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約確是老了罷。近來總是想起一些舊事,模模糊糊的,像隔著一層霧氣,卻又分明地印在那里,抹也抹不掉。
沂蒙山的那片貧瘠的土地,我是生在那里的。所謂“生”,也不過是添了一張吃飯的嘴罷了。父輩們終年在那土里刨食,汗珠子摔八瓣,也僅僅夠活著,僅僅是活著。至于“生活”二字,那是另一個世界的語言,我們是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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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歲才上育紅班。這在城里人聽來,大約要驚訝的;但在我們那里,卻是再尋常不過的事。城里的小孩四歲就進幼兒園,整整齊齊地排著隊,唱歌,做游戲,像溫室里的花。我們呢,野地里長起來的,七歲能分清左右手,已經是聰明的了。一年的學前班,算是從野地到課堂的過渡,就像把一棵草硬栽進盆里,能活不能活,全看造化。
我們村里的小學,是頂寒酸的了。四間教室,一間辦公室,西邊兩個廁所,男左女右,規矩得很。后來添了一間宿舍,給外村的老師住。說是宿舍,其實也不過是放了一張床的屋子罷了。教室門口有三個小花壇,種著冬青和黃楊,皮實得很,旱不死澇不死的。偶爾也栽幾棵地瓜花,紅艷艷的,在這灰撲撲的院子里,竟顯得有些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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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中央有個大花壇,圓圓的,兩米見寬,種著一叢竹子。這竹子在我們那里是稀罕物。北方農村,哪來的竹子呢?大約是某位老師從遠處移來的罷。它倒長得旺,綠森森的,冬天也不落葉子,像是在跟這片貧瘠的土地賭一口氣。
花壇前面立著一根旗桿,木頭的,上面飄著國旗。上課時升起來,放假了降下來,小心地收好。這大約是學校里最神圣的東西了。我們每次升旗的時候,都把小手舉過頭頂,眼睛盯著那面紅旗,心里卻想著下課后的游戲。
辦公室門口有棵楊樹,樹上綁著個鐵鈴鐺,旁邊掛著個鐵鉤子。敲鈴的是值日老師,當當當,上課;當當當,下課。那聲音單調得很,在我們聽來卻比什么音樂都好聽。尤其是最后一節課的鈴聲,簡直就是釋放令,嘩的一下,幾十個孩子從教室里涌出來,把個小小的院子吵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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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玩的游戲,現在的小孩大約是不會了。“打寶”,用紙疊成方塊,摔在地上,把別人的拍翻就贏了;“攻城”,在地上畫個城,一撥人守,一撥人攻,衣服扯破了也不在乎;“下六”“下四”,在地上畫格子,撿幾塊石子就能下一晌午。這些游戲如今想來,實在粗陋得很。可那時的快樂,卻是真真切切的,不像現在,什么都有了,卻什么也覺不出滋味來。
我只在村里上了三年。學前班,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就要到鄰村去上了,五六里路,走著去。那時也不覺得遠,幾個小伙伴一起,打打鬧鬧的就到了。后來人越來越少,村里的孩子都直接去鄰村上。我們這個小學,就漸漸空了。
空了就荒了。房頂漏了,墻塌了,窗戶碎了。那棵楊樹也死了,枯枝伸著,像一只要抓什么的手。只有那叢竹子還綠著,在一片破敗里綠得有些凄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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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大一那年寒假,推開那扇沒鎖的大鐵門,走進當年的教室。黑板還在,可上面寫滿了不是我們寫的字。墻上有鉛筆留下的痕跡,歪歪扭扭的,大約是某次上課走神時的涂鴉罷。我看了很久,想認出自己的筆跡,卻終于沒有認出來。
陽光從房頂的破洞里漏下來,照在地上的一叢野草上。那草綠得鮮嫩,像是在嘲笑這屋子當年的主人,你們走了,我卻來了。
我想起小時候讀過的一篇文章,說蒲公英的種子隨風飄散,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我們這些人,不也是這樣么?被風吹到城里去了,吹到外地去了,在各處扎下根來,各人有各人的日子,各人有各人的艱難。只有這個院子留在這里,慢慢老去,慢慢腐爛,最后歸于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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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終有一天會徹底消失的,像從來沒存在過一樣。等到我們這批人老去,等到我們的孩子老去,也就再沒人記得這里了。沒人記得那棵楊樹下的鐵鈴聲,沒人記得花壇里那叢倔強的竹子,沒人記得那些塵土飛揚的課間,沒人記得那些稚氣的鉛筆字。
這是頂自然的事。萬物有生就有滅,有來就有去。只是……
唉,我說不清了。
中國人向來是健忘的。我們記得帝王將相的年譜,記得文人墨客的詩文,卻記不住這些平凡的地方,平凡的人。可就是這些平凡的地方,才真正托住了這片土地;就是這些平凡的人,才真正活過,掙扎過,快樂過,悲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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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院子的時候,鐵門又吱呀一聲,像是在嘆氣,又像是在答應。
我沒有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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