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大額非理性打賞，也要跳出直播間溯源治理

□蔣璟璟

　　“19歲女孩挪用父親公司1700萬元當‘榜一大姐’，親爹帶女兒自首”，4月20日，相關消息引發網友關注。據河南鄭州的朱先生介紹，2024年7月，19歲的女兒小夢開始陸續挪用檔口資金在直播間打賞、購買拆卡盲盒。截至2025年11月，累計盜用、挪用1700萬元，其中打賞將近1100萬元，另外600多萬元是玩拆卡游戲花完了。（封面新聞）
　　打賞引發的悲劇，此前已屢有曝出。這里面，其實牽出了兩個關鍵問題。其一，打賞的錢能不能退回來？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要是涉及未成年人“未經監護人同意進行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直播打賞”，自然是應退盡退。而若是成年人打賞，從以往的一些司法判決案例看，法院基本都是把充值打賞視同于購買服務，對申請退回打賞的訴求，以駁回居多。
　　也正是基于這一邏輯，本案中，小夢及其家人想直接要回打賞的要求，很難獲得滿足。于是，只能迂回挽回損失，即先通過職能部門將這1100萬元打賞資金認定為“贓款”，再要求相關方面履行法定的返還義務……但問題是，贓款的認定，與涉嫌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的認定，往往是同步的。由此，也就產生了本案中“父親含淚送女兒自首”的倫理掙扎。
　　事已至此，怎么處理都有缺憾。于是，公眾又發出了第二重疑問，能不能杜絕大額非理性打賞？其實，中央網信辦前不久發布的通知中明確，“用戶首次進行直播打賞，網站平臺應主動提供打賞限額設置服務。”換而言之，就是平臺要引導用戶自己給自己設置打賞上限，這是不是夠用、管用？見仁見智。
　　最立竿見影的辦法，當然是統一給用戶設置一個不高的打賞金額上限。但，如果真如此，則又涉嫌干涉公民的財產支配權，這在法理上注定說不通。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若非經過司法程序，誰也無權就特定對象“限制高消費”。
　　要解決直播打賞的衍生問題，思路還是不能單純困在直播間里。公司的財務會計紀律和賬戶風控，夫妻之間共同財產的共同掌控，銀行系統對于大額異常進出款項的監控，以及父母對子女日常的陪伴與及時的引導，凡此種種，都是從源頭解決問題的有力抓手。 （相關內容詳見P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