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給了宋學義兩根煙，他回鄉后對大家說：每人吸一口

張賀兆上前搭話：“老鄉，可見過一個叫宋學義的人？”漢子抬頭憨笑：“我是。”四目相對，張賀兆心里掠過一絲震動——英雄早已歸于田野。寒暄幾句后，話題一觸到1941年的反“掃蕩”，宋學義便把話岔開，只談莊稼、土地和村里缺鹽的事。直到妻子李桂榮拿出那枚“堅決頑強”紀念章，張賀兆才確信：眼前的，正是當年被樹枝托起的那位副班長。

把英雄找回去，是組織交辦的差事。保定之行隨即安排。省委領導見到宋學義，連連握手：“留下吧，好好養傷，也能繼續干些工作。”省會的電影院、商場、兵工廠，老戰友們輪番現身勸留，氣氛熱烈。可半個月后，宋學義還是收拾了簡陋的行李，謝絕好意：“俺離不開那片地，村里人還等我領著種莊稼。”

1947年返鄉至今，宋學義從未向任何部門提過要求。腰傷時常疼得他直不起身，他便干些挑肥運糞的活兒；干部不計工分，他就把自己的名字縮寫成一個“宋”字寫在草帽頂上，省得鄉親們看見他在《課本》里出現過的全名而分心。從北方鹽堿灘到南方稻田，他始終認準一句老理：莊稼不長，啥都白搭。

1958年秋，電影《狼牙山五壯士》在門頭溝開機，劇組把葛振林、宋學義請去當顧問。拍攝間隙，葛振林嚷著要去公共浴池洗個痛快。宋學義皺眉搖頭：“家里那幾畝薄地誰種？大閨女還老病號呢。”葛振林勸他可以向組織反映困難，宋學義只是擺手；那一次，他還是在片場蹭了盆熱水，默默彎腰洗了把臉。

翌年9月，新中國迎來十年華誕。組織特邀各地革命傷殘軍人代表赴京觀禮。1959年10月3日下午，中南海懷仁堂氣氛熱烈，毛澤東主席走到宋學義面前：“你就是小宋？當年你們可真硬氣！”一句稱贊讓宋學義紅了眼眶。主席遞來一支大前門，他手一抖，煙掉在地上。毛澤東笑著又遞一支：“別急，拿好。”會見結束，宋學義把兩根煙都珍而重之地揣進貼身口袋。

三天后，他回到北孔村，第一件事就是招呼社員開會。隊里的青壯擠滿了土屋，連窗外的孩子也探頭觀望。宋學義掏出那兩根煙，鄭重其事地說：“這是毛主席遞給咱們的煙，誰會吸就抽一口，不會吸也含一口味兒，記住咱得對得起這份恩情。”煙霧在低矮的屋頂里散開，誰也舍不得多吸，生怕辜負那份沉甸甸的溫暖。

同年冬，北孔村剛改完鹽堿地，家家戶戶收了第一茬高粱。宋學義仍負擔最重的事務：修渠、打井、推廣良種。腰傷舊疾更甚，他常泡在渾水里測坡度，腿腳發黑，回家只用冷水抹一把臉。有人看不過眼，勸他去保定治療，他嘿嘿一笑：“藥貴，錢得留給生產隊買化肥。”

1969年春，九大代表名單公布，宋學義入選。北京開會的間隙，他在大會堂門口碰到陳永貴，兩人居然一見如故。多年后到大寨取經，陳永貴堅持設家宴接風，宋學義愉快赴約。飯桌上，陳永貴舉杯：“山上土干，也得學老宋挖渠。”兩位老農式干部相視大笑，杯中文酒卻一口沒剩。

1970年初夏，醫院診斷：肝癌晚期。醫生建議住院，他要求先回狼牙山。車到山腳，他抬望絕壁，喃喃：“當年那棵樹還在吧？”同車的人扶他下車，他卻擺手：“不爬，就遠遠看一眼。”灌木叢隨風搖曳，他的目光像釘子一樣釘在那里，許久未動。

返家不到一月，他自費趕往洛陽拖拉機廠，為北孔村討來一臺DF12，這在當年堪稱“寶貝蛋”。工人請他演講，他連講四場，把整段戰斗史與農村改革經驗交織，道理淺顯，掌聲熱烈。拖拉機開進村時，老少爺們圍得水泄不通，有個孩子喊：“這是毛主席給的吧？”宋學義擺手：“是咱自己掙的，誰也不白給飯吃。”

1971年6月26日凌晨，宋學義在鄭州病房中合上雙眼。臨終前，他握著大女兒的手，把那唯一剩下的一根大前門遞過去：“好好保存，它不是煙，是囑托。”此話講完，再無聲息。53歲的生命停在盛夏，卻在鄉親們心里留下永不褪色的剪影。

多年以后，北孔村的拖拉機早已報廢，村委會卻在機棚舊址立了一塊小牌，上書“宋支書當年為集體換回此機”。牌子下，每年清明都能看到孩子們擺的野花。人常說，英雄是頂天立地的，其實他們也會腰傷，也會為幾塊化肥錢精打細算；可一到用命的關口，又能寫下“誓與陣地共存亡”。這樣的平凡與壯烈，才撐起了那四個字——中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