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 | 體育賽事參與對幸福感的影響：慈善跑的作用

導語

本研究探討了在跑步賽事之后，參與者的幸福感從享樂（即積極情緒和生活滿意度）和實現（即投入度、人際關系、意義感和成就感）兩個角度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在為慈善而跑的跑者之間有何不同。研究收集了2024年雷克雅未克馬拉松180名參與者的數據，并采用重復測量協方差分析 (ANCOVA) 進行檢驗。結果表明，賽事結束后，參與者的積極情緒和成就感均有所增加；其中，為慈善而跑的參與者在“投入度”上得到了顯著提升，而其他參與者則沒有。研究結果證明了體育賽事參與及其與慈善元素的互動，會在特定維度上引起幸福感的變化。在實踐中，賽事組織者可以通過以目標為導向的賽事設計來增強參與者的積極情緒和成就感；而慈善元素可以通過將個人參與同有意義的社會影響聯系起來，進一步增強跑者的投入度。

作者

Bang An,

Thordis Gisladottir

Mikihiro Sato

編譯

姜本橋

閱讀全文，文章見于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https://doi.org/10.1080/16184742.2026.2642175

研究簡介

舉辦大眾參與型體育賽事（例如跑步、自行車和鐵人三項）不僅能為當地社區提供提升目的地形象、促進健康生活方式等好處，還能建立社會資本。除此以外，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積極的賽事體驗能夠顯著促進參與者的幸福感。

以往的大多數研究主要關注“享樂主義”的幸福感指標（如生活滿意度和快樂感）。很少有研究采用時間視角去探索參與賽事如何導致幸福感的動態變化。此外，近年來研究人員開始強調，必須同時從“享樂”與“實現”兩個角度來審視體育消費與幸福感的關系。享樂幸福感強調快樂的體驗，而實現幸福感則側重于發揮個人的真正潛力。區分并探討體育服務如何以不同方式影響這兩種幸福感至關重要。其次，目前缺乏探討“為慈善而跑”如何影響幸福感變化的研究。許多大眾體育賽事（如倫敦馬拉松、東京馬拉松）都提供了慈善跑的選項。選擇為慈善而跑的參與者可以通過捐款或籌款，在參與休閑體育的同時為慈善事業做貢獻。社會心理學表明，慈善捐贈等親社會行為會產生有助于個人幸福感的心理獎勵。然而，慈善跑者與普通跑者在賽事體驗和生活評價上有何不同，仍有待探索。明確這一差異將有助于鼓勵更多人參與慈善跑，從而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

本研究的目的是檢查參與者在體育賽事前后的幸福感變化，并對比慈善跑者與普通跑者之間的差異。本研究借鑒了“可持續幸福模型”，通過關注不同幸福感維度內個體的內部變化，對體育活動如何促進幸福感提供了更細致的理解。

相關文獻與研究假設

幸福感是指最佳的心理功能和體驗。解釋體育消費與幸福感關系時，過去的文獻多采用主觀幸福感理論，但該理論未能區分客觀生活環境與個人主動參與的“有意活動”。相比之下，“可持續幸福模型”指出，個人主動選擇和投入的“有意活動”（如鍛煉、親社會行為）是提升幸福感最有希望的途徑。鑒于體育消費和親社會行為都需要刻意的選擇和資源的投入，該模型為研究提供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

本研究結合了生活滿意度和 PERMA 框架來評估參與者的幸福感。生活滿意度代表了享樂幸福感最廣泛使用的衡量方式。PERMA 提出了人類幸福和繁榮所必需的五個要素：積極情緒（感到快樂、積極和滿足）；投入（被事物吸引或感到興奮/感興趣）；人際關系（感到被他人愛和支持）；意義（生活中的目標感和方向感）；以及成就（成就感和進步感）。

結合這兩者，可以全面評估享樂幸福感與實現幸福感的多個維度。過去的證據表明，積極的賽事體驗（如長跑）能刺激生活滿意度的短期提升，并帶來目標達成的成就感。而慈善捐贈作為一種親社會行為，已被證實能滿足個人的基本心理需求，進而比一般的享樂行為更能增強“實現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a. 賽后參與者報告的生活滿意度將高于賽前。

H1b. 賽后參與者報告的積極情緒將高于賽前。

H1c. 賽后參與者報告的投入度將高于賽前。

H1d. 賽后參與者報告的人際關系將高于賽前。

H1e. 賽后參與者報告的意義感將高于賽前。

H1f. 賽后參與者報告的成就感將高于賽前。

H2a. 慈善跑者在生活滿意度上的增幅將高于普通跑者。

H2b. 慈善跑者在積極情緒上的增幅將高于普通跑者。

H2c. 慈善跑者在投入度上的增幅將高于普通跑者。

H2d. 慈善跑者在人際關系上的增幅將高于普通跑者。

H2e. 慈善跑者在意義感上的增幅將高于普通跑者。

H2f. 慈善跑者在成就感上的增幅將高于 普通 跑者。

研究方法與結果

本研究在2024年冰島雷克雅未克馬拉松比賽中進行。該賽事吸引了14646名參與者，最終跑者們為169個不同的慈善機構籌集了超過2.5億冰島克朗（約174萬歐元）。在賽前和賽后，我們向參賽者發布了調查問卷，清理數據后，最終樣本包括180名參與者。

關于假設1a-f，結果表明賽事參與對增加積極情緒和增加成就感有顯著影響，支持假設1b和1f。賽事參與對生活滿意度、投入度、人際關系和意義感的變化沒有影響。因此，假設1a、1c、1d和1e未得到支持。關于假設2a-f，賽事參與和為慈善而跑之間的交互作用對投入度有顯著影響，表明慈善跑步者賽后投入度增加，而非慈善跑步者則沒有，支持假設2c。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人際關系、意義感和成就感均未發現顯著的交互作用，因此，假設2a、2b、2d、2e 和2f未得到支持。幸福感指標的估計邊際均值從賽前到賽后的變化如圖1所示。

圖1: 慈善與非慈善跑者在幸福感指標估計邊際均值上的變化

相關討論

本研究揭示了一種細微的幸福感變化模式：體育賽事參與及其與慈善元素的互動，對幸福感的影響是針對特定維度的，而不是全方位的統一提升。

體育賽事參與和幸福感變化

與可持續幸福模型一致，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體育賽事參與可以作為一種增強幸福感的“有意活動”。具體而言，參與跑步賽事使得跑者的積極情緒和成就感顯著增加，但在生活滿意度、投入度、人際關系或意義感方面并未觀察到顯著變化。

從“享樂”的角度來看，積極情緒的增加與先前的研究相吻合。不過，這種效應的幅度較小，表明賽事參與雖然能提升積極情緒，但影響可能是適度且短暫的。從“實現”的角度來看，賽事對成就感產生了相對較強的影響。這印證了成就感是跑步及參賽的重要益處這一觀點。由于完成比賽通常需要持續的訓練和個人承諾，這直接強化了跑者的能力感和進步感，而這些正是實現幸福感的核心要素。相比之下，賽事參與并未顯著影響投入度，這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樣本中包含許多休閑跑者和新手，他們的整體參與程度相對較低。此外，賽事也沒有影響人際關系。盡管先前的研究認為體育賽事為人們提供了社交和結識新朋友的機會，但 PERMA 框架中的“人際關系”更側重于感受到他人的愛與支持，這通常需要通過長期、深層次的聯系來建立，而非一次性賽事互動所能達成。最后，賽事參與也沒有影響意義感。與生活滿意度類似，人生的意義感隨著時間的推移相對穩定，很難因單一的短期事件而發生改變。

比較幸福感的變化：慈善參與者與非慈善參與者

除了賽事本身的影響，本研究還檢驗了“為慈善而跑”是否能通過增加親社會目的，進一步放大這種幸福感效應。結果顯示，在賽后的一項實現幸福感指標，投入度（即感到興奮和對事物感興趣）上，慈善跑者有所增加，而普通跑者則沒有。慈善元素的加入可能提高了跑者在活動期間的注意力和內在興趣，從而促進了更深層次的投入。當然，由于效應幅度較小，盡管存在可靠的統計差異，但在賽事的整體背景下，投入度變化的實際意義相對有限。

在人際關系、意義感和成就感方面，均未觀察到顯著的組間交互作用。正如前文所述，深層的人際關系需要時間沉淀，因此無論是慈善跑者還是普通跑者，都不太可能在此項上出現顯著變化。在“意義感”上，慈善與非慈善跑者的平均值變化確實呈現出不同趨勢，但差異并未達到統計學顯著水平。雖然以往研究表明親社會行為與生活意義感相關，但這種關系可能會受到個人投入的金錢與時間多少的調節；況且意義感本身較為穩定，不易因單次賽事產生大幅波動。而在成就感方面，缺乏與慈善相關的差異恰恰說明：完成賽事帶來的成就感主要是所有完賽者共享的，不論是否帶有慈善目的。

最后，盡管大量研究證實了慈善捐贈對“享樂”有益，但賽事與慈善的互動并未對享樂幸福感指標產生顯著影響。這可能是因為籌款活動通常在賽前就已完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賽后測量時的影響。兩組跑者的生活滿意度均無顯著變化，這也再次印證了生活滿意度具有長期穩定性的觀點。

研究貢獻和管理啟示

總體而言，本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為體育管理文獻做出了貢獻。首先，本研究將“可持續幸福模型”擴展到了變革性體育服務研究中。結果表明，體育參與主要通過情感刺激（積極情緒）和目標滿足（成就感）來影響幸福感，而慈善參與則進一步強化了投入度。這證明了不同類型的“有意活動”對幸福感的影響具有特定的維度，從而完善了該模型在體育語境下的應用。其次，本研究提供了縱向證據，揭示了賽事參與和慈善跑如何跨越“享樂”與“實現”兩大維度影響幸福感。結果表明，益處主要集中在情感和目標相關領域，而其他維度保持穩定。這使我們對大眾體育賽事的心理價值有了更精準的認識：它們主要帶來短期的情緒提升和成就感，而非全面提高個人的整體幸福感。第三，通過整合生活滿意度與PERMA框架，本研究為探討幸福感的概念化和測量提供了新視角。每個PERMA元素都具有內在價值并可獨立測量，本研究證實了不同的幸福感維度對體育參與的敏感度各不相同，強調了在實證研究中應將它們視為獨立的結果變量來對待。

研究結果也為體育賽事組織者和慈善伙伴提供了幾點實踐啟示。首先，關注賽事的幸福感收益正成為許多地方政府體育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本研究證明體育賽事能促進參與者的積極情緒和成就感，賽事組織者可借此證據，通過強調賽事帶來積極體驗的潛力來申請公共資金支持。鑒于“成就感”是參賽最重要的益處，組織者應在賽事設計中進一步強化這一體驗，例如設置清晰的里程碑、提供個性化的表現反饋，以及給予極具儀式感的完賽認可。其次，提供慈善選項可以切實提高跑者的賽事投入度。賽事組織者和慈善機構可以充分利用這一點，清晰地向跑者傳達他們的努力如何轉化為切實的社會成果（如籌集了多少資金、支持了哪些受益人）。結合感人的故事講述、籌款進度追蹤以及賽后影響報告，將進一步激發慈善跑者的投入感。最后，本研究揭示的復雜結果表明，組織者不應盲目假設“只要辦賽就能全方位提升跑者的幸福感”。相反，應當根據具體的賽事目標和不同跑者的心理訴求，制定更具針對性的策略，以促進特定的心理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