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下寫俠之大者英雄氣，現實卻盡是薄情寡義，金庸雙面人生太諷刺

我們總以為，能寫出這般蕩氣回腸、重情重義江湖的人，必定也是一個鐵骨錚錚、深情專一的好男兒。當我們揭開那層被歲月和名氣包裹的華麗外衣，去審視他真實的一生時，卻會發現：才華和人品，往往真的是兩碼事……

如果要問金庸筆下最讓人敬佩的角色是誰？很多人首選郭靖。郭靖為了保衛大宋江山，死守襄陽城，最終戰死沙場，那是何等的壯烈與悲壯。可你絕對想不到，塑造出這樣一位民族英雄的金庸本人，在家國大義面前，卻表現得極其短視和冷漠。

把時間撥回上世紀60年代，那是一個新中國正處于內外交困的艱難歲月。當時，美蘇兩大超級大國正揮舞著核大棒，對我們進行著明目張膽的核訛詐。在那個沒有退路的時刻，1963年，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面對日本記者團，擲地有聲地說出了一句震驚世界的話：

“我們就算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清楚，如果沒有核武器，你的褲子還能保得住嗎？當年英國甚至都已經擁有了核武器，卻依然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被蘇聯的核威懾嚇得倉皇退縮。面對這樣的國際鐵律，金庸怎么不去勸勸那些西方列強“多穿幾條褲子”呢？

書里的郭靖可以為國捐軀，寫書的金庸卻連最起碼的家國共情能力都沒有。

直至1964年，隨著羅布泊上空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聲巨響，徹底擊碎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也把金庸當年那些悲觀、嘲諷的荒謬言論擊得粉碎。

如果說嘲諷造原子彈是因為他眼光短淺，那么他一生中在政治立場上的來回搖擺，則徹底暴露了他作為一個“精致利己主義者”的圓滑與世故。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早年的金庸其實是有一顆“仕途心”的。1950年，年輕氣盛的他滿懷熱情地跑到了北京，一心想要謀求一個新中國外交官的職位。

結果，因為他的個人立場不夠堅定，最終被拒之門外。求職受挫后，金庸轉身就回到了香港。為了在這個受西方勢力影響極深的圈子里站穩腳跟，為了把他的《明報》做大做強，他開始瘋狂迎合當時的西方語境，靠著大肆抨擊內地來博取眼球和銷量。

時間一晃來到了80年代，眼看著內地經過改革開放后發展勢頭強勁，且香港回歸祖國的大局已經徹底敲定，不可逆轉。金庸敏銳地嗅到了時代風向的變化，立刻展現出了驚人的“柔軟度”，火速調轉了船頭。

面對外界對他這種立場來回搖擺、像墻頭草一樣見風使舵的強烈質疑，金庸不僅沒有絲毫心虛，反而臉不紅心不跳地打了一個極其好笑的、被后人嘲諷多年的比方。

他大言不慚地說：

在武俠世界里，金庸寫盡了世間最極致的深情。楊過為了小龍女，可以在絕情谷底苦苦守候十六年；喬峰為了阿朱，可以終生不再娶。就是這樣一個在書里把愛情寫得感天動地的人，在真實的婚姻生活里，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負心漢。

金庸一生結過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杜冶芬，兩人在1947年相識結婚。可是婚后，金庸徹底沉迷于自己的工作和社交，對這位妻子表現得極其冷漠。

更荒唐的是，身為有婦之夫的他，竟然還公開對當時的大影星夏夢展開了瘋狂的“單相思”，最終硬生生逼得第一任妻子杜冶芬提出離婚。如果說第一段婚姻的破裂只是他人性自私的初顯，那么他對第二任妻子朱玫的所作所為，簡直可以用“殘酷”來形容。

朱玫不僅美麗聰穎，精通外語，更是一位難得的才女。

1956年，朱玫不顧一切地與金庸結為夫妻。請記住，那是金庸人生中最落魄、最艱難的至暗時刻。當時金庸正在籌備創辦《明報》，初期報紙銷量慘淡。

為了支持丈夫，朱玫毫無怨言地變賣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金銀首飾，把錢拿出來倒貼給金庸辦報。她每天熬夜趕寫稿件來補貼家用，風雨無阻地奔波在街頭親自給金庸送飯打氣。

可以說，是朱玫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死死撐起了金庸的大后方，還在那些苦熬的歲月里拼盡全力為金庸生下了四個孩子。

可是，這位吃盡了千辛萬苦、與他同甘共苦的糟糠之妻，最終換來了什么樣的下場呢？就在金庸45歲那年，事業終于大獲成功、名利雙收之時，他卻一腳踢開了這位結發妻子。

他在外面尋歡作樂，看上了一個年僅16歲的餐廳女服務生林樂怡。金庸毫不顧及結發妻子朱玫和親生孩子的感受，公然和小情人共筑愛巢，并強硬冷酷地向陪伴自己走過風雨的朱玫提出了離婚。這番做派，簡直讓人不寒而栗。

金庸的薄情不僅刺痛了妻子，更在一場巨大的家庭變故中，深深刺穿了親生兒子的心臟。1976年，那是金庸家里最動蕩的一年。當時金庸正忙著在外和新歡纏綿，為了盡快擺脫朱玫，他在家里執意要逼迫原配離婚。這場慘烈的家庭婚變，給大兒子查傳俠帶來了致命的心理暴擊。

就在查傳俠選擇輕生前，他曾給遠在香港的父親打過一個求救電話，說想和父親好好聊聊人生的意義。那本是一個絕望的孩子向父親發出的最后呼救！

只要金庸能聽出兒子語氣中的絕望給予安撫，悲劇或許就能避免。可是，這位大作家卻以“自己正在趕稿子很忙”為借口，冷冰冰地拒絕了兒子的請求并掛斷了電話。不久后，這個年僅19歲的天才少年，在異國他鄉上吊自殺。

長子的慘死，讓身為母親的朱玫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徹底心灰意冷。在最后的離婚談判桌上，絕望的朱玫提出了唯一的一個條件：林樂怡必須去做絕育手術。

這是一個心碎的母親在遭遇背叛和喪子之痛后，為了保住剩下孩子最后一點繼承權所能做出的絕望防御。而那個急于抱得美人歸的金庸，竟然毫不猶豫地一口答應。

離了婚的朱玫晚景極其凄涼。1998年，這位曾經傾盡一生輔佐金庸走向巔峰的偉大女性，在極度的貧困與孤獨中于醫院病逝。臨終前，她的身邊連一個親人都沒有，甚至連最后的死亡證明，都是由醫院的普通員工代為辦理的。

而就在同一年，遠在另一端的金庸正站在榮譽的最高殿堂里，微笑著接受全天下讀者的掌聲。這種極致對比，難道不是人間最大的諷刺嗎？

到了晚年，金庸這種極度在意自我名聲的做派依然屢見不鮮。

“這么豪華的房子絕對不應該是我個人可以住的。”

在對待別人時，他同樣當面一套背后一套。

當年央視版的《笑傲江湖》播出后，金庸在座談會上當眾嚴厲批評：“任盈盈是我最喜歡的人物，把她拍成這樣我很不滿意。”

這番話把制片人張紀中嚇出一身冷汗，當天飛奔到杭州溝通。結果金庸一見到張紀中本人，立刻喜笑顏開，當著所有人的面改口說：

“我認為央視版《笑傲江湖》非常好，我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反對意見。”

前一天痛批后一天就矢口否認，這種出爾反爾的態度，分明就是一個深諳人情世故的世俗商人。

他在書里寫盡了深情，卻把殘忍留給了現實中最愛他的糟糠之妻；他把所有的俠義精神留在了紙上，卻把趨炎附勢、薄情寡義的真面目留在了現實里。才華可以青史留名，但人品上的污點同樣難以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