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四大殺手陳恭澍1950年派特務赴滬尋同窗抵滬即被抓

1950年，臺灣的陳恭澍派人回上海找老同學范紀曼，說要“敘舊”，為何等來的卻是特務楊靜在火車站被抓？

一個是軍統四大殺手，手上沾著革命者的血；一個是潛伏在敵人心臟的紅色特工，專送國民黨的情報——這對黃埔同窗，到底是朋友，還是死敵？

范紀曼1906年生在四川，1926年就入了黨，黃埔軍校武昌分校畢業；陳恭澍是黃埔五期生，進了軍統成了四大殺手之一，兩人雖說都是黃埔出來的，卻硬生生走到了完全對家的陣營里。

1932年冬天，天津法租界巡捕房突然抓人。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曹策剛開完會，就被便衣按在咖啡館里，押進了戈登路監獄。

范紀曼急得滿嘴燎泡，明著救不了，只能找已經在軍統天津站站穩腳跟的陳恭澍——這是唯一能搭上線的“老同學”。

陳恭澍盯著他，半天扔出條件：“幫我翻譯美國大使館的外交材料，譯完，人我想辦法。”

材料交上去半個月，曹策果然被“保釋”出來，頭發白了一半，見了范紀曼只說“多謝”。

陳恭澍后來還拍著他肩膀笑：“紀曼兄夠意思，以后有事盡管開口。”

他哪里知道，自己幫的是共產黨的大忙，更不知道，范紀曼的筆，早把情報送進了組織的口袋。

1935年冬天，北平城里學生喊著口號上街，一二九運動鬧得正兇。

陳恭澍在城里搞刺殺漢奸的計劃，不知怎么被日本人摸了底，上頭下了死命令讓他立刻撤。

臨走前，他把軍統北平站的印信往范紀曼桌上一放："紀曼兄，這攤子你先盯著，我回來再交接。"

這話聽著像托付家事，連戴笠1935年擬的增薪名單里，都有范紀曼的名字——這事臺灣檔案館至今有檔可查，足見陳恭澍在戴笠面前沒少替他說話。

范紀曼當了三個月代站長，把站里的人員名冊、聯絡暗號記了個滾瓜爛熟，1936年初找了個"身體不適"的由頭，遞了辭呈，轉頭就去了上海——那里有更重要的事等著他做。

抗戰打響，上海成了孤島。

范紀曼在霞飛路開了家"木簡書屋"，門面賣些舊書，后堂卻藏著電臺。

沒過多久，陳恭澍竟調來上海當軍統站長，兩人在書店重逢，陳恭澍拍著他肩膀笑："紀曼兄，又見面了！"轉頭就把搜集日偽情報的事交給他。

后來陳恭澍被76號抓了，蹲在"梅機關"吃牢飯，范紀曼反倒借機鉆進了日偽的"國際問題研究所"。

他給日本人遞假情報，說美軍要在菲律賓登陸，害得日軍把南洋兵力調了個空；暗地里，把日軍艦艇調動、軍火庫位置寫成小紙條，塞進面包房的爐子里。

1945年夏天，他跟李時雨換了國民黨軍官制服，闖進偽監獄。

1949年5月，上海的炮聲越來越近。

陳恭澍穿著便裝，拎著皮箱闖進范紀曼辦公室，門都沒關嚴就說“紀曼兄，跟我去臺灣，晚了就走不了了”。

“家小都在上海，走不開。”他說得輕描淡寫。

陳恭澍急了，拍著他肩膀：“彭雅蘿可以先留下，到了臺灣我給你找更好的。”

范紀曼放下筆，搖了搖頭。

陳恭澍以為他舍不得家業，嘆了口氣，沒再勸，轉身走時還留了句“隨時來找我”。

1950年春天，香港尖沙咀的茶樓里，陳恭澍捏著密電碼，指尖敲著桌面。他逃到香港半年，手里還攥著幾個沒撤出來的特務，想在上海重新搭起網。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范紀曼——那個在北平替他管過站、在上海幫他搞過情報的老同學，最可靠。

他讓手下楊靜帶封信回上海，信封里夾著當年北平站的老暗號，只說“敘舊，有要事相商”。

楊靜坐船到吳淞口，換火車進上海站，按約定在第三站臺舉著《申報》。

范紀曼接到聯絡的消息，當天就去了市委機關，把暗號、時間、地點全報了上去。

第二天一早，楊靜剛把報紙舉過頭頂，兩個穿中山裝的人就從背后架住他胳膊，槍頂在腰上。

他兜里的特務名單、電臺頻率表，還沒來得及交給“老同學”，就被搜了個干凈。

整個潛伏網，從香港到上海，連根拔起。

陳恭澍在臺灣寫回憶錄，字里行間都是“紀曼兄最可靠”，卻不知道，自己信任了一輩子的老同學，恰恰是要了他特務組織的“狠角色”。

亂世里的情誼像紙糊的燈籠，風一吹就破。

可范紀曼的“絕情”，難道不是一個革命者對信仰最硬的骨頭？

范紀曼后經平反恢復1926年黨籍，1990年病逝；陳恭澍淡出臺灣情報核心，至死不知范紀曼真實身份，兩人因信仰鴻溝終成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