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并購西歐時代”意義遠不止于經濟

張 健

一個“東歐并購西歐時代”正在歐洲大陸加速鋪展開來。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中東歐企業在法德等西歐國家進行的并購，無論數量還是所涉資金規模都實現大幅增長。其中，光是波蘭公司就創紀錄地宣布了22宗涉及西歐地區的收購，導致西歐大國德國的媒體驚呼“波蘭人來了”。這種現象是近年來“新歐洲”國家與“老歐洲”國家經濟增長差異的直觀反映，但從歐盟多輪東擴的歷史演進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現實處境來看，其中蘊含的意義以及潛在影響又遠不止于經濟層面。

歐盟內部“西主東從”有其歷史成因
“東歐并購西歐”之所以引發關注，是因為這與不少人對于歐盟內部“西強東弱”“西主東從”的傳統印象形成鮮明反差。

二戰結束之初的1952年，基于法國“舒曼計劃”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正式成立，標志著歐洲一體化邁出實質性步伐。隨后，在“先經濟后政治”的大方向下，歐洲一體化大致經歷從煤鋼共同體、歐洲共同體到歐洲聯盟的演進升級，其間進行多輪主要面向西歐國家的擴員，并先后建立了關稅同盟，實行共同貿易政策、農業和漁業政策，統一內部大市場，基本實現商品、人員、資本和服務的自由流通等等。1993年歐盟成立，當年6月便制定通過了“哥本哈根標準”，首次明確統一入盟要求，這為隨后開啟歐盟東擴進程、吸納越來越多中東歐國家奠定了基礎。

事實上，正是以“哥本哈根標準”為新的起點，歐盟東擴成為冷戰后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核心事件。20世紀90年代開始，尋求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一些中東歐國家，陸續被納入歐洲統一框架。

連續幾輪東擴，一度被認為是歐盟外交層面的顯著成就之一。對于歐盟來說，東擴起到重塑歐洲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的作用，并增強了歐盟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歐盟成員國數量從1993年的15個增加到2013年的28個（后因英國2020年“脫歐”減至27個），覆蓋面積、人口以及經濟總量等都實現了顯著增長。對中東歐成員國來說，加入歐盟，享受歐盟統一大市場、歐洲結構和投資基金支持等有利條件，極大促進了它們的經濟轉型和現代化進程，在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不斷追趕西歐水平。

不過，東擴帶來的陣痛和代價也顯而易見。歐盟內部經濟發展差距、價值理念以及內外政策難以協調等問題始終存在，進而為歐洲一體化這一打造超國家聯合體的政治實驗埋下內部分化甚至分裂的引線。

為了順利加入歐盟，提交申請的中東歐國家需要對標“哥本哈根標準”，按照“入盟前戰略”提供的路線圖，逐步接受歐盟政治、經貿以及內部市場等方面的要求和法律法規。這個過程，自然而然地使西歐或“老歐洲”國家處于主導和核心位置，中東歐或“新歐洲”國家則扮演從屬和相對邊緣角色，在政治、經濟和價值觀等方面接受“被歐洲化”，一些新入盟國家及其民眾因此產生不平等感。

這種“主從”結構體現在經濟上，就是作為“新歐洲”的中東歐成員國，在加入之初被視為西歐國家及其跨國企業的消費和投資市場。正如現在波蘭等國經濟產業界一些人所言，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大量西歐企業向著中東歐國家進行業務拓展和投資并購，帶去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在“新歐洲”國家的工業制造、金融和零售等經濟領域占據舉足輕重地位。以汽車業為例，地處中東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波蘭、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度被稱為德國、法國和意大利汽車產業的“整車車間”，對“老歐洲”表現出嚴重依附關系。

歐洲大陸經濟重心東移正在發生
但現在，正如一些媒體上有關“東歐并購西歐時代”的報道所昭示的那樣，歐盟內部形勢正在發生某種程度的逆轉。

客觀而言，當前西歐或“老歐洲”國家的經濟實力與發展水平，整體依然高于中東歐或“新歐洲”國家。歐盟統計局最近兩年公布的人均GDP、職工平均年薪以及其他一些經濟指標排名大都顯示成員國間差異巨大，呈現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征，長期以來的“西強東弱”態勢并未發生根本性轉變。

不過，歐洲大陸經濟重心東移確實正在發生。過去30年來總體處于從屬地位的中東歐成員國正在更大程度地釋放“后發優勢”，加快對西歐傳統發達國家的追趕。加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老歐洲”國家近年來內憂外困，陷入二戰結束以來最長的增長放緩乃至衰退期，這就更給“新歐洲”國家帶來迎頭趕上的契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1月的測算顯示，作為中東歐經濟中心的波蘭2025年實際GDP增長率為3.3%，與德國0.2%、法國0.8%相比，勢頭明顯更勝。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現實境遇轉換中，波蘭等中東歐國家企業“反向進軍”西歐，加強市場拓展和投資并購，變成一種新的“自然而然”甚至“理所當然”，就像過去二三十年西歐企業在中東歐國家所做的一樣。即便“東歐并購西歐”尚難形成絕對的壓倒性態勢，但這至少預示著“新歐洲”國家經濟及其越來越多企業未來可能更大程度地與西歐“平起平坐”，實現資金、技術以及管理經驗等方面的雙向流動，而非繼續甘于處在“被并購”“被主導”的附庸和從屬地位。

與之相應，冷戰結束后多輪東擴在歐盟內部導致的“西主東從”關系，也面臨著一系列潛在的結構性調整。

就經濟前景而言，以波蘭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或將成為歐盟“全村的希望”。二戰后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以法德和解為動力源，隨后歐洲經濟長期以德國和法國為“領頭羊”或“火車頭”。但現在，德法兩國經濟增長承壓，歐洲經濟整體復蘇疲弱，在工業制造、數字經濟等領域快速崛起的波蘭等“新歐洲”國家能否延續當前態勢并為提振歐洲經濟作出更大貢獻，引發越來越多關注。

經濟實力增長普遍提升了中東歐成員國的底氣，它們開始更多參與歐盟事務，試圖提升自身的話語權。近些年來，“法德軸心”以及英法德“三駕馬車”等以西歐大國為主的歐洲傳統領導架構效能日衰，難以承擔起將歐洲拉出內憂外患泥潭的重任。在此背景下，歐洲輿論場中開始出現“波蘭能否成為歐洲新引擎”的討論，法德等“老歐洲”國家也嘗試通過重啟“魏瑪三角”或組建“E6小組”等方式，將波蘭這樣的中東歐大國納入歐洲內部大國協調議程，共同探索如何“引領歐洲走向更加強大和獨立的未來”。

或對歐洲“向何處去”作出新的解答
“新歐洲”國家尋求提升自身話語權和地位，不可避免地將對歐盟內外事務以及一體化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冷戰結束之初，歐共體升級為歐盟并開啟東擴進程。當時歐洲大陸東部與西部不僅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政治理念、價值觀和文化傳統等方面也有諸多不同。為了融入歐盟，中東歐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地按照西歐標準進行自我調適。但事實證明，基于文化傳統和歷史記憶的價值觀和行為理念難以在短時間內徹底扭轉，結果導致東擴步子越大，歐盟內部經濟、政治以及對一體化認知等方面的異質性越強。加入歐盟后，中東歐“新歐洲”成員國普遍得以加快經濟發展，提升民生水平，但在西歐“老歐洲”國家面前或多或少都有些許“低人一頭”“二等公民”之感。

如今，以“歐洲進入東歐并購西歐時代”為最新表征，“新歐洲”國家“話事”能力增強，開始尋求在歐盟內外事務中更大程度地投射自身理念和立場，這不可避免地加劇了歐盟內部的張力和復雜性。
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以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為代表的中東歐國家，普遍強調本國利益，試圖在歐盟框架內探尋自身發展道路和治理模式。但這種“國家優先”取向，與西歐國家普遍堅持的“歐盟優先”明顯沖突。政策立場以及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導致一些中東歐國家與歐盟之間齟齬不斷。在近年來西歐一些國家民粹主義崛起之前，“疑歐”并在移民、內部市場標準、主權讓渡等議題上公開與歐盟唱反調的現象，在中東歐成員國已然廣泛存在。某種程度上講，其中部分國家至今還未加入歐元區就是一種“用腳投票”。這種疏離和矛盾導致歐盟內部凝聚力削弱，政治碎片化加劇，歐洲一體化進程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陷入了困境。

在歐盟對外戰略層面，中東歐國家與西歐大國之間在涉美、涉俄以及歐盟“戰略自主”等議題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理念和立場差異。比如在對俄政策上，因為歷史記憶等方面原因，中東歐國家普遍對俄采取強硬姿態，這與法德等西歐國家過去大多數時候主張與俄羅斯對話協調形成鮮明對比。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之初，波蘭等一些中東歐國家牢牢把握援烏抗俄的“政治正確”，批評法德等西歐大國對俄“綏靖”，甚至將烏克蘭危機激化歸咎于“老歐洲”國家主導下的歐盟對俄政策失敗。隨后，在俄烏沖突延宕過程中，對俄強硬逐漸成為歐盟主流政策立場。

?綜上所述，“東歐并購西歐”不僅僅是歐盟內部不同區域之間企業發展形勢的變遷，更是新老歐洲經濟實力和影響力對比加速演變的一個縮影。這種經濟層面的潮流，勢必向著政治、外交、安全以及價值觀等其他領域延展，進而對歐洲一體化前景或者說歐洲“向何處去”形成新的塑造，作出新的解答。（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