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惱羞成怒！發文稱：中國能挺過百年國恥，憑什么說歐洲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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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歐美不少人嘴上說著“中國威脅”“制度對立”，真到自己這邊信心崩了，又一股腦兒把中國搬出來當“心靈雞湯”。

一邊說中國是競爭對手，一邊指著中國給本國民眾打氣，“別慌，中國當年那么慘都挺過來了，歐洲怎么可能不行。”

歐洲到底在慌什么，這條路對今天的歐洲到底有沒有可比性？

歐洲嘴上“學中國”，心里慌的是自己

把時間拉回近幾年，歐洲的心態變化其實不難看：經濟增速放緩、社會分化拉大、難民和移民問題持續發酵，再加上俄烏沖突的長期影響，歐洲內部原有的安全感明顯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是不是在走下坡路”“文明會不會衰敗”，自然就成了輿論里的高頻詞。

美國這邊有一些政客講話就更直接了，把歐洲形容成“正在衰敗的大陸”，說歐洲“靠美國保護，卻還總挑三揀四”，類似表述在媒體訪談里多次出現。

這種說法在歐洲內部本來就很扎耳朵，再和高企的通脹、能源危機等現實放在一起，對普通民眾的心理沖擊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歐洲內部的政治版圖也在變化。英國在2016年公投選擇脫離歐盟，以51.9%對48.1%的結果，走出了“脫歐”這一步，成為第一個真正離開歐盟的成員國。

在此之后，歐洲各國的右翼、民粹和所謂“激進右派”政黨，整體呈現出上升態勢。多份研究都顯示，在很多國家，右翼民粹政黨的得票率近年明顯提高，在一些成員國甚至已經進入執政聯盟或掌握政權。

從葡萄牙到波蘭、從意大利到北歐，不同國家的情況不完全一樣，但一個共同點是：對移民不滿、對歐盟權力不滿、對傳統政黨失望，成為不少選民轉向的主要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精英層內部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守”，認為必須緊緊抓住傳統文化、基督教價值和既有福利模式，避免被全球化和外來文化稀釋；另一種是“變”，覺得歐洲只有更加開放、更加多元、更加“進步”，才能在全球競爭中保持吸引力。

《世界報》發過一篇評論，很明顯站在“要變”的那一邊，只不過它為了增強說服力，選擇把中國近代史作為例證。

文章的中心意思大致是：十九世紀的中國和日本，都曾在西方列強面前非常被動，甚至被認為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但最后，這些國家經過痛苦的調整和現代化改造，還是重新站起來了。

如果他們都能做到，擁有工業基礎、科技實力和成熟制度的歐洲，為什么要對難民、移民、多元文化如此緊張？“只要敢于改變”，歐洲也能像東亞一樣走出低谷。

從寫作技巧上看，這種“拿別人慘痛歷史反襯自己還有機會”的邏輯，對讀者確實有一定安慰作用。但問題在于，它省略了三個非常關鍵的前提。

第一個前提，是誰在主導改變。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內部發生的一系列變革，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路徑曲折、力量交錯，但一個基本共識沒變——要擺脫外部控制，保住自己的文明根基。

這種“變”，帶著很強的自我防衛和主體意識。

而今天很多歐洲國家面對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爭論時，爭的往往不是“怎么守住文明內核”，而是“還要不要堅持原來那套”。

第二個前提，是底層文明結構能不能承受巨大沖擊。中國被很多學者稱為“大一統文明”，不只是因為版圖大，而是因為幾千年來形成了一套比較穩定的文化和制度底子：統一文字、統一歷史敘事、以家國觀念為核心的世俗倫理。

歐洲則完全不是這樣。幾十個民族國家，各有語言、歷史記憶、宗教傳統。歐盟雖然在經濟和制度層面建立了一套共同規則，但在文化和政治認同上，并沒有凝聚成一個完整的“歐洲民族”。

這一點從英國脫歐、從多國選民對歐盟機構的疏離感里，都能看到影子。

中國“挺過來”的路徑，并不是誰都能直接照抄

再回頭看中國這條路，簡單用“挺過百年國恥”幾個字，是遠遠不夠的。那背后既有被動挨打的屈辱，也有一次次嘗試與失敗，更有無數人為此犧牲的現實。

把這段歷史當成一個“模板”，試圖安放到任何一個地區身上，只會得出誤導性的結論。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面對的外部壓力非常真實：列強入侵、割地賠款、主權被嚴重侵犯，這些既體現在條約和數字上，也體現在普通人的生活里。

洋務運動的口號是“自強”“求富”，本質是希望通過引進西方技術和器物，來增強自身實力；后來包括維新、革命等不同路徑，雖然彼此之間有爭論甚至沖突，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滿足于長期被外部力量宰制。

換句話說，那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思考“怎么改變”時，手里只有一條線索：只要能讓自己的國家少受屈辱、多點自主，就值得去嘗試。

這種心理在今天看，談不上“高大上”，更多是一種被逼出來的求生本能，但也正因為這種本能，才推動了整個社會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重塑自身。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中國通過長期斗爭，建立起新的國家政權，在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等方面全面重構。這種重構的特點，是在很長時間里把“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發展優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這一套選擇的具體做法可以討論，但有一點比較清楚：它為之后幾十年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整合的框架。

進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再次在制度和觀念層面進行大幅調整，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外部世界的資本、技術、觀念大量進入，中國也以非常快的速度融入全球產業鏈。

這一過程中，中國并不是單向被動接受，而是在反復摸索中形成自己的節奏：哪些領域可以完全放開，哪些領域需要保護，哪些產業要自己做，哪些可以依托全球分工。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今天的歐洲有一個顯著不同。歐洲的經濟一體化走在世界前列，但文化和身份認同的整合遠遠滯后。

一方面，歐盟在很多領域擁有較大影響力，另一方面，成員國在關鍵問題上又各自為政。這種結構在順風順水的時候，可以在多樣性中保持某種平衡，一旦遇到危機，就很容易出現“責任互相推”“成本互相甩”的情況。

難民和移民問題就是典型例子。2015年前后，大量來自中東和非洲的難民涌向歐洲，各國在接納、安置和長期融合問題上的分歧非常大。

有的國家愿意多承擔一點，有的國家則明確反對，最后形成的妥協方案，既難以讓各方滿意，又給了右翼政黨強有力的選舉話題。

從這個角度看，簡單說“只要敢于改變，歐洲也能像中國一樣走出來”，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中國在面對外部沖擊時，是在一個大一統國家框架下做選擇，內部有再多爭論，最終還是要通過統一的國家機制來落地。

而歐洲是在若干主權國家的并行框架下進行協調，各自選民有各自的關切，決策周期、政治節奏都不一樣，要形成統一意志本身就是難題。

中歐的不同之處

中國在近代的變革中，雖然引入了很多西方的制度和理念，但整體上還是圍繞本土文明傳統進行再解釋和再整合，比如如何把現代國家觀念和傳統家國觀念結合，如何在推進現代化的同時維持社會基本秩序。

這一過程并不輕松，但在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敘事。

歐洲則經歷了從基督教文明主導到世俗化、再到多元文化并行的過程。過去幾十年里，強調“價值開放”和“身份多元”的聲音非常強，傳統宗教和民族敘事被壓縮到相對有限的空間。

當外來移民規模迅速擴大、社會分層加深的時候，原本被弱化的那些“老底子”，又被一些政治力量重新搬出來，用來區分“我們”和“他們”。這不僅推高了社會緊張度，也讓“歐洲是誰”“歐洲要走向哪里”這些問題重新變得尖銳。

在這樣的結構下，指望歐洲復制中國式的“浴火重生”，既不符合現實條件，也不符合歷史邏輯。中國的經驗對任何國家都有參考價值，但真正值得學的，首先是敢于面對問題、不回避矛盾，其次是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堅持獨立自主，再往前就是在大變局中守住自己的文明底線，而不是把“改變”理解成完全放棄主體性。

如果說這次德媒拿中國舉例有積極的一面，那就是至少承認了中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的巨大變化，也承認了中國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舊印象。

但如果止步于“他們能挺過百年國恥，我們也不會差”，那就等于把別人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艱難探索，簡化成一句“振奮人心”的口號。

真正負責任的做法，是把中國的歷程當成一面鏡子，而不是一支鎮靜劑。鏡子能照出什么？能照出在危機面前，一個社會能不能形成基本共識，能不能承受短期的痛，能不能接受長期的磨合，以及能不能在一次次挫折中保持方向感。

中國這邊，繼續把自己的路走穩，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對那段屈辱歷史最好的回應。外界怎么看，是他們的自由，但中國走到今天這一步，不是靠別人給面子，而是靠一代代人踏出來的。

至于歐洲未來怎么走，那是歐洲人自己的選擇。

參考資料：Nein, Europa liegt nicht im Sterben不，歐洲并沒有在消亡
馮·艾倫·波塞納
Freier Autor弗賴爾·奧托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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