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期解放書單|百歲人眼中的百年之變

面對當今世界的動蕩激變，人們懷揣“何以至此”的發問，期盼先人的歷史經驗能夠指點迷津。于是，兩位百歲老人的著述，常不由自主地映入筆者眼簾。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1923—2023）；另一位雖名氣稍遜，卻深深影響了二戰后世界歷史進程，他就是美國戰略思想家、外交家、歷史學家喬治·凱南（1904—2005）。

百歲老人心中的百年之變，較一般人更具滄海桑田之感。若其人所處時代大體同步于當代百年巨變，又以傳世著述、親身經歷重大歷史進程而聞名，更是鳳毛麟角。在西方世界，同時滿足“百歲人瑞、頂級專業人士、時代歷史轉折的重要推動者”這三個條件的，寥寥無幾，亨利·基辛格與喬治·凱南當屬其中。

基辛格著作等身，更因20世紀70年代初推動中美關系破冰等歷史進程，在國際關系史上留下盛名。比基辛格活得年長一歲的喬治·凱南，雖位階不及基辛格顯赫，著述流傳也不廣泛，卻作為“遏制”戰略的提出者，被視為“冷戰斗士”和冷戰格局的主要思想奠基者。事實上，在凱南其后更漫長的人生中，他因成為冷戰時期美蘇對抗及冷戰后美國全球擴張戰略的重要批評者之一，同樣載入史冊。

基辛格與凱南這兩位政治精英在維護文明傳統、關注國家戰略利益的同時，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對美國對外戰略實踐作出了深刻反思，也留下了尋求和平、避免戰亂的歷史印痕。

“維護者”與“反思者”的雙重形象，同時出現在兩人身上并不奇怪。有關他們的傳記作品中，呈現的往往不是單一的形象，而是多個截然不同的基辛格與凱南。比如，基辛格通常被評述為“現實主義者”，超越制度與價值差異，關注權力均衡與穩定；但尼爾·弗格森在《基辛格傳》中，卻為他掛上了“理想主義者”的桂冠。約10年前，筆者曾當面請教弗格森：為何稱基辛格為“理想主義者”？他答道：這是一生經歷、專業錘煉、職業磨礪及時代召喚使然，因此基辛格既是老練的現實主義者，又是執著的理想主義者。

與基辛格久居高位不同，凱南早年在美國外交界步步晉升，從國務院規劃處創設負責人，直至出任美國駐蘇聯大使。20世紀40年代末，凱南成為美國對蘇戰略制定的核心人物，后又擔任總統對蘇事務顧問，一度才華橫溢、備受推崇。美國冷戰史研究權威加迪斯，1981年曾受凱南委托撰寫傳記，并獲準查閱其日記、信件、文稿等所有海量文獻。然而，加迪斯2011年出版的《凱南傳》，大體側重凱南如何提出“遏制”戰略，對他在冷戰格局形成后，批評美國將“遏制”拓展為全面爭霸、拉攏西方陣營對抗蘇聯、加劇世界戰爭風險的重要立場，卻幾乎避而不談。以加迪斯的權威史家眼光，未必不知曉凱南在20世紀40年代末的思想轉變，究其原因，恐是彼時語境所限。

有幸的是，近年來中文學術出版社通過《凱南日記》等作品，開始披露“另一個凱南”的反思者形象。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弗蘭克·科斯蒂廖拉所著的《喬治·凱南：兩個世界的人生》，讓讀者看到了一個更為豐富、立體的凱南：20世紀40年代末這位美國外交界明星，在提出對蘇“遏制”概念半年后，便轉而反對美蘇全面對抗。他贊同深諳羅馬帝國衰亡緣由的吉本的觀點，反對帝國過度擴張，認為這勢必引發國內體制動蕩。凱南轉入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后，通過對法俄關系的系統研究，剖析了人類誤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迷局的深層原因。冷戰結束后，美國政府為表彰其“歷史貢獻”建立“凱南研究所”，但凱南依然毫不留情地批評從伊拉克戰爭到北約東擴的美國外交戰略，直至本世紀初去世。

“兩個凱南”與“兩個基辛格”的故事，揭示的遠不只是歷史學家的筆墨之爭，更告訴人們：即使是冷戰，也并非注定如此，那段歷史充滿了遺憾。誠如科斯蒂廖拉在序言中所說：“冷戰是一個對話和外交皆有可能的時代，并不只是我們看到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對抗和危機。”洞觀百年巨變，即便在看似不可更改的歷史邏輯之下，依然留存著人可以有所作為的空間。

但當我們言說“事在人為”的可能性時，問題遠未終結。科斯蒂廖拉的《喬治·凱南：兩個世界的人生》頗為可貴之處有二：其一，點出了歷史進程中陰差陽錯、失之交臂的關鍵時機所起到的作用。書中記載，1952年凱南滿懷雄心以大使身份重回蘇聯，試圖推動美蘇緩和，此時斯大林也表達了和平期待。遺憾的是，美國國內已時過境遷，全然沒有了羅斯福時期對蘇和解合作的意愿，反而一心拉幫結派、全面抗衡，二戰后實現緩和的寶貴機會稍縱即逝。可見，事在人為，更需抓住恰當時機。

其二，該書并非簡單記錄人生，而是對凱南身處多重世界中的復雜人生作了全息照相式描述：既呈現他對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式高壓閉鎖的不滿，也展現他對俄羅斯文化的深切熱愛；將其坎坷一生置于外交博弈、國內官僚體系擠壓等多重風云中對照；將他信奉的弗洛伊德“戀情”與“文明”抗爭之說，移情于對俄蘇問題的詮釋；尤其披露了他作為外交官的官方立場，與基于個人保守主義原則對美國國內現象批評之間的張力。盡管如何將各類史實與思想心理分析融匯一體仍需進一步研究，但書中這種留下敘事缺口的處理，反而彰顯了凱南個人與時代巨變的微妙互動，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都為讀者思考百年巨變中的人性變幻留下了空間。

凱南自己也曾坦陳，即便20世紀40年代末提出看似明晰的“遏制”思想、迎來人生最輝煌的時刻，他依然心存疑慮，“贊美并不能完全消除自我懷疑”“我所知道的不過是零零碎碎的東西，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認識”。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光榮與夢想，也都有它的沉思和遺憾。人們期待當代傳記作家能奉獻更多帶有時代印痕、兼具個體靈性的優秀作品。（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

《喬治·凱南：兩個世界的人生》

弗蘭克·科斯蒂廖拉 著

肖歡 宋曉東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標題：《第36期解放書單|百歲人眼中的百年之變》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本文作者：馮紹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