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丨沅湘良緣

回想起來，我在1956年最大的收獲還是與一位沅陵姑娘結識，從師生、同事進而成為愛侶。當時雖未明文禁止，但多少有些忌諱師生戀愛，因此在她就讀歷史系本科時，我雖有愛慕之心，但從未明顯表示。懷玉是1952年秋季從沅陵到武漢進入華中師院的，二年級以前從未與我有過接觸，因為1954年以前我主要是在歷史專修科與外系講課。直到1954年秋季，我才為她們這個年級上中國近代史課。這是我第一次為歷史系本科生上課，加之課時甚多又沒有正式教材，只讀過兩年多大學的我確實是勉為其難。但是這個年級人數不多，只有三十余人，因此比在外系大課堂師生關系就密切得多。我除上課、輔導以外，還多次參加他們的班會、團日活動，幾乎對每個學生都很熟悉。懷玉學習非常勤奮，熱心班上公共事務，但屬于埋頭苦干類型，不愛出頭露面，保持著許多湘西誠樸渾厚的本色。她是喻存粹教授經常夸獎的兩個學生之一（另一位是崔曙庭），由于上大學前曾在沅陵一所小學當過代課老師，多少有些教學經驗，所以在武昌二十五女中教育實習期間贏得普遍好評，曾經講過一次大型公開課供眾多師生觀摩。我雖然在漢口另一所中學指導教育實習，也聽說過當時的盛況。不過她給我印象最深的，倒是在一次班會上講故事，講的是《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這本來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成語故事，但是經她娓娓言說，居然妙趣橫生，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后來我才知道，她在入學之前曾教過小學，已經有若干教學歷練，這樣的學生進師范學院，自然具有明顯優勢。此外，我還聽說她熱心公益，助人為樂，特別是在本科四年，始終如一地關心兩位同學，一是年齡最大、子女較多、經濟困窘的黃宗憲，一是年齡最小、缺乏獨立生活經驗的謝壽珉。她除課余給予二人必要的輔導，還暗中多次給前者家里寄錢（因為她帶有工資上學）。

當時師生戀比較容易受到非議，加上我們彼此都很忙(我是個不合格的大學老師，而且一周有三個課堂總共13課時的繁重任務，課外還要為眾多學生輔導)，所以也顧不上考慮正式談婚論嫁。我們倆角色的轉換，確實是在1956年暑假她畢業留校之后。

當時華師招生人數逐年增加，規模發展很快，教師非常短缺，所以畢業生留校任教者較多。在中南五省當中，湖南中學教育基礎最好，所以在留校畢業生中所占比重較大，而沅陵來的保送學生尤顯優勢。以歷史系1956年本科為例，畢業生總共不過二十多人，一次留下八人，此外還有不少被分配到武漢乃至外省高校。當時留校的幾位女生都與我們單身教工住在新落成的學生宿舍2棟，我與系主任田家農住在一樓西端，每人一間房，臥室兼書房。田家農曾到日本留學，參加革命也比我早。在開封中原大學時期，在政治研究室我們已經相識，不過他在科學社會主義組，我在中共黨史組，相互接觸不多。及至中原大學與華中大學合并，我們遂成為鄰居，加之都是單身，關系頓時密切起來。搬到2棟學生宿舍，雖說是暫時利用的單身教工宿舍，但真正的單身漢（當時稱“王老五”）歷史系教員只有我們兩人，即現今所謂大齡剩男。我們已習慣于單身生活，加上工作緊張，連禮拜天都成為“星期七”，很少有真正的休假時間，所以大家同樣過集體生活，也沒覺得有任何成家壓力。倒是組織上特別是那些好心的已成家的前輩替我們著急。從歷史系來說，需要幫助成家的對象，首先就是田家農，他確實是在黨組織居間撮合下，很快與資料室的耿亮結婚。

說起來也很好笑，這幫“王老五”已習慣于過自由自在的單身生活，結婚以后反而大不適應常態的家庭生活。田家農結婚以后雖然已在曇華林老校區分得家屬宿舍，但仍然喜歡與我們這些“老戰友”混在一起，甚至連禮拜天也與我們共同享樂，抽煙、喝酒、打橋牌。由于我已買有一個小鐵炭爐，可以利用我從河南帶來的簡易軍用金屬臉盆烹煮我最喜愛的紅燒肉，所以我的小房間便成為臨時俱樂部。我們嘻嘻哈哈玩得高興，老田回家免不了挨批。不過他逐漸便領略到家庭生活的更多情趣，終于從我們這個群體疏離出去了。但他仍然關心我這個資深“王老五”，熱切希望我早點摘帽成家。

1957年在華師校園

懷玉畢業以后，由于中學有英語基礎（讀教會學校），大學俄語成績優秀，所以被分在世界史教研室，平時與我仍較少接觸。不過同住一層樓，每天從早到晚見面機會倒是很多，有時也參加若干歷史系組織的共同活動，時日稍久，多少流露出稍許兩情相悅，只是不好意思主動明確表達。老田是過來人，對我的木訥個性了解更深，多次勸我抓緊追求。我不知道他是否向懷玉透露我的意向，因為他們同屬世界史學科，平時接觸較多。有一天，他看見懷玉一個人在宿舍看書，便建議我主動出擊，見我仍然猶疑不決，便大聲呵責：“你不去找人家，難道還要等人家來找你？”并且模仿作戰口令：“沖上去！”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我橫下一條心，鼓足勇氣走向懷玉房間，正式向她表達愛慕之情。懷玉似乎已有思想準備，首次交談落落大方，從此便進入熱戀階段。

我們的戀愛日漸公開化，相互交談日益頻繁，兩人曾相約到漢口訪問辛亥老人李春萱，并順路觀看梅蘭芳的精彩演出，散場后又到照相館攝影留念，按當時的風氣，這就是以后的結婚照片。這是我們第一次悄悄約會，因而是難忘的歡悅的一天。花前月下，美好的回憶甚多，但印象最深的還是相伴到珞珈山參加武漢大學歷史系舉辦的學術研討會。那也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春日，我們歷史系教師成群結隊前往珞珈山。由于1956年風氣漸開，女性服裝與發式已有明顯變化，旗袍逐漸代替列寧服加連衣裙。懷玉穿上新做的白底淺綠碎花旗袍，依然是雙辮子垂肩，綽約而又大方。不過我們一到珞珈山就分別活動。她參加世界史分組會，隨后又前往施之瑜老師家做客；我參加中國近代史分組會，并且就太平天國土地問題作重點發言。會間休息與中餐時間，我們才有機會見面。記得中南財經學院的趙德馨與夫人周秀鸞也來武大，我和懷玉與他倆一見如故，熱烈敘談。由于懷玉與德馨是湖南人，我與秀鸞是浙江人，多少增添了若干同鄉情結，從此成為終生摯友。

珞珈山之行更加促進我與懷玉終身相伴的決心，但科學的春天真像早春天氣，政治局勢很快就風云突變。

1957年4月底，中央發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華師校園隨即進入“大鳴大放”熱潮，廣大師生響應黨的號召，通過各種座談與大字報、小字報方式，為黨內整風提出相當尖銳的批評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的自發盛況。整個五月“鳴放”熱潮有增無已，但是黨的高層領導已經高度警覺。6月8日黨中央正式發布《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形勢急轉直下，很快就結束了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進入黨組織推行的反右斗爭。

說來慚愧，一貫關心政治、敢于直言的我，在如火如荼的“大鳴大放”高潮中竟然緘默無語。陷于熱戀誠然是原因之一，但運動初始一個偶發事件似乎對我影響更大。

由于我在科學的春天已稍露頭角，引起外界的矚目，難免要承擔若干社會兼職，如湖北省青聯副主席、湖北省對外友協理事之類。除社會活動日漸增加外，還經常參與一些外事活動。由于工作需要，經濟也尚寬裕，我做了一套嗶嘰中山服，還買了一塊東風手表，多少改進一點自己的形象。我自己覺得還不算奢侈浪費，但在一次全系教師座談會上，有位我平素比較尊敬的民主黨派的年長教師登臺慷慨陳詞，就黨群關系提出許多尖銳批評。恰巧我坐在講臺鄰近處，他看了我一眼隨手指著我說：“你們看，現在穿毛料套服，吃香喝辣，戴名牌手表的，都是些什么人？”全場都為之詫異，幫助黨整風為什么向一個尚被拒于黨門外的青年教師放橫炮？由于發言者思想比較進步，解放前曾經參與民主運動，解放后又擔任民盟負責工作，所以我并未與他計較。心里想，他雖然是民主黨派頭面人物，但家大口闊，1956年定級又未評上副教授，日子自然沒有我這樣的單身漢好過，無非是發點牢騷罷了。當時“鳴放”剛剛開始，很少有什么辯駁，所以整個會場波瀾不驚，我自己也沒有當作多大的事。

會后，田家農倒是很關心，怕我受不了這種當面羞辱。他開門見山就問：“大章，剛才你有什么感受？”大概是擔心我的火暴脾氣何時發作。我的心情倒是非常平靜，所以回答：“沒有什么感覺。”老田大惑不解：“人家當面那樣罵你，你還無動于衷？”他沒有想到，我正迷醉于愛情的甜蜜，對眼前這些區區小事確實滿不在乎，何況我還真是問心無愧！老田仍然安慰我：“大章，你這是為黨受過呀！‘鳴放’還要繼續，各種意見都會出現，你要坐得住，聽得進。”

“為黨受過”？南下以后，我經常被視為桀驁不馴的異類，老田居然把我當作自己人，真使我受寵若驚。但是，也有些南下的老戰友，其中也包括若干黨員，對我的表現非常失望。他們希望我發揚既往敢說敢做的作風，帶頭“大鳴大放”，發表若干較有分量的批評文章。眾望所歸，壓力很大，我只好在一次全校性的座談會上作長篇發言，總算以積極姿態參加了“鳴放”。

其實，我也無非是即興發言，借用當時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帶頭“鳴放”的話題“拆墻”與“填溝”，結合我自己有關黨群關系的觀感，比較系統地發揮一番，沒有想到校報編輯早有準備，派專人記錄并整理全文發表，整整占二分之一版面。這樣，總算不再有人慫恿我“大鳴大放”了。

過了一段時間，主流媒體已經顯示微妙變化，但我卻毫未發覺其中透露的重大政治信息。田家農大概已經發覺我的心不在焉，于是又邀我聊天。他總是那么坦率，開門見山就問：“現在政治情況有些復雜，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當前局勢。”我對他極為信任，從來都是實話實說，所以自我坦白：“沒有什么特別感覺。”后來才知道，中央已經準備全力反右，主流媒體暗中已經摩拳擦掌，緊鑼密鼓，急待大戲登場，而我卻渾然不覺。雖經老田好心提醒，也無多大長進，說穿了就是心有旁騖。

回想起來，這年5月與6月，正是我與懷玉的戀愛進入熱度最高的時期，因而才對政治表現出漠不關心。當時又未停課，我的教學任務很重，報刊稿約又多。稍有空余時間，我倆總想在一起多待一會兒，仿佛有說不完的私房話。及至7月24日，我們前往民政局正式領取結婚證。

在那些年，學校教師多半是舉辦集體婚禮，很少有個人大操大辦婚事。由于反右斗爭已經展開，雖然不能說是人人自危，但至少大家內心都比較緊張，我的戀愛與結婚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因而便顯得更加低調與儉樸。我們沒有另外申請家屬宿舍，仍然住在我那間單身宿舍，家具也是原來公家配給的那幾件。但是作為新房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首先是棉被，我從開封帶來的那條“兩斤半”終于完成歷史使命，從蓋被降格成墊褥。懷玉另外做了一床厚實而又寬大的新棉被，被面是從沅陵帶來的傳統湘繡，金黃色綢緞上面綴著龍鳳圖案，床單也是嶄新的，因而房間頓時顯得喜氣洋洋。只是我那記錄了革命者青春歲月的軍用棉被每況愈下，由于破爛不堪，很快又被置換，裁剪成嬰兒小床墊被，最終成為外孫女的尿片。那些年月計劃供應的布票非常稀缺，所以這些破爛衣服被褥都得為家人服役終生，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習慣，說不上是什么節儉美德。

臉盆的變化更大，我到武漢已有七八個年頭，用的仍然是南下行軍隨身攜帶的鋁制小盆。它在開封時早已發揮多功能，到武漢后仍然是多功能。剛合并到華中大學時，由于房屋緊張與家具奇缺，吃飯連餐桌都沒有。每逢牙祭之日，必須按一桌八人分菜，我的寶貝臉盆就成為主菜盛具。其實武漢小販早就有以舊換新的服務，只要加點錢，就可以換個新盆。好些南下老戰友都把鋁盆換成搪瓷盆，只有我生性懶惰，繼續使用鋁盆。由于大家都愛惜漂亮的搪瓷盆，牙祭之日我的鋁盆遂義不容辭，為大家美餐服役。因此，我對鋁盆頗有感情，它的消失使我為之悵然。但是換來的新盆確實漂亮，潔白光滑，盆底有一對相互嬉戲的紅色金魚，這是懷玉精心挑選的，意味著我倆人生道路有了新的開始，我的“王老五”生活隨著那個鋁盆一去不復返。

結婚之際，整風已轉入反右階段，校園內緊急動員對“右派猖狂進攻展開反擊”。我們這些來自中原大學的教學骨干還單獨開過動員會，老領導劉介愚院長苦口婆心，鼓勵大家積極投入斗爭。他說，京劇有個傳統劇目叫《四進士》，四個好友同科考中進士，一時傳為佳話。但時過境遷，仕途遭遇各異，三人貪贓枉法，只有一人剛正不阿，給枉法者以嚴正裁決。他說現在正是演出“四進士”的時候，意思就是不得徇情包庇，必須大義滅親。

這些動員我都認真聽了，也不是完全沒有震動，但是總覺得問題沒有那么嚴重。何況“鳴放”中很多意見我都贊同，怎么能夠隨便把自己的老戰友當作敵人呢？對我來說，當務之急還是結婚，加上父親又剛從重慶探親回來，并且把姐姐的兒子民勝帶來武漢上學，我又不得不做緊急安排。幸好歷史系領導非常關懷，就在我住房的對面打開一間空房，作為祖孫兩人的臨時宿舍。我與懷玉把這間房稍為布置，并且擺了幾碟喜糖，接待前來祝賀的客人。但其時已放暑假，加之政治形勢極為緊張，人心惶惶，許多人唯恐右派帽子落在自己頭上，又有多少心思來關注我的婚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