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涉外法治屏障，以專門立法反制外國不當域外管轄——專家學者深度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

記者|潘巧

責編|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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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頒布施行。作為我國完善涉外法治體系、應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的里程碑式專門立法，《條例》的出臺為我國應對和反制外國不當域外管轄行為提供了系統性的法律依據。司法部負責人、多位國際法領域權威專家學者及資深實務律師，圍繞《條例》的制定背景、核心制度設計與實踐價值等進行了全面深入解讀。

建立識別和阻斷措施，筑牢反制前端法律防線

面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復雜性與隱蔽性，精準識別是有效應對、依法反制的前提。《條例》在識別和阻斷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方面作出系統規定，為全流程應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筑牢了前端基礎。

司法部負責人介紹，《條例》明確國務院法治部門會同其他有關機關開展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識別工作，可以進行調查和對外磋商。有關組織、個人可以向國務院法治部門提出開展識別工作的建議。在識別標準上，《條例》規定了應當綜合考慮的多重因素，包括是否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被外國國家域外管轄的行為與該國的聯系是否適當，以及是否危害我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損害我國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等。

全國律協涉外法律服務專業委員會主任俞衛鋒表示，《條例》建立具有開創性的措施識別制度，填補了我國在該領域的制度空白。《條例》還明確了識別工作的四項考量因素，能夠“確保識別工作的科學性和公正性”。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律師黃滔則從實務視角作出解讀，認為識別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將原本高度不確定的風險問題，轉化為可以通過程序確認的法律問題。他表示，過去中國企業面對境外規則時常陷入兩難，而《條例》實施后，律師可以協助企業梳理事實背景、分析法律適用、評估風險影響，形成完整的建議材料推動主管部門的識別工作，并根據識別結果確定后續應對方案，這不僅能服務于企業個案維權，也有助于企業建立更加成熟的風險管理體系。

在識別機制的基礎上，《條例》同步構建了剛性的阻斷規則。其中明確規定，經識別有關措施構成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國務院法治部門可以予以公告，明確任何組織、個人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俞衛鋒認為，這一制度從源頭阻斷了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在中國法域內的效力傳導，為我國企業和個人提供了拒絕服從外國不合理要求的法律依據，是維護司法主權和經濟安全的關鍵一環。外交學院國際法系副主任王佳指出，上述制度設計“從啟動識別、采取措施、暫停變更，再到申請豁免，形成權責明晰、程序嚴謹、救濟充分的操作范式”，實現了從“紙面規則”向“行動中的法”的關鍵轉化。

首設“禁執令”制度，填補涉外法治工具空白

作為《條例》最具突破性的制度創新，“禁執令”制度的首次立法確立，填補了我國涉外法治領域的一項重要空白，為阻斷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工具。

司法部負責人介紹，當前多個國家和地區通過設立禁令等制度，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行為實施阻斷和反制。《條例》借鑒國外有關做法，結合實踐需要，建立了精準適用的“禁執令”制度。其中明確，國務院法治部門按照工作機制決策程序，可以對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組織、個人作出禁止執行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決定，并對違反“禁執令”的行為設定了法律責任，為阻斷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撐。

王佳認為，涉外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是涉外法治建設的關鍵環節。當前我國涉外法律工具日趨豐富，但在識別研判、措施協同、救濟保障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間，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反制效能的充分釋放。《條例》直擊實施痛點，“禁執令”制度為涉外法律斗爭增加了新的抓手，也填補了我國在該領域的制度空白。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講座教授、中國國際私法研究會副會長霍政欣將“禁執令”形容為一道牢固的“法律墻”，他表示，《條例》建立了精準有效的“禁執令”制度，能夠更好發揮法治的規范、引領、示范作用。

黃滔結合實務經驗提出，在跨境合同履行或爭議解決中，常有合同相對方以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為由拒絕履約。“禁執令”制度的確立，“為中國公民、組織維護自身權益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他進一步分析認為，該制度“強化對意圖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組織、個人的規勸、引導，并以明確的法律后果對其起到震懾效果”，使規則應對從抽象層面落實到具體案件中。俞衛鋒也認為，“禁執令”制度借鑒了國際先進經驗，又緊密結合我國實踐需求，實現了對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精準阻斷，進一步強化了《條例》的可執行性和剛性約束。

明確國家層面反制措施，新設“惡意實體清單制度”

《條例》首次以專門立法的形式，系統明確了國家層面應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的反制措施。司法部負責人介紹，《條例》明確規定，中國政府可以對有關國家實施不當域外管轄措施行為進行評估，確定風險等級，并依法采取外交外事、出境入境、貿易、投資、國際合作、對外援助等方面的反制和限制措施，為有關方面采取措施提供更為明確的法律授權。

霍政欣解讀稱，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國家層面的反制措施基本為原則性表述，《條例》對反制措施的適用情形、實施主體、措施類型作出系統性明確，為相關部門履職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據。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廖詩評從國際秩序視角分析指出，《條例》規定反制措施主要針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不當域外管轄行為，為反制措施的啟動設定了嚴格的法定門檻，體現了中國對國際法的尊重。

與此同時，《條例》新設惡意實體清單制度，針對推動、參與實施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特定主體，實施精準化反制，成為制度體系中極具震懾力的關鍵一環。司法部負責人明確指出，《條例》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將推動實施或者參與實施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外國組織、個人列入惡意實體清單，依法采取不予簽發簽證、查封扣押財產、限制交易合作、禁止投資入境等反制和限制措施，同時明確相關程序和豁免制度。

霍政欣介紹，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往往有組織、個人在幕后推動或者參與，《條例》對此專門設置反制措施，“威懾有力、打擊精準”。俞衛鋒認為，惡意實體清單制度的設立，實現了反制對象的精準化，避免了泛化反制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通過明確的反制措施，有效遏制外國組織、個人實施不當域外管轄相關行為，為我國公民、組織營造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黃滔從實踐角度評價道，該制度為應對特定主體的不當行為提供了制度工具，不僅具有國家層面的約束功能，對實施或參與實施外國不當管轄行為的組織或個人更具有震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