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去世后，汪東興：“兩個凡是”不是我的發(fā)明，發(fā)明人已去世

老覃在上周發(fā)布了《鄧小平去世后，汪東興首次接受采訪，說毛主席最擔心的事還是發(fā)生了》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2011 年 6 月，已經(jīng)95 歲高齡的革命老人汪東興，接受了《南方周末》、《人民文摘》等媒體采訪。

這是他退隱31年后的首次接受采訪，這一年，也已經(jīng)是鄧小平逝世后的第14個年頭了。

畢竟年事已高、體力有限、無法接受長時間的訪談，同時，長年深居簡出，他也怕見生人、怕外界打擾、怕情緒波動影響身體，因此，他沒有直接面對記者，全程由女兒汪延群充當 “傳聲筒”，奔走于臺前幕后，代為傳遞問答。

那天，在黨史學者韓鋼的導引下，他圍繞社會觀感、歷史定位、毛澤東評價、兩個凡是、時政看法等等諸多方面發(fā)表了自己的觀點。

其中，在談到“兩個凡是”、華國鋒背鍋的問題上，汪延群轉述給韓鋼的話是：“他承認自己有‘兩個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說我不是‘兩個凡是’的創(chuàng)造者，我也沒這水平，發(fā)明人死了，你現(xiàn)在把那時候開會的東西拿出來，會覺得特別好笑。”

“兩個凡是”提出的思想源頭，源于華國鋒在1976 年 10 月 26 日對中宣部、宣傳口的指示：“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天安門之事要避開不說。”

汪東興時任中央副主席、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wèi)局局長，主管中央宣傳、兩報一刊，他提議撰寫社論、將口頭思想提煉為標準表述。

1977年2月7日，中辦副主任、理論組負責人李鑫組織筆桿子搗鼓出了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將華國鋒的口頭指示正式成文，完整的表述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即這篇社論就由汪東興提議、組織起草、審定把關，最終經(jīng)華國鋒批準、中央政治局集體傳閱同意，以《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兩報一刊）聯(lián)合社論形式公開發(fā)布的。

從這一過程來看，華國鋒就是“兩個凡是”思想的提出者、最高決策者、最終批準人；而汪東興就是該方針的主要執(zhí)行者、把關人、積極支持者。

至于把華國鋒的口頭指示正式成文的中央理論組、兩報一刊寫作班子的具體執(zhí)筆人是誰，其實是無足輕重的。

現(xiàn)在的官方黨史定論就是：華國鋒是“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者、推行者、最高責任人。

那么，汪東興說的“我不是‘兩個凡是’的創(chuàng)造者”，“發(fā)明人已去世”，一點毛病也沒有。

那他為什么會說“拿出當年開會記錄看，會覺得特別好笑”呢？

原來，為了給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1978 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華國鋒在12 月 13 日閉幕會上作了口頭檢討，其中明確講到“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jīng)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來承擔”。

汪東興則在同日向中央工作會議提交書面檢討，承認參與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壓制了真理標準討論，承擔在思想路線、宣傳工作上的錯誤責任，表態(tài)要改正、解放思想。

但在中央工作會議后期、閉幕會之前，華國鋒曾在中央工作會議分組討論會（非公開、內部小組發(fā)言）上為自己辯解，說：“兩個秀才起草了一篇講話稿，我拿到會場上去念了一遍，就把兩個凡是栽到了我頭上。”

2008 年，華國鋒去世后，又時有華國鋒親友、長期身邊工作人員、貼身秘書、老部下發(fā)表紀實文章發(fā)表于《炎黃春秋》《百年潮》《黨史博覽》等權威刊物，文章中出現(xiàn)了許多與1978 小組會相呼應的言論，如“兩個凡是那兩句話，不是我寫的，是李鑫他們起草的稿子，我拿到會上念了一遍，結果就把這個發(fā)明權栽到我頭上了，我是替人背了這個名”，“原話、文字確實不是我原創(chuàng)。我認政治責任、認領導責任，但我不是發(fā)明人，這個冤枉我心里一直有”，“公開場合我不辯解、不翻案，服從中央定性；私下里，我始終說，文字不是我寫的，我是照念、背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