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電影節剛開幕就出事，評委一句話惹眾怒，數千電影人集體抵制

今年2月，備受推崇的柏林國際電影節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再次暴露了德國無條件且狂熱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的政策。

隨后，巴勒斯坦裔敘利亞籍獲獎導演阿卜杜拉·哈提卜在發表獲獎感言時，佩戴著巴勒斯坦傳統頭巾，身旁展示著巴勒斯坦國旗。他在演講中嚴厲批評德國政府是“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的同謀，但你們卻選擇漠不關心”。他接著宣稱：“我們會記住每一個與我們站在一起的人，也會記住每一個與我們為敵的人。”

這一事件對德國社會而言頗具典型性。他們不斷發現，自己對以色列犯下的戰爭罪行和種族滅絕的無底線支持正被外界曝光。不應忘記的是，德國為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大規模恐怖主義活動提供了三分之一的武器，僅次于美國。如今，類似電影節上的事件已蔓延至德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涵蓋藝術、學術、媒體、政治、政府、執法機構以及法院。

德國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么世界開始質疑他們的道德優越感？為什么外界不再欽佩德國人表面上的魅力、宏大敘事和自我重要感，反而開始關注他們對謊言、虛偽、欺騙、操縱、道德墮落的偏好，以及他們無法感到懊悔或內疚的缺陷？

德國人堅信自身道德優越感的最核心要素，在于他們對以色列的支持。他們聲稱與以色列有著特殊關系，并將以色列的“生存權”視為德國的國家理由。畢竟，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公開展示其對過去針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的所謂“無盡悔恨”。

他們否認除了他們對歐洲猶太人犯下的種族滅絕之外，還存在任何其他種族滅絕，因為在他們看來，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了。他們并不為針對歐洲羅姆人和辛提人的種族滅絕感到后悔，也不為第三帝國時期系統性屠殺的3000萬斯拉夫人感到抱歉，更不為對納米比亞赫雷羅人和納馬人實施的種族滅絕感到內疚。分析人士指出，他們可能很早就意識到，這些群體對美國精英階層來說無關緊要。早在康拉德·阿登納時期，德國人就清楚，在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強大力量。

或許沒有哪個國家像德國這樣，其精英階層和民眾如此狂熱地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種族滅絕和戰爭罪行。2025年6月，在以色列對伊朗實施“斬首”打擊后，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達了他對以色列戰爭罪行的欽佩，甚至希望德國也能采取類似行動：“他們正在替我們做臟活。”2024年10月，德國前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公開為以色列摧毀加沙學校和醫院等民用設施以及殺害平民的行為辯護并表示支持。

事實上，大多數德國人并不真正關心以色列或猶太人，許多人甚至和他們的祖輩一樣帶有反猶主義傾向。但他們認為，這種對恥辱的認領以及當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賦予了他們一種無懈可擊的例外論，就像兩代人之前的雅利安主義一樣。這也構成了他們自認無懈可擊的道德美德。

2024年1月，德國政府宣布將作為第三方介入國際法院，以在南非提起的種族滅絕案中為以色列辯護。直到最近，德國仍是唯一采取此行動的國家美國于今年加入。數十個其他國家在國際法院正式支持南非關于加沙地帶發生“種族滅絕”的指控。

有趣的是，德國在3月份撤回了其支持。外界分析，這是因為繼續支持可能會對尼加拉瓜在國際法院提起的另一宗案件產生負面影響，該案指控德國政府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種族滅絕提供政治、軍事和財政援助。就在本周，德國、意大利和奧地利這三個歐洲主要的二戰前軸心國，阻止了因以色列的種族滅絕戰爭而暫停與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結盟協議的動議。歐盟委員會的德國籍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作為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支持者，將這一政策強加給了歐盟。德國及其民眾，實質上已成為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及在整個西亞犯下戰爭罪行的“人肉盾牌”。

這種論調在德國或許并不新鮮。可以推測，他們在1945年之后也在散布類似的言論：“對于一個19歲的年輕人來說，每天殺100個‘劣等民族’是不正常的。”德國人極其珍視“受害者”這一身份，其重要性僅次于例外論。在德國人的認知中，以色列人是人類，而阿拉伯人則不是。因此，在《時代周報》中找不到對加沙人的真正同情，充其量只有一兩塊遮羞布。

奇怪的是，社交媒體上曾流傳一項民意調查，聲稱大多數德國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加沙的種族滅絕。這顯然完全是捏造的。每個星期六的早上，筆者和其他加沙聲援運動的成員都會在柏林設立信息臺，地點要么在溫特菲爾德廣場的周末市場，要么在威爾默斯多夫街的步行購物區。前者位于一個擁有龐大社區的自由派中產階級街區，后者則是工人階級購物的地方。

可以肯定地說，停下來簽署我們請愿書或與我們交談的人中，有90％是有色人種或外籍人士。成千上萬的白人德國人只是徑直走過，試圖無視我們的存在——每個星期六都是如此。少數自作聰明的人會爭辯說，不存在種族滅絕，猶太復國主義者別無選擇，因為阿拉伯人想謀殺所有猶太人，或者提出類似的說辭。就像《時代周報》一樣，他們對加沙人毫無同理心。批評聲音指出，德國人的社會化過程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這其中包含了種族主義、伊斯蘭恐懼癥和俄羅斯恐懼癥。

德國媒體試圖保護其國民免受現實的沖擊。他們總是將任何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批評描繪成反猶主義。有時，他們的做法甚至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在今年3月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西班牙演員哈維爾·巴登頒發了最佳國際長片獎。在演講的最后，他說：“對戰爭說不，讓巴勒斯坦獲得自由。”

德國最大、最重要的國家廣播公司ARD在報道奧斯卡時，直接剪掉了“讓巴勒斯坦獲得自由”這句話。他們甚至宣稱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沒有太多政治聲明”。如果現實與你相悖，那就抹除現實。

對于那些不接受這種“德國現實”的人，等待他們的是大規模的鎮壓。試圖壓制異見和將抗議定為非法的做法并非德國獨有，但其執行的狂熱程度、鎮壓的廣度，以及建制派狂熱參與其中的程度，卻是絕無僅有的。

恐懼是法西斯主義的驅動力。如今的德國人生活在對政府鎮壓的恐懼之中。難怪幾乎每個人都不敢說出“以色列是一個由嗜血狂熱分子組成的國家”這一真相。在這個問題上，德國幾乎不存在學術自由。已有數十起記錄在案的大學教職員工受壓事件，包括降職和解雇。不聽話的公務員會被開除。

批評猶太復國主義種族滅絕的記者會失去工作；在某些情況下，如侯賽因·多格魯，他們甚至會失去生計，包括接受其他公民援助的機會。批評性媒體和組織的銀行賬戶被凍結。那些強烈批評以色列種族滅絕暴行的外籍人士被拒絕入境德國，甚至包括揚尼斯·瓦魯法基斯這樣的知名人士，或者直接被驅逐出境。德國人熱衷于在他們中間搜尋所謂的“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

說出“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被視為犯罪行為。這種定罪過程在政治化的德國法院的推動下被加速。自1933年希特勒放任沖鋒隊肆虐以來，德國還未曾見過針對其公民如此系統性的暴力。

這導致了一種極度恐懼的氛圍，尤其是在德國人中間。在柏林舉行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中，情況好的時候可能只有20％的參與者是白人，而其中一半還是非德國籍。起初，游行隊伍中有很多帶著孩子的巴勒斯坦母親以及老年人，但現在大多數人都做出了明智的決定——避開這些活動。這實在太危險了。每次參加示威，人們都會問自己：“我今天會被打還是再次被捕？”這就是當今德國民主的現實。

盡管西方國家和主流媒體竭力掩蓋這些事實，但這并未逃過德國境外的關注。聯合國言論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艾琳·汗在近期訪問德國后，于2月份報告稱，德國政府越來越依賴定罪和以安全為導向的方法來應對抗議活動。

她指出：“許多此類措施——從加強對官員免受公眾批評的保護，到全面禁止活動人士的口號，以及以模糊的‘極端主義’為由對組織進行監視——都不符合國際人權標準。”2025年10月，多名聯合國專家敦促德國停止對巴勒斯坦聲援活動的定罪和警察暴力。

筆者認為可以有把握地說，自第三帝國以來，德國還沒有經歷過如此密集和深遠的鎮壓。如果你去問德國人，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就像他們的祖輩不知道猶太人的命運一樣。德國人相信他們擁有一項獨特的權利：一種“不知情”的權利，這使他們免于對以他們社會和他們的名義發生的事件承擔任何道德責任。

許多德國人將他們對以色列在加沙制造的浩劫的政策視為一種崇高之舉。以卡羅琳·普萊斯勒為例，她幾乎參加了每個星期六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納粹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的示威活動——并且總是受到警方的嚴密保護。

同樣，普萊斯勒口中的“被扣押人員”并非被非法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的10000名巴勒斯坦人，而是被哈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質，至少是那些尚未被猶太復國主義者殺害的人。批評者認為，普萊斯勒具備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的典型特征：傲慢與無知。但在德國，她卻因其所謂的“德國勇氣”而被奉為英雄。

那么，為什么普萊斯勒女士和大多數德國人對數百名巴勒斯坦人在監獄中被傷害，或10000名被以色列國家扣為人質的巴勒斯坦人漠不關心呢？邏輯再次回到了原點：德國人將以色列人視為人類，而將中東人民視為動物，正如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斷重復的那樣。

因此，默茨能在今年3月公然宣稱“伊朗不應受到國際法的保護”。因為動物沒有國際權利，也沒有法律來保護它們。分析人士指出，這無異于過去被壓制的德國“劣等民族”話語的死灰復燃，正是這種話語導致了納粹德國數千萬人的被謀殺。種族滅絕的狂怒和沖動已經沖破了“好德國人主義”的鐵甲，再次控制了德國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