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同步擴軍，但邏輯不同，中國的下一步棋很關鍵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洛聞】

4月19日，韓國總統李在明啟程前往印度新德里，開啟對印度和越南為期六天的國事訪問，議題聚焦軍售等戰略合作。而就在數日前，多個韓國媒體罕見發文，嚴詞警告日本正試圖擺脫“和平憲法”約束，向“戰爭國家”轉型。

一邊是韓國總統忙著向社會主義國家兜售韓國武器，一邊是普遍親日的韓國主流媒體集體“轉向”。這種角色錯位，恰是當下東北亞軍事格局最精準的速寫。

韓日兩個美國在亞洲最核心的盟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充武備。更耐人尋味的是，同為美國盟友，又頂著美日韓軍事同盟的名頭，這一輪擴軍非但沒有彌合韓日裂痕，反而讓兩國關系愈發劍拔弩張。

軍工崛起：從“買家”到“賣家”的身份躍遷

韓國軍工業的崛起，已然是全球軍火市場上最不容忽視的變量。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2025年報告顯示，2021至2025年，韓國以3%的市場份額排名全球第九，位列法國（9.8%）、俄羅斯（6.8%）、德國（5.7%）、中國（5.6%）、意大利（5.1%）、以色列（4.4%）和英國（3.4%）之后。更直觀的是，同期在北約歐洲成員國的武器進口中，韓產武器占比8.6%，僅次于美國（58%），高居第二。

這絕非偶然。K2主戰坦克、K9自行榴彈炮、FA-50輕型戰斗機已成為韓國軍工的“三駕馬車”。據韓媒統計，K9自行榴彈炮在全球自行火炮出口市場的占有率已超過50%，位居絕對第一，領先第二至第四名競品的總和。

2021至2025年，韓國占波蘭武器進口的47%。就在本月，芬蘭宣布追加采購112門K9自行榴彈炮，合同規模達5.46億歐元。加上印尼即將簽署16架KF-21戰斗機采購協議，韓國軍工已從“性價比替代品”升級為北約、中東、東南亞諸國的“戰略選擇”。如果中東局勢不穩繼續延宕，韓國的“天弓2”防空系統將可能進一步大放異彩，給韓國本就在快速躥升軌道的軍貿再添一把燃料。

“天弓”-2中程地空導彈系統

韓國四大軍工財團——韓華航空航天、現代羅特姆、韓國航空航天工業（KAI）和LIG Nex1——2025年年度總銷售額預計首次突破40萬億韓元（約284.5億美元），達到40.9172萬億韓元，較2024年的22.5267萬億韓元激增81.6%，短短四年內從2021年的12.7984萬億韓元翻了三倍多。

據FnGuide數據，四大防務企業2025年營業利潤預計達5.2310萬億韓元，幾乎是上一年的兩倍；營業利潤率則從2021年的4.0%飆升至12.8%，已與洛克希德·馬丁等全球防務巨頭比肩。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四家企業的訂單積壓總額已突破100萬億韓元。這種爆發式增長，既有俄烏戰爭后歐洲軍備需求激增的“天時”，也有韓國軍工在坦克、火炮領域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之一的“地利”。

而日本的角色，恰好是硬幣的另一面。SIPRI數據顯示，2021至2025年日本武器進口量較此前五年增長76%，全球排名從第11位躍升至第6位。日本依然是全球軍火市場最重要的買家之一——美國武器的第三大進口國，占美國武器出口的8.9%，僅次于沙特（12%）和烏克蘭（9.4%）。盡管三菱重工等企業在鈦合金、高精度軸承、特種鋼材等領域保有世界先進水平，但日本軍工長期受“武器出口三原則”束縛，出口規模遠遜于韓國。兩者的分野已經相當清晰：韓國在軍火市場上攻城略地，日本則在瘋狂囤積。

預算狂飆：兩條路線，一個方向

2026財年，韓日國防預算雙雙創下歷史新高，但其內涵截然不同。

韓國國防預算總額達65.8萬億韓元（約合448億美元），較上一財年增長7.5%，增幅創近七年來新高。這筆錢的投向極具深意：一是強化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后的獨立應對能力；二是升級“三軸體系”（包括“玄武-5”彈道導彈、核潛艇研發等），建設基于AI和無人機的先進戰力。在裝備采購方面，F-35A戰斗機二期項目獲批4萬億韓元，特種作戰大型運輸直升機項目預算超3萬億韓元。李在明政府計劃在2030年前實現“韓軍主導、美軍支援”的作戰模式，減少對美依賴，這既可能是留足了活動空間的宣示，也可能是萬一美國到時候自顧不暇，韓國“翻身做主”的預告。

日本方面，防衛費首次突破9萬億日元，達9.04萬億日元（約580億美元），連續14年增長，GDP占比從2023財年的1.19%急速躍升至2%，已接近甚至超過部分北約國家水平。

日本防衛費支出情況時事通訊社

預算投向同樣直白：為采購作為反擊能力實現手段、能以5倍以上音速飛行的高超音速導彈等，計入301億日元；為強化導彈防御體系計入51億日元，主要用于將“03式中程防空導彈”改造為可應對彈道導彈；作為核心項目之一，以包括攻擊型在內的大量無人機構筑海岸防御體系“SHIELD”，為此計入1001億日元。陸上自衛隊第15旅團升級為師團以強化西南防御，航空自衛隊改組為“航空宇宙自衛隊”。日本已從“專守防衛”轉向“攻防兼備”，明確提出構建“對敵基地攻擊能力”。

乍看之下，兩國都在擴軍，但韓國擴軍的底色是“防御自主”——要自己說了算，哪怕還在美國同盟框架內；日本擴軍的底色是“攻擊轉型”——要突破憲法束縛，把自衛隊變成真正的軍隊。一個是盟友體系內的“獨立運動”，一個是戰后秩序的“突圍行動”。

同盟表象下的深層裂痕：為什么擴軍反而讓韓日關系更緊張？

韓日兩國同為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核心支柱，在華盛頓主導的美日韓三邊軍事協作框架下，按理說擴軍步伐越快，合作應該越緊密。但現實恰恰相反——這一輪擴軍進程中，韓日之間的隔閡與猜忌不僅沒有消解，反而在領土、歷史與戰略路徑三個維度上持續激化，呈現出“同盟其表、對抗其里”的詭異格局。

獨島（竹島）問題被反復引爆。對主權的絕對聲張是韓日關系中最敏感的神經，而在兩國各自擴軍的背景下，這一爭端被賦予了新的軍事對抗色彩。2026年2月，韓國空軍“黑鷹”飛行表演隊在爭議島嶼附近空域進行飛行訓練，引發日本政府強烈抗議。

同月，日本島根縣舉辦“竹島日”官方紀念活動，中央政府派遣高官出席，韓國外交部隨即召見日本駐韓公使提出嚴正交涉。2026年4月，日本政府發布年度外交青書，再次聲稱“竹島是日本固有領土”，韓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譴責，警告“將對日本的任何挑釁作出堅決回應”。這種你來我往的“口水戰”與“姿態秀”，使得韓日每一次試圖在軍事層面靠近的努力，都因領土問題的突發狀況而迅速冷卻。

歷史問題的陰影持續籠罩。韓日領土爭端多年沒有任何緩和，完全是因為兩國的歷史認知存在原則性分歧。韓國方面傾向于將歷史問題視為檢驗日本是否真誠反省的“試金石”。李在明總統在2026年“三一節”紀念講話中，呼吁日本以“真正的理解和共情”為基礎開啟“友誼的新世界”，但也明確強調韓國在歷史問題上的原則立場絕不動搖。而日本方面則試圖將歷史與現實安全議題“切割”，認為不應讓“過去”束縛“未來”的合作空間。

2026年2月，日本保守派媒體《產經新聞》在“竹島日”當天刊發社論，聲稱韓國“非法占據”竹島超過70年，并鼓吹政府應更高調地介入主權爭議。這種言論在韓國輿論場被廣泛解讀為日本右翼思潮未滅的證據，與日本政府所謂“面向未來”的官方姿態形成刺眼反差。日本對歷史問題選擇性失明，對軍國主義普遍性狂熱，對裝作受害者倒打一耙輕車熟路，韓國難以建立對日本的好感和信任在情理之中。更何況韓國現在的政府較為左傾，兩國雖然表面上做了親善工作，矛盾沒有上升為軍事對抗，但兩國作為盟友進行深度戰略協作的政治意愿基本一直徘徊在最低點。

2025年2月22日，在位于首爾鐘路區的“和平少女像”前，韓國獨島協會成員舉行記者會，要求日方停辦“竹島日”20周年活動。韓聯社

這背后戰略路徑的根本分歧是局勢的另一個核心。韓國擴軍的底色是“防御自主”——核心目標是減少對美依賴，建立獨立的國防能力，避免被美國的“印太戰略”拖入大國博弈的漩渦。

2026年2月的一個典型案例充分暴露了這一點：韓國拒絕參加美國提議的美日韓三國空中聯合演習。韓方給出的理由之一，是該演習日期與日本的“竹島日”活動時間重疊，參與其中將向國內傳遞錯誤的政治信號。這一決定直接導致美韓“自由之盾”聯合軍演的公布被推遲，美方被迫僅與日本進行雙邊演習。這充分說明，韓國寧愿讓同盟協調機制出現裂痕，也不愿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變成被盟友綁架的“人質”。

日本擴軍的底色則是“攻擊轉型”——核心目標是突破和平憲法束縛，讓自衛隊成為“正常國家”的軍隊，并在此過程中反過來當“綁匪”，挾持美國在亞洲的利益，謀求變天。2026年4月，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首爾的一場論壇上積極游說韓國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稱其為“雙邊關系的下一步關鍵任務”。盡管李在明總統以午餐形式接待了石破茂，但韓方對該軍事合作倡議的官方回應十分冷淡。這表明，即使日本主動伸出橄欖枝試圖深化軍事紐帶，韓國依然保持著高度的戰略警惕。

兩國在同一個美國主導的同盟框架內非但無法形成合力，反而因領土與歷史的頑疾相互掣肘、彼此防范。這種結構性的身份錯位，決定了美日韓三邊關系看似緊密，實際上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實際影響的軍事同盟。

雙重路線對中國的夾擊效應

韓日擴軍路線雖不同，韓國主觀上也更樂于繼續騎墻，但是客觀上，卻在地緣上對中國形成了事實上的“夾擊效應”。

韓國方面，李在明政府看似在對華關系上表現出一定靈活性——2026年1月李在明訪華期間明確表示：“本次會談將成為開啟2026年‘韓中關系全面恢復元年’的重要契機”。但軍事層面的動作并未放緩。韓國2026年國防預算中，F-35A戰斗機二期項目獲批4萬億韓元。駐韓美軍的定位正從“對朝威懾”被強行轉向“遏華”，韓國面臨被拖入與中國戰略對立的現實風險，韓國政府對韓國軍隊的話語權正出現令人不安的下降趨勢。

日本方面，對中國安全環境的沖擊更為直接。日本自衛隊艦艇已進入臺灣海峽活動，日方在距離臺灣僅百余公里的與那國島部署防空導彈部隊，3月在熊本縣部署射程遠超防衛需求的“25式地對艦導彈”。日方持續推進“航母化”改造，研發和購買射程超1000千米的中遠程導彈，構建跨領域作戰體系。韓國的軍備擴張主要聚焦半島防御，而日本的擴軍鋒芒則直指臺海和東海，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挑戰更為露骨，示范效應更為惡劣。

相同擴軍，不同“轉向”：韓國左轉，日本右轉

最耐人尋味的問題在于：同樣是擴軍，為什么韓國在“向左轉”，而日本在“向右轉”？

韓國的“左轉”是一種政治表象。據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公布的結果，2025年6月，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以49.42%的得票率——共獲得1728.7513萬票，刷新歷屆大選得票數紀錄——當選總統，政權從保守派回歸進步派。李在明政府在外交上表現出一定務實色彩——鞏固韓美同盟的同時嘗試改善對華關系，對日則在歷史問題上有所堅持。

然而，這種“左轉”并未動搖韓國的軍事邏輯。韓國國防預算繼續高速增長，“三軸體系”加速推進，利用朝鮮議題給擴軍尋找合理借口的趨勢沒有減緩。韓國左右翼的根本分歧在于“親美親日”還是“對美對日保持距離”，但“自主國防”是跨越陣營的共識。正因如此，一個左翼總統上臺，韓國軍工反而迎來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日本的“右轉”則是一種根本性的國家戰略轉向。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日本政治光譜整體右移趨勢更為明顯。高市所主張的修改憲法第九條、將自衛隊更名為“國防軍”，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等狂論，正一項項實現。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日在東京王子酒店舉行的自民黨成立70周年黨代會上發表演講，表達了修憲的強烈意志。Youtube截圖

在其推動下，日本安保政策加速“闖關”——從強行通過新安保法，到出臺新版“安保三文件”，再到實質解禁集體自衛權。2025年日本首次返銷“愛國者”導彈、出口護衛艦，突破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右翼的根本訴求不是“自主防衛”，而是徹底掙脫戰后國際秩序的束縛，以“國家正常化”為名行“再軍事化”之實，日本社會沉默的狂熱，說明“一小撮”這個形容，已經脫離現在的實際情況。

中國的應對：分化瓦解，而非兩線作戰

面對韓日同步擴軍的局面，中國的策略空間正在收窄，但并非無棋可走。

對韓國，中國需要保持足夠的戰略耐心。盡管軍事層面韓美同盟依然穩固，但韓國在經貿上對中國的依賴是任何一屆政府都無法忽視的。對中國而言，與首爾保持建設性對話，避免韓國在中美之間被完全推向美國一側，是第一優先級的戰略任務。

韓國也有意對中國做出一定的配合，韓國前總統盧泰愚之子盧載憲被任命為駐華大使，到任后快速推動了農業、半導體等多項破紀錄交流活動，中國駐韓大使戴兵到任后受到了韓國防長的接待，兩位大使和背后的兩個外交、政府團隊，可以說在短時間內穩住了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對日本，情況則要嚴峻得多。無論承認與否，高市早苗政府的“右滿舵”已經基本完成。日本自衛隊艦艇進入臺灣海峽的挑釁行為，意味著日本已決心在臺灣問題上充當“攪局者”角色。中國的反制必須更加明確：在外交上堅定斗爭，在經濟上精準施壓——日本軍工雖在尖端材料領域有優勢，但在工業級原料層面，中國占有絕對的產能、技術和成本優勢。加強對關鍵材料的出口管控，便是遏制日本擴軍野心的有效杠桿。

結語

韓日同步擴軍的背后，折射的是一個正在經歷劇烈重構的東北亞安全格局。美國在“美國優先”戰略下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客觀上為韓日的軍備擴張提供了外部動力。但兩國的內部邏輯截然不同：韓國擴軍是為了增強自主性、減少對美依賴，哪怕這種“自主”仍需美國背書；日本擴軍則是為了掙脫戰后束縛、重塑“正常國家”身份，哪怕這條路直指“再軍事化”的深淵。

更為關鍵的是，韓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領土爭端、歷史糾葛、戰略錯位——決定了這對名義上的“盟友”實際上貌合神離。美國試圖通過強化美日韓三邊軍事協作來整合力量、應對中國，但韓日之間的深層裂痕恰恰為這種整合設置了天然的天花板。

韓日之間的矛盾——歷史宿怨、產業競爭、戰略選擇的分野，無論哪一個，華盛頓都沒有意愿、沒有能力，更沒有足夠的分贓資本來彌合巨大的分歧。日韓的貌合神離，意味著流動的利益與算計，也意味著中國有更多的戰略機遇，和騰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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