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滅亡后，坑害梁山好漢的高俅到哪去了？

1126年正月的汴京，北風像磨刀石般刮過太廟琉璃瓦，“聽說高樞密快不行了？”巡城小校悄聲問同伴；“御醫都束手，無救。”對方嘆息。兩句話一落，城頭的旗子無力下垂，皇城里卻仍燈火通明——臨安的去路已備好，宋徽宗正打點南逃的行裝。高俅，此刻倒在泗州一處驛舍，離京城三百里，卻離那個搖搖欲墜的王朝只有半步之遙。

在小說《水滸傳》里，高太尉手持“花石綱”和“踢球本事”，把梁山好漢逼上粱山，最后卻在官道上風光依舊，仿佛天道無公。然而信史卻寫得干脆：高俅生于1041年，卒于1126年六月。靖康之難尚未發生，他已撒手人寰，既沒北上隨徽、欽二帝，也沒被金兵擄去，甚至連“釣魚臺”都未踏上半步。

翻開《宋史·高俅傳》，篇幅寥寥。出身無顯脈，少年混跡勛貴門下，是“倚聲聲”與“蹴鞠”的小廝。因一次球場上的輕巧身法，驚動端王趙佶。趙佶彼時對政務無心，對藝術、蹴鞠卻一往情深，見高俅球技輕捷、談吐滑稽，便收作近臣。如此機緣，史家常嘆“才不逢時”，而高俅卻是“技逢主用”，自此青云直上。

哲宗崩逝，趙佶登基，是為徽宗。宮闈內外，一批故人被提拔，高俅由承信郎一路擢升至殿前都指揮使，再到樞密副使，最后拜樞密使、爵魏國公。短短十余年，跨越文武百官，速成速度在大宋朝中仍屬罕見。有人說他僅憑諂媚；也有說他懂得選拔善射之將——至少在對西夏作戰時，西軍能連破靈州、米脂，背后正是高俅調度軍械、賑恤士卒的支撐。

但恢復武備的力度，抵不上官場對享樂的熱情。徽宗好花石，高俅應聲吏部，高巨石沿運河北下，耗費巨萬。一擔石，一分怨，民心被磨去棱角，軍費被擠出水分。等到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金，高俅雖屢奏“邊防可慮”，仍難敵上意。聯金滅遼的綢繆中，宋廷把握失當，反陷自家于虎口。

金軍鐵騎兩度南下，1125年兵壓黃河。朝中震動，徽宗先急詔童貫分兵守潼關，再連夜傳位于太子趙桓，以為“以子易父”可保半壁。隨后準備南巡金陵，拉上多年心腹高俅同行。行至泗州，局勢驟變：金軍已逼近宿州，沿淮水直指江北航道。童貫與守軍齟齬，后路難保。徽宗盤桓再三，索性輕舟東下。此處生出一段宮闈秘聞：據《靖康遺錄》載，高俅與童貫因調用禁軍互相指摘，“童貫拔劍厲聲，高俅面白如紙”。徽宗懼事態惡化，遂遣高俅留守泗州維持糧道，自身南走。誰也沒料到，這一留守，竟成訣別。

六月悶熱，高俅舊傷復發，兼憂懼交加，暴病身亡，享年八十有余。在封疆大吏動輒染塵的年代，高俅算活得夠久，只是死得寂寥：沒有御醫陪伴，沒有皇帝的挽詞，連親信都忙著自保。遺體草草停殯，靈柩未及北返，汴京已陷在兵聲嘶吼中。半年后，靖康二年正月，金兵破城，徽、欽二帝被擄北去，北宋終結。

朝代崩塌，總要有人背鍋。新帝趙構在臨安即位，南宋初年彈劾折子雪片般涌來。高俅已死，正合適做替罪羊。臨安官員奏稱“昔日邊備虧缺，咎在高俅”。高宗順勢下詔削爵，“前魏國公高俅，追奪官秩，籍沒家產”。高氏族人避禍遁散，唯有幼孫高柄年歲尚小，隨母奔赴江東。

有意思的是，南宋政局稍穩，高柄卻以武舉進身，紹興二十七年被封為鎮國公。朝廷有意籠絡舊勛，亦想顯示“既往不咎”。于是，高家金紫復燃，但高俅本人，沒有謚號，沒有祠堂，唯史書記上一句“卒于泗州，年八十六”，連墓地究竟在何處都眾說紛紜。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水滸傳》，高俅或許只是晚宋政壇一枚大號的邊角料。文獻里，他充其量是個靠球技上位、治軍尚稱勤謹、但手腕并不高明的權臣。偏偏施耐庵一支妙筆，把他寫成陷害忠良的惡貫滿盈者。小說當然不是史書，可它影響了數百年讀者的判斷，甚至讓不少人誤以為高俅活到了南宋而逍遙法外。

而在真實世界，高俅也并非全然空有肥膀臂膊。徽宗年間的軍制改革，推行“南衙兵”、重修武舉科，皆與他有關。北宋久廢軍功序列，冗兵冗費成疾，高俅主持的“將兵法”調整一度激活了部分邊軍。但北朝緊迫形勢極端嚴峻，制度再良，在紙上落墨易，落地執行難。若將靖康之禍一股腦壓在高俅身上，無異捉襟見肘。

至于梁山起義，則更是戲曲、說部的藝術夸張。宋江活動的時間在1119年至1121年，規模不過三五十騎。朝廷捉捕并非因高俅私怨，而是例行圍剿地方流寇。事發后，宋江被押至開封，后因揭露李逵等人而得寬赦。這些都見諸《宋史·鉅野人宋江傳》。因此，所謂“逼上梁山”，更多是對基層農民梟雄形象的民間想象。

權力潮汐來去，人物命運浮沉。高俅的結局雖未似小說那般風生水起，可也絕談不上善終：前半生不世之寵，后半生孤懸邊地，一病而亡，子孫幾被株連。北宋亂局的大幕最終在他謝世后緩緩落下，朝廷、名將與詞壇皇帝皆被金刃席卷而去。往事成塵，只留史冊里冰冷的年表，與茶余飯后的戲謔評說，各說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