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日本記者問張學良：這輩子你最佩服誰？張學良脫口而出3個字

1990年初夏，美國檀香山的一家公寓里，已經九十多歲的張學良，正對著日本電視臺的鏡頭回憶往事。記者忽然拋出一個問題：“這一生，你最佩服誰？”張學良沒怎么思索，嘴里立刻蹦出三個字——周恩來。

對于一個曾經叱咤風云的東北軍少帥來說，這個答案并不討巧。軍政生涯中，他接觸過的名流政要數不勝數，皇親國戚、軍閥大員、留學名士，一路走來可以說“高人云集”。然而到了暮年，真正讓他脫口而出的，竟是那位早在1976年就已離世的總理。要弄明白這個答案背后的意味，就繞不過五十多年前那場隱秘而關鍵的延安會晤，也繞不開西安事變前后數年的曲折暗流。

很多人只記得張學良“扣留”蔣介石那一夜，卻不太清楚，在槍聲響起之前，他的思想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而周恩來在這條路上的分量，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對周恩來的敬佩，并不是突如其來的情緒，而是從一次次接觸、一次次交談中，一點點積累起來的認同。表面上，是政治談判、軍事協商；骨子里，是兩個時代人物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相互打量和信任形成。

一、從懷疑到動搖：東北軍將領的“死諫”

時間要撥回到1935年底。地點在陜甘一帶。長征后的紅軍剛剛到達陜北立足，國民政府卻把主要精力還放在“剿共”上。東北早已淪陷四年，長春、沈陽變成了“新京”“奉天市”，日本關東軍在滿洲橫行，東北百姓比誰都急，可在南京坐鎮的蔣介石仍然強調“攘外必先安內”。

張學良當時三十五歲，統率著號稱“東北軍”的一支勁旅，名義上是國民政府的嫡系，實際上心里窩著火。既要服從蔣介石節制，又不愿意把槍口始終對準同胞。這種矛盾心理，在他身邊許多將領身上也有。

這個時候，高福源的出現，成了一個意外的轉折點。

高福源原本是東北軍軍官，參加過東北抗日的戰斗。瓦窯堡戰斗中，他被紅軍俘虜，本來前途未卜，卻在紅軍隊伍里看到了另一種景象：干部戰士同吃同住，會上公開批評，整天談的都是抗日、救亡、土地問題。最重要的是，共產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態度完全沒有含糊，反復強調“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在紅軍隊伍中學習、思考了一段時間后，高福源被釋放，重新回到東北軍。按理說，經歷了這種波折的人，多半會選擇沉默，可他偏偏選擇了“死諫”。

面對猶豫不決的張學良，高福源直截了當：“少帥，如果我們再跟著打內戰，東北軍遲早打光，到時候，怎么跟遼沈父老交代？怎么面對先大帥？”這句話戳得不輕。張作霖死于1928年皇姑屯事件，算起來已經七年多，但“先大帥”的影子一直在兒子心頭壓著。東北丟了，父親遇刺，張學良對“家鄉”和“父輩”的愧疚，從未真正放下。

高福源又把自己在紅軍隊伍里見聞的細節一件件說出來：“人家那邊打仗是真要打日本的，不是嘴上說說。你不跟他們合，跟誰合？”話不多，卻帶著一種不怕得罪人的決絕。

張學良沉默的時間很長。他深知，東北軍長期依附南京，軍餉、補給都在蔣介石手里，一旦掉頭，風險極大。但不得不說，高福源的話，讓他原本對“聯共抗日”的模糊想法，有了更實在的觸動。這個時候，他已經開始意識到：再照舊走下去，東北軍和自己的路都要被堵死。

從那之后，張學良對紅軍的態度，開始出現明顯變化。他不再一味只聽南京的“剿共”命令，而是在心里悄悄盤算另一條路。與共產黨接觸的念頭逐漸清晰，延安這兩個字，也一點點被提上了日程。

二、秘密接觸：從洛川到橋兒溝

1936年春天，陜北的形勢悄然生變。長征后紅軍的駐地，已從陜北幾處點位逐步穩定下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正在謀劃更大的棋局：一方面要在陜北站住腳，另一方面要尋找機會，通過政治談判，打破“內戰優先”的僵局。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克農被派出前往洛川，與東北軍方面秘密接觸。李克農善于情報和斡旋，既熟悉軍事布局，也懂得談判分寸，由他出面，非常合適。

在洛川會面時，張學良提出一個條件：如果真要談抗日合作，就得由雙方最能代表最高層的人物來談，而且希望地點由共產黨決定。他本人愿意親自前往，只要安全有保障。

這個態度，已經非常明確——少帥不是來“試探”，而是準備認真談一場。

中央方面經過討論，給出的回應頗具意味。決定以毛澤東的名義給張學良發電報，表明歡迎他派代表，或者親自前來洽談，全國局勢、抗日大計，都可以攤開說。會談地點選在延安附近的橋兒溝天主教堂。

為什么會選擇一座教堂？有人覺得是巧合，其實多少帶著一點考慮。教堂在當地頗為顯眼，建筑相對堅固，又有“中立”意味，對雙方來說，既方便安保，又能緩和緊張氣氛。對于出身天津、留學氣息濃厚的周恩來和曾經接觸過西式教育的張學良來說，這樣的場景反倒有一種微妙的共同語言。

1936年夏末秋初，張學良抵達延安附近。雙方通過電臺不斷確認路線與時間，警戒森嚴，卻盡量低調。那幾年，電報和電臺是最重要的聯絡手段，幾乎每一封電報背后，都牽著復雜的政治考量。這些來回的電訊，為后來那場密談做好了最后的鋪墊。

到了橋兒溝教堂內，氣氛一開始并不輕松。張學良帶著少量隨行人員，眼中帶著審慎和好奇；周恩來則以中共方面主要代表的身份到場，身邊是李克農等人。雙方寒暄不過數句，彼此就已經在暗暗打量對方。

這個場景，在多年后的回憶中，多次被提及。張學良說起那次見面時，語氣里透露出一種難以掩飾的親近感，但在當時，會面的每一步，都是在風險邊緣行走。

三、周恩來的開場與“拉蔣抗日”的爭論

周恩來一向善于在緊繃的場合找到恰當的切入口。這一次，他沒有直接談“統一戰線”“全國戰略”之類的大詞，而是用了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把話題拉近到個人經歷。

他提到自己的童年記憶，說起當年在東北求學時的一些見聞，提到奉天城、關東軍的氣焰，以及東北百姓的苦況。此話一出，張學良明顯有些意外——眼前這位共產黨領袖，居然對東北情況如此熟悉，而且語氣里沒有指責，更多是感同身受。

很快，話題轉到了兩人的共同點上：天津南開。周恩來早年在南開讀書，張學良與南開校長張伯苓交往甚密，也深受其影響。周恩來簡單提了幾句張伯苓，談他辦學、愛國的志向。張學良聽到這里，點了點頭：“張校長對我影響很大，他常說，做事要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學生。”

這一段看似隨意的交談，實際上悄悄打通了一條情感通道。來自同一所學校的教育傳統、對張伯苓的共同敬重，讓雙方從一開始就有了“師門同氣”的味道。張學良后來回憶時曾說：“我對于周先生一向是很敬佩的，同門出身，這一點就不一樣。”這種“同門”的認同，既有文化背景，也有價值追求的相近。

很快，周恩來把話題拉向核心問題——中國到底應該怎么打這場仗，是繼續內戰，還是停戰一致抗日？張學良沒有繞圈子，他直接提出自己的愿望：不僅要停止內戰，還希望把蔣介石也拉進來，組成一個真正的全國抗日陣線。

“蔣先生如果能轉過來，全國就有希望。”張學良大致是這個意思。他長期追隨蔣介石，知道對方的性格和優點，也清楚蔣介石手里掌握著全國軍政資源。東北軍要想擺脫內戰泥坑，只靠自己和紅軍聯合還不夠，如果不能讓蔣介石轉變，局面很難根本改觀。

周恩來聽完，態度頗為冷靜。他并沒有立刻附和，也沒有直接否定，而是從實際出發，對蔣介石的處境與心理做了一番分析。他指出，蔣介石出于自身政權安全考慮，一直把“安內”放在“攘外”前面，這個根子不容易動搖。要想讓他真正改變路線，不能寄希望于勸說幾句，而是要通過國內外局勢的變化，慢慢逼出選擇。

在這段談話中，張學良一再強調：“如果你們愿意，我愿意去勸蔣，甚至給他施加壓力。”周恩來則更看重的是長期布局，他贊同爭取蔣介石加入抗日陣線的方向，卻提醒少帥，任何行動都必須考慮全國力量的平衡，不能冒進。

據后來的相關回憶，當時兩人還不止一次提到“民族大義”這個詞。只是兩人的側重點略有不同：張學良更看重個人關系和關鍵人物的“轉念”，周恩來則從整體戰略和階級力量對比來考量。兩種思路在會談中不斷碰撞，也在某種程度上互相補充。

張學良后來對這段談話記憶極深。他在接受采訪時曾這樣概括：“周先生說話，很快就抓到要緊處。他不是空談道理，而是看得很實際。”這句評價，帶著一種由衷的佩服。

四、共識達成：從密談到西安事變

延安會面結束時，兩人并沒有簽下什么“正式文件”，但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已經形成了清楚的共識：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是唯一出路；東北軍不能繼續作為“剿共”主力；必須尋找機會，打破南京方面固守的“安內攘外”路線。

周恩來承諾，共產黨方面愿意在適當時機，對蔣介石的抗日態度做出必要的評估和調整，只要他愿意轉變，在尊重既有政權結構基礎上，可以談合作。而張學良則表示，無論南京怎么判斷，他個人已經決定朝“聯共抗日”的方向走下去。

這不是簡單的“談談而已”。延安會面之后，張學良的許多動作，事實上都是在履行當時的共識。

1936年下半年，陜北戰場逐漸出現某種“默契式”的緩和。東北軍對紅軍的直接進攻明顯減少，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互不主動挑釁的狀況。雖然表面上仍舊掛著“圍剿”的名義，實質上已經是在創造一個為大轉折預熱的空間。

同一時間里，日本在華北的步步進逼越發瘋狂，綏遠、華北各地不斷傳來不利消息，在全國輿論中“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社會壓力、軍隊壓力、國際壓力，像三股水流，合在了一起。

到了1936年12月，西安事變驟然爆發。張學良和楊虎城扣留了前來督戰的蔣介石，提出八項要求，核心還是那幾條——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召開各界會議，釋放政治犯。這些主張，與此前在延安密談中形成的共識高度契合。

當然，西安事變的決策并不能簡單歸結為某一次會談的結果，但延安密談毫無疑問是其中的一枚關鍵棋子。沒有此前與周恩來的面對面交談，沒有對共產黨抗日立場的親眼觀察和內心確認，張學良未必會在12月那樣堅定地走出那一步。

周恩來隨后奉命前往西安處理事態，代表中共與各方周旋。無論是在與東北軍將領的溝通，還是在“和平解決”的大方向上，都體現出一種高度克制和理性。張學良在后來回憶中反復提及，周恩來在西安的表現，更加加深了自己的敬佩——既堅定，又不激烈；既堅持原則，又懂得妥協。

西安事變以和平方式收場，蔣介石最終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表面看，是一紙承諾，背后卻是中國抗戰格局的大轉折。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橋兒溝那間教堂里的談話，實際上已經為這一轉折埋下了先聲。

遺憾的是，西安事變之后，張學良被迫隨蔣介石一同回到南京，此后長期被軟禁，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依然沒有獲得真正自由。這一層個人命運的沉浮，也讓他對當年的抉擇有了更深的體會。

五、晚年回望：一生佩服的“思維敏捷之人”

時間重新回到1990年。張學良已經在世外漂泊了半個多世紀，從四川、重慶到臺灣，再到美國，他的人生早已遠離軍政舞臺。但面對鏡頭時，那些年與周恩來的交往，卻始終清晰。

日本NHK的記者問：“這一生，你最佩服誰？”張學良略微一笑，說：“周恩來。”記者追問原因，他的回答不復雜：“他思維敏捷、反應很快，說話總是抓要點。一次見面，我就知道，他是了不起的人。”

在散見的訪談中，張學良還多次講到兩人像“老朋友”一樣相處。這個說法并非客套。兩人都受過近代教育，都在動蕩年代中尋找國家出路；一個曾是軍閥之子、東北少帥，一個是堅定的共產黨領導人，看似立場迥異，卻在民族危機的重大關頭達成了根本一致。那種“惺惺相惜”，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人感情，而帶著鮮明的時代印記。

值得一提的是，張學良提到周恩來，并不僅僅停留在延安、西安那幾次著名接觸上。他還提到，在解放戰爭接近尾聲的1948年前后，周恩來曾經通過不同渠道，設法營救、照顧他在囚禁狀態中的安全。具體細節，張學良講得并不多，只是點到為止。但從他的語氣里，不難聽出那種“記在心里”的感激。

試想一下，一個已經被長期軟禁、政治上失去主動權的前少帥，對于當年“敵對陣營”的高層領導，還能保持這樣真誠的敬重，說明在他心目中，周恩來已經不再只是某一黨的代表，而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政治家。

從歷史材料來看，無論是中共內部文獻，還是國民黨方面的回憶錄，對周恩來的評價普遍集中在“沉著”“有分寸”“善于處理復雜關系”這些關鍵詞上。張學良的“思維敏捷、反應迅速、擊中要害”，可算是對這種評價的另一種補充，更帶有親歷者的直接體會。

不能忽略的一點是，張學良對周恩來的佩服，并不全是個人好感，更有對一套政治智慧和處事方式的認同。在他的表述中，“周先生不空談理想，也不只顧眼前利益，他看問題，既有大局，也能顧到人情。”對年逾九十的張學良來說，這已經不是年輕時的感性判斷，而是一生閱歷的篩選。

從延安密談到西安事變，再到后來的營救嘗試，兩人的關系貫穿著一個共同主線：在民族存亡的重大關頭，個人恩怨、派別界線都必須為更大的目標讓路。周恩來能夠在復雜局勢中把握節奏、謀求最大限度的民族利益，這一點，是張學良在晚年仍然極力肯定的。

歷史敘事總會隨著時間推移生出不同版本。有人從周恩來的身上看到高超的政治手腕，有人強調他在統一戰線中的精妙操作，也有人感慨他的個人魅力和人格風范。張學良給出的那個簡單答案——“我最佩服周恩來”——其實折射了這些層面：既有個人感受，也有對大時代中關鍵人物作用的肯定。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位曾經把全國局勢攪動得天翻地覆的東北少帥，用暮年一聲“佩服”，給自己年輕時代的一段歷史做了注腳。那并不僅僅是對一個人的贊譽，更是對當年“從內戰走向抗日”的那條曲折道路，發自內心的一種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