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草案三大歧視條款曝光！中國商務部強硬要求刪除，否則將反制

近期，歐盟委員會搞出了一份所謂《網絡安全法》修訂草案。

其一、要求刪除草案之中有關“網絡安全關切國家”的規定；

簡單講，這個規定，可以說完全就是憑著他們的主觀意識來。

如果他們將中國視為所謂的“網絡安全關切國家”，那么也意味著中國供應商都會被訂上同樣的“負面標簽”，最終無法參與歐盟內部的相關經貿活動。

其二、要求刪除草案之中有關“非技術風險”的規定

這個規定，同樣也是構成明顯歧視。

因為其非常容易將風險評估范圍泛化至非技術因素，很容易被濫用于限制特定國家的企業，脫離網絡安全治理應有的專業性與客觀性。

其三、要求刪除或實質修改草案之中有關“高風險供應商”認定標準及相關限制措施。

這個標準也是寬泛模糊，執行中將賦予監管機構過度的自由裁量權，為選擇性執法和市場排斥提供空間。

上述三項條款的不合理之處在于，其都是以缺乏客觀依據的“國別標簽”和“主觀推定”為核心邏輯，嚴重違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中的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要求。

第一、其涉嫌違反了《服務貿易總協定》《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等等規則協定；

第二、歐盟委員會出臺的這份草案，超出了歐盟法律授權，對歐盟成員國的相關權力構成了明顯侵蝕。

簡單講，就是不該歐盟委員會管的事情，他們卻來管。

比如歐盟本質上就是一個經濟組織，維護安全問題那是歐盟成員國自己的事情，結果歐盟委員會卻越俎代庖，這顯然就是侵蝕歐盟成員國的權力。

第三、這份法案將會影響中歐關系，拖累歐盟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發展進程。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條款在制定過程中，惡意針對中國的傾向十分明顯。

因為其中所謂“網絡安全關切國家”的單邊認定，以及“高風險供應商”標準的隨意解釋，都跟美西方近年來以所謂“去風險”為名、行保護主義和技術遏制之實的對華策略，可謂是一脈相承。

要知道，一旦被歐盟貼上了所謂的“風險標簽”，其結果不僅是無法參與歐盟的相關采購等活動。

而且歐盟成員國還需要在一些公共設施領域，將這些被貼上“風險標簽”的供應商產品，全部進行物理拆除。

換言之，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脫鉤斷鏈”的行為。

因此，對于歐盟委員會搞出來的這份草案，中國自然需要嚴重關切，并且提出建議。

近日，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回答記者提問時。

除了再次闡明中國對該草案的一系列修改意見，還明確了我們的底線。

如果歐盟執意將這份草案推動成法案，并歧視中國企業。

那么中國也絕不會聽之任之，將不得不進行反制。

發言人強調，希望歐盟不要低估中國維護自身利益的堅定決心。

毋庸置疑，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絕沒有妥協后退的空間。

一面是歐盟成員國不斷尋求跟中國加強關系，比如西班牙、法國、德國等國的領導人訪問中國，尋求跟中國進一步合作等等。

還有立陶宛這種因為得罪中國，而開始后悔了的國家。

還有捷克總理最近明確拒絕向捷克參議院議長提供專機，供其竄臺等等。

這些事實充分表明，歐盟國家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他們要想獲得更好的發展，更是需要中國。

另一面，則是歐盟委員會不斷通過立法工具與行政手段破壞中歐關系。

比如所謂的《網絡安全法》修訂草案，只是他們眾多針對中國的一種手段而已，他們搞出的《外國補貼條例》以及《工業加速器法案》，其實都是針對中國的工具。

很顯然，如果任由歐盟委員會胡鬧下去，中歐數十年來苦心經營的產業鏈合作關系，將會遭到惡劣破壞。

德國總理訪華畫面

這種看似自相矛盾的行為，實則源于歐盟內部復雜的權力結構與戰略誤判。

其一，機構職能與利益訴求的割裂。

歐盟委員會作為歐盟的行政與立法倡議機構，其決策邏輯更多體現為一種“布魯塞爾視角”，即強調戰略自主、規則輸出與地緣政治影響力。

跟美國相似，歐盟委員會內部存在一股強大的官僚慣性，傾向于通過創設排他性法律框架來彰顯自身的治理權威。

而成員國政府則更直接面對本國民眾的就業、通脹與企業出口壓力，因此在對華政策上更具務實色彩。

其二，將經貿問題安全化的政治沖動。

隨著全球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歐盟委員會部分官員錯誤地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并試圖將這種政治定位強行植入經貿與技術規則之中。

其三，外部壓力與內部保護主義的合流。

歐盟委員會的對華消極議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牽動與鼓勵。

比如在跨大西洋協調框架下，歐盟委員會試圖通過展示對華強硬，來換取美國的認可和利益妥協等等。

第一、跟歐盟打交道，需要堅持交流對話，也要手持大棒，以清晰的行為紅線，促使對方回歸務實合作的方向。

第二、保持戰略定力很重要，說得通俗點，也就是我們只要持續發展自身，自然就能在競合關系中，立于不敗之地；

第三，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必須同時做好最好的打算與最壞的準備，比如針對歐盟可能的制度性圍堵與產業鏈脫鉤風險，我們需要做好相應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