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藥價踩剎車，最惠國提案藏質量調整生命年，殘障人士恐遭歧視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致力于降低患者處方藥成本的舉措，無疑將成為他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從他近期簽署的旨在提高藥品福利管理機構透明度的法案，到他與制藥商達成的歷史性定價協議，特朗普在這一議題上取得的進展超越了任何一位現代前任總統。

盡管特朗普對藥品定價改革的積極態度值得肯定，但保持審慎依然至關重要。分析人士指出，尤其是在國會部分保守派人士正極力推崇“最惠國待遇”定價提案的情況下，這種審慎顯得尤為必要。

這些提案試圖將美國的藥品價格與外國政府設定的人為壓低的價格掛鉤。外界認為，此舉也將引入其他國家用來操縱醫療體系的更廣泛的醫療政策，而這些政策往往以配給醫療資源為特征，并可能忽視生命的價值。

特朗普的“最惠國待遇”策略能否帶來更低的藥價？這種說法或許聽起來有些極端，但加拿大和許多歐洲國家對安樂死的接受程度日益提高。事實上，目前加拿大有5％的死亡案例源于協助自殺。

有觀點指出，政府主導的醫療系統為了節省開支，甚至向并非絕癥的患者推銷這種選擇。此外，這些醫療系統還使用表面中立、實則帶有偏見的成本效益指標，為向病患配給醫療資源提供正當性。

作為醫生和保守派人士，筆者認為每個生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無論年老還是年輕，健康還是疾病，所有人都應享有一個尊重基本尊嚴的醫療體系。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反墮胎人士也認同，接受社會化、威權式的醫療模式將是一個錯誤。尤其是在已有更好途徑來降低藥品價格的當下，這種模式更不可取。

大多數其他發達國家采用各種直接和間接的價格控制手段，來壓低藥品支出。為了使設定人為低價合理化，這些醫療系統中的官僚通常使用一種看似客觀的指標——“質量調整生命年”，來衡量某種治療方法的成本效益。“質量調整生命年”試圖通過藥物能為患者提供的“完全健康”年數，來量化藥物的價值。一年的完全健康等于一個“質量調整生命年”，而在與疾病抗爭中度過的一年則只占一個“質量調整生命年”的一小部分。

問題在于，對于許多人，特別是殘障人士或患有無法治愈的慢性病的人來說，無論服用何種藥物，都無法實現“完全健康”。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需要藥物，但這確實意味著許多實行社會化醫療的政府將拒絕為他們支付藥費。

以英國為例，政府利用“質量調整生命年”計算來決定將哪些藥物納入醫保范圍。結果導致，英國的癌癥患者無法獲得在美國已可使用的許多創新藥物。

英國政府近期還拒絕將兩種已被證明能減緩認知衰退的阿爾茨海默病新療法納入醫保，理由是這些藥物不符合“成本效益”。對于阿爾茨海默病等退行性疾病而言，及時治療是改善預后的關鍵。在這些疾病面前，延遲治療實際上就等同于拒絕治療。

同樣，由于英國基于“質量調整生命年”的制度對罕見遺傳病兒童賦予了較低的價值權重，許多患兒被剝奪了接受新療法的機會。荷蘭、丹麥以及許多其他國家也實行了類似的政策。

在美國，保守派長期以來一直認識到“質量調整生命年”的危險性。共和黨人曾要求在《平價醫療法案》中加入相關條款，禁止聯邦醫療保險在醫保覆蓋決策中使用類似“質量調整生命年”的指標。

這是保守派努力的一部分，旨在防止出現他們一直警告的、政府控制醫療體系必然帶來的“死亡委員會”。

共和黨人的警告甚至迫使民主黨人在《通脹削減法案》的藥品價格談判過程中，加入了類似的保障措施。盡管民主黨高層從未指望該法案能獲得任何共和黨人的選票，但他們也意識到，在法案中引入“質量調整生命年”是站不住腳的。

民調數據顯示，跨黨派選民壓倒性地反對基于“質量調整生命年”的醫療資源配給。超過80％的受訪選民表示，他們對政府和保險公司基于一刀切的成本效益指標來做出藥品定價和報銷決策感到擔憂。

由于外國的定價機制依賴于“質量調整生命年”，將美國的藥品價格與外國醫療官僚機構設定的價格掛鉤，勢必也會將“質量調整生命年”機制引入美國。

其結果是，美國將立刻開始貶低那些能挽救數百萬患者生命的治療方法的價值。分析人士指出，這種前景理應引發廣泛的抵制。

模仿外國醫療系統的價格控制措施，表面上似乎是節省開支的捷徑。但是，通過引入反映基于“質量調整生命年”指標的價格，美國實際上是在將“哪些患者值得治療”的決策權外包出去。

在一個承認每個生命享有平等尊嚴的國家，這種官僚化的資源配給不應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