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4月上旬，臺當局勞動部門負責人洪申翰在立法機構說明：首批印度移工最快今年底到臺灣，人數先約1000人，后續目標上看10萬人，主要用來填補制造業以及長期照護的人力缺口。消息一出，社會情緒立刻升溫。短短4天，“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臺”聯署沖到3.3萬人；社交頻道投票約2.5萬人參與，其中93%表達反對。
爭議的第一層，落在賴清德的前后說法。2023年大選辯論時，“引進10萬印度勞工”的質疑出現，賴清德當場定性為“假新聞”“認知作戰”。一年多后，同一件事卻以政策形式推進。政治人物調整政策并不罕見，但社會更難接受的是：過去把別人指為造謠，如今卻由自己把同樣內容變成正式推動事項。
第四層爭議，當局在把“補缺工”當成政治操作工具時，并沒有先把既有管理漏洞補齊。島內失聯移工數量已到9.4萬人，外勞總量80多萬，管理體系原本就存在不少缺口，衍生出的治安疑慮、勞務糾紛以及管理成本，最后往往會回到社會與地方政府來承擔。
大陸推出十項惠臺利民措施，涉及直航恢復、金門馬祖“四通”、農漁產品準入、影視合作等。臺陸委會主委邱垂正把這些形容為“糖衣毒藥”，賴清德也強調“和平不是賞賜”，整體態度偏冷。但一般民眾評估政策，往往更像在衡量日常得失：費用會不會下降、運輸會不會更順、商品能不能賣得出去、工作機會會不會增加，而不是只聽政治話術。
同時，國民黨與民眾黨簽署2026選舉合作協議，從提名機制、聯合輔選到選后治理都做了安排。社會更在意的是算計之后生活是否更難、成本是否更高。誰能把所謂“和平紅利”轉化為訂單、就業、航班與物流成本的下降，誰就更像在解決問題；誰把民生包裝成“戰略需要”卻不把風險與配套講明白，誰就更容易被認為是在把社會當成試驗場。
政治路線最終都會在民生賬本上被對賬：程序是否透明、責任是否愿意承擔、風險由誰支付、利益落到哪里，這些才是民眾每天在衡量的“真實民調”。當社會用聯署與反對票表達不安時，如果執政者仍主要依靠貼標簽、轉移責任、硬推政策來應對，社會又憑什么持續為其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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