增訂本以曹寅研究為中心，形成了具有創新意識的學術特色。

《從曹學到紅學》，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二、溯源求真的問題意識

上生先生的問題意識體現了他溯源求真的自覺追求。這種問題意識是雙向度的：既指向曹寅作為清代歷史文化名人的個體意義，更指向其作為理解曹雪芹精神世界的重要人物的關系意義。

從第一個維度而言，曹寅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獨立對象。正如上生先生所言，“曹寅之值得解讀，首先在于他的個體價值及其范式意義，這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意義；而后才是他的關系意義”。

他不僅是清代杰出的旗籍包衣漢人作家，更是康熙時代重要的歷史文化名人。他的《楝亭集》和戲曲創作展現了不俗的文學成就，他主持編刻《全唐詩》《佩文韻府》等大型文化工程，參與和推動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文學文化活動；同時，作為康熙皇帝的親信近臣，他身兼江寧織造、兩淮巡鹽御史等要職，是康熙朝政治文化歷史的重要親歷者與見證者。

《曹寅評傳年譜》

更為重要的是，他特殊的包衣漢人身份與家世背景，使他在政治忠誠與民族情感、顯赫地位與奴仆身份之間始終處于一種身心緊張狀態。

這種生存處境對其思想人格的形成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對曹寅這一獨特個體進行深入探究，特別是對其精神世界進行剖析，對于理解清代前期的政治文化生態、滿漢關系以及包衣群體的精神史，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如增訂本第三章第二節根據對《楝亭詩鈔》卷五《南轅雜詩》其二“舊日侲童半服官”自述性內容的解讀，發現曹寅曾有參加宮內娛樂表演的“侲童”活動以及養馬服役的經歷，其童奴生涯有著遠比我們所知豐富得多的內容，這對更深入理解曹寅的人生和思想具有重要作用。此前學界尚無人注意及此，尤可見著者讀書思考之精細。

從第二個維度而言，曹寅是理解曹雪芹與《紅樓夢》不可繞過的存在。上生先生強調，“只有走近曹雪芹，才能走進《紅樓夢》”，而走近曹雪芹，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思想人格。

在《走近曹雪芹》中，他提出從種屬（人類）—民族（社會）—家族（家庭）—個體（意識和無意識）的心理結構鏈研究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及其對曹雪芹影響的問題。走近曹雪芹就要從家族精神傳承的角度回答偉大人物、偉大作品從何而來的問題。

《曹寅全集》

在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中，曹寅是承前啟后的關鍵環節。家族記憶如何內化為精神資源？包衣身份帶來的創傷體驗與反奴人格如何代際傳遞？文學才華與審美趣味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后人？

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對曹寅的深度解讀來尋求答案。上生先生通過梳理曹寅的生平事跡、思想心態、人格特質與文學創作，揭示其如何成為曹雪芹精神成長的歷史底色，進而為理解《紅樓夢》的情感基調、思想底蘊與藝術創造提供堅實的發生學解釋。

這種雙向度的問題意識，使增訂本的學術追求既非單純的曹寅生平考辨，亦非直接的紅學文本闡釋，而是立足于二者的內在精神關聯，在曹學與紅學之間架起一座精神溝通的橋梁。

正如作者所強調的，曹學與紅學是母子相依的關系，唯有深入理解孕育者，才能真正走進被孕育者的精神世界。從《走近曹雪芹》到《曹寅與曹雪芹》一以貫之地體現了上生先生不斷探索、溯源求真的問題意識。

三、辯證把握的理論概括

著者對曹寅研究最具原創性的理論貢獻，在于首次對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進行了深入的系統剖析，在此基礎上提煉出“三個二重性”的核心命題，以此作為理解曹寅思想人格的理論框架。

所謂“三個二重性”，即曹寅身上體現出的政文異向的雙重忠誠、情理分離的雙重追求、身心相悖的雙重人格。

《“曹寅、李熙、〈紅樓夢〉與蘇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這一理論框架的提出，并非出于抽象的思辨邏輯，而是建立在大量史料與文本的細讀之上，是對曹寅思想、行為與創作中內在矛盾的精準捕捉與深刻闡釋。

“政文異向的雙重忠誠”揭示了曹寅政治行為與文化態度間的深刻背離。

一方面，作為康熙皇帝的親信近臣，曹寅在政治上恪盡職守、竭誠效忠，維護著清廷的統治權威，表現出無可懷疑的倫理忠誠；另一方面，作為漢民族王朝功臣后裔和家庭經歷民族劫難而沒滿為奴的包衣漢人，他始終保持著對本民族文化和傳統的情感忠誠，與堅守氣節的遺民志士產生心靈溝通。

在文學創作中，他時常流露出對前明的故國之思與民族情感，與其政治身份形成鮮明對照。這種公開身份與私密情感之間的異向性，構成了曹寅精神世界中最根本的張力。

上生先生指出，曹寅身上的這一矛盾，歸根結底乃是由他的滿洲旗人和包衣漢人的雙重身份及其政治地位決定的，其典型意義在于，“以接受異族統治為代價換取民族生存和民族文化傳統的保存，往往成為一部分知識分子痛苦而理性的政治—文化二元選擇”。這是易代之際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也是中國文化傳統歷史延續的一種形態。

《曹寅、《紅樓夢》與浙江：曹寅與鎮江暨紅樓夢程乙本刊行2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情理分離的雙重追求”進一步深入其心靈內部的情感世界。曹寅身處清初理學籠罩的時代氛圍之中，肩負著維護正統意識形態的責任；然而，他的情感世界卻異常豐富而敏感，對自由、對真情、對個體生命體驗的執著追求，常常與主流規范產生沖突。

這種“情”與“理”的分離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也滲透在他與江南文人的交往、對戲曲藝術的酷愛和個體情愛等生命實踐之中。

第八章第三節論“曹寅的‘情’與曹雪芹的‘情’”，及此后作者的相關研究（如關于曹寅曹雪芹祖孫“風流”人格及藝術投射的探討等）都很有意義。

這些研究豐富了曹家精神傳承的內涵，不但使曹寅“重情”的精神世界更為立體豐滿，也有益于對《紅樓夢》“大旨談情”的理解探索。

“身心相悖的雙重人格”則是前兩個矛盾的集中體現。身居高位的曹寅，內心卻常以“羈囚”自喻，深懷“不材”之憤，渴望精神的自由與超脫。

他既享受榮華，又厭倦官場；既恪守臣節，又向往隱逸。他是“非我”與“自我”，奴性人格與反奴人格的矛盾體，這種人格上的雙重性，使曹寅成為清代包衣群體中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悲劇性存在。

增訂本第五章分析了曹寅《楝亭集》“不美不刺、面向個體自我”的私人話語特征，認為這種“不涉戶外一事”的做法和心態，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安全包裝，“它是消極的，但也是積極的”。這些論斷顯示了上生先生深入心靈世界的共情力。

二重性即矛盾性，而“人是一個矛盾性的存在”（卡西爾《人論》）。上生先生從矛盾性來理解曹寅其人，體現出高度的理論自覺和思辨品格。

《楝亭集箋注》

增訂本指出，“若干不同方向和內涵的二重性，又構成了個體的獨特性，并由這種獨特性映射出普遍性的意義”。

將曹寅的二重性置于清代前期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來看，政與文的背離，根植于包衣漢人的特殊處境；情與理的沖突，折射出清初思想文化的內在張力；身與心的背離，則是個體在體制夾縫中自我意識覺醒的必然產物。由此看來，曹寅的復雜性不僅是個體的，也是普遍的。

“三個二重性”的理論概括及辯證把握，使上生先生的曹寅研究超越了一般性的生平考述，而達到了精神史、心靈史研究的深度，是此前相關論著（如史景遷《曹寅與康熙》）未曾達到的；同時，這一原創性理論概括為理解曹雪芹及《紅樓夢》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內在邏輯依據，使該書超越了既往曹學研究對于家世和家事的關注，而深入到對歷史人物心靈世界的挖掘、理解和對精神傳承的探尋。可以說，這是上生先生對于曹學和紅學研究最主要的理論貢獻。

《楝亭贈言》

四、楝亭文本的心史解讀

上生先生對曹寅的研究，既是對歷史人物的考索，具有歷史研究的特性；亦是對文學心靈的發微，屬于文學研究的范疇。因而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增訂本體現出文史相融、以文證史的突出特色。

上生先生將作品視為作者心靈的呈現，通過對《楝亭集》文本中意象、典故、情感脈絡的細心解讀，捕捉曹寅幽微的心緒和深層的矛盾，從而進入其精神世界，使這部詩文集成為打開曹寅心靈之門的鑰匙。這種研究方法兼具文學敏感與歷史深度，常常見人未見、發人未發。

《楝亭集》是曹寅“三個二重性”的人格心態最典型、最集中的呈現。曹寅的行役之苦、羈囚之悲、不材之憤、“末世”之嘆、家國之恨、風月之情、憫民之心及種種與其官方身份和正統意識相悖離、相對立的情感蓄積于中，形成一股與康熙盛世不太諧和的“魁壘郁勃”之氣，成為《楝亭集》中詩歌的情感基調。

上生先生對曹寅大量詩作進行了鞭辟入里的解讀分析，如對《病鶴》《圈虎》等詠物詩的解讀，揭示出曹寅雖身居高位卻無法擺脫羈囚之悲的深層心理。

作者與劉上生先生合影

對《坐弘濟石壁下及暮而去》《暮游弘濟寺石壁回宿觀音閣中》等紀游詩的闡發，捕捉到詩人在山水之間尋求精神解脫的瞬間，那“一片石”與“千里游”“嬰世網”形成的對照，這反映的不是一般文人的出世與歸隱的矛盾，而是曹寅融合了民族情感、家族劫難以及個人經歷等復雜心理內容的情結。

像這樣深入文本而不止于文本的解讀，在增訂本中可謂俯拾即是。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以文證史的文本解讀之法并非止于對曹寅個體的理解，更延伸到對家族精神傳承、對曹雪芹及《紅樓夢》思想和寫法的探尋。

如增訂本在初版本基礎上所論述的愛石情結的意象承接，“情”的關聯，和新增的論及曹寅《避熱》詩與薛寶釵“冷香丸”、贈杜岕詩自注與曹雪芹修改《賞花時》曲詞、《與曲師小飲和靜夫來詩，次東坡韻》詩與賈寶玉“世法平等”觀念等一些個案研究，增訂本的這些章節是上生先生近年不斷思考的成果，反映了他對紅學研究老而彌篤的真淳態度。

事實證明，在宏觀視野下的個案研究，可以集腋成裘，見微知著，積累真知灼見，而避免粗疏之病，是一種有效的治學路徑。

《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上生先生對《楝亭集》文本的心靈化解讀，既是文學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其文學性在于尊重藝術創作的特質，以敏感的心靈去貼近另一個心靈；其歷史性在于始終將文本置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不脫離曹寅的包衣身份、時代處境而作空泛的闡釋。

正是這種雙重自覺，使《楝亭集》不再僅僅是考據的材料，而成為一部心靈的史詩，一部記錄清代包衣文人精神掙扎與藝術創造的“心史”。

《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為我們復活了一個鮮活而復雜的曹寅，也為理解曹雪芹及《紅樓夢》的創作開辟了一條獨特的精神通道。曹寅和曹雪芹是一個包容性極其廣闊的論題。增訂本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也留下了一些遺憾和空白。如曹寅思想研究，包括對《紅樓夢》有重要影響的包衣曹家的宗教思想傳承，增訂本雖有涉及，但能有專題研究會更好。

對曹雪芹父輩曹颙、曹頫等的研究，因文獻材料不足，還相對較為薄弱。至于曹寅文學和戲曲創作以及其他文化活動對《紅樓夢》的影響，包衣曹家精神傳承與中華文化精神傳承的聯系，詩文戲曲與小說的互文性跨界等，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看，增訂本見微知著，提供了一些范例，但顯然也留下了更多的開拓空間。

上生先生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有心后繼者，當然更需努力去進行新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