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條人命驚動全國！澳大利亞國家英雄被銬走，首富卻給他撐腰

澳新軍團日在澳大利亞人心中占據著近乎神圣的地位。在這個時刻，舉國上下都會停下腳步，向曾在戰爭和軍事行動中服役的軍人致敬。

對許多人而言，在加里波利之戰中鑄就的澳新軍團精神，象征著澳大利亞人引以為傲的價值觀：勇氣、袍澤之誼與犧牲奉獻。這場長達八個月的失敗戰役，原本是為了支援英國軍隊攻占君士坦丁堡。

2020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布雷頓報告》發現，有可信證據表明澳大利亞特種部隊在阿富汗非法殺害了39人。這一消息震驚全國，并促使外界對澳大利亞在戰爭中的行為展開了更廣泛的清算。

就在本月早些時候，前澳大利亞特種空勤團下士本·羅伯茨－史密斯遭到逮捕，并被控犯有五項謀殺戰爭罪。作為澳大利亞在世的獲勛最多的軍人，他極力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并誓言將抗擊這些指控。

他從備受推崇的戰爭英雄淪為被指控的戰犯，這一公開的隕落直擊這個國家的痛處，因為澳大利亞長期以來一直將本國軍人奉為國家美德的象征。

隨著今天澳新軍團日紀念活動的展開，他的被捕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澳大利亞能否在致敬服役軍人的同時，直面以國家名義犯下的涉嫌不當行為？

這一問題的答案暴露出社會深層的分歧。羅伯茨－史密斯的支持者迅速公開力挺這位前特種空勤團下士，并將此案定性為對退伍軍人的背叛。這些支持者中包括澳大利亞首富吉娜·萊因哈特和一國黨領袖波琳·漢森。

萊因哈特表示，她無法理解為何要花費超過3億澳元，耗時數年，將曾為國效力的特種空勤團退伍軍人推向刑事訴訟程序。

漢森重申了她對這位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獲得者“堅定不移”的支持，聲稱自己不會像許多其他政客那樣“拋棄他”。

博爾特寫道，為羅伯茨－史密斯辯護正被當成檢驗愛國主義的試金石。但他的愛國主義并不取決于對一位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獲得者的忠誠，無論后者是否在阿富汗犯下了被控的五項戰爭罪。

綠黨外交事務發言人大衛·舒布里奇指出，羅伯茨－史密斯的被捕是“追責的時刻”，并強調“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他表示，從《布雷頓報告》發布至今，針對阿富汗事件的問責一直存在巨大漏洞。

包括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在內的許多人則拒絕置評，表示不想影響刑事訴訟程序。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局局長克里西·巴雷特在羅伯茨－史密斯被捕后表示，調查工作一直“徹底且一絲不茍”地進行。

她強調，這些指控所涉及的涉嫌行為，僅限于深受信任和尊重的澳大利亞國防軍中極小的一部分，絕大多數國防軍官兵都讓國家感到驕傲。

在參與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近期軍事行動的退伍軍人中，這場爭論的意識形態色彩較弱，更多是出于個人情感。許多人在為服役感到自豪與對結果感到沮喪的矛盾情緒中掙扎。

2003年由美國發動、澳大利亞作為聯盟伙伴參與的伊拉克戰爭，因其建立在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虛假主張之上，受到了廣泛批評。

在此兩年前，由美國主導的阿富汗戰爭的結果同樣備受質疑。這場戰爭是作為對2001年“9·11”恐怖襲擊的回應而發動的，主要目標是摧毀伊斯蘭激進組織基地組織并推翻塔利班政權。

埃蒙·黑爾是維多利亞州退伍軍人協會的州執行委員，也是這兩場戰爭的退伍老兵。他承認這兩場戰爭留下了復雜的歷史遺產，但他堅決捍衛戰友們的行為。

黑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如果公眾了解他們在那里的所作所為，以及澳大利亞軍人有多么出色，一定會為他們感到驕傲。他特別提到了澳大利亞軍隊在幫助阿富汗女孩上學方面所做的工作。

他感慨道，這些權利現在已經被剝奪，這讓他常常陷入沉思。他提到自己現在有一個四歲的女兒，如果她們身處阿富汗，女兒將無法享有受教育的權利，也無法擁有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2021年美軍從阿富汗撤軍，結束了這場長達20年的沖突，但也制造了權力真空，塔利班迅速填補了這一空白。

自那以后，這個強硬的伊斯蘭組織實施了被聯合國稱為全球對女性“最具壓迫性”的政權，12歲以上的女孩被禁止接受教育。

黑爾坦言，在喀布爾淪陷后，一些退伍軍人對自己的服役經歷以及他們在那里所做的一切產生了質疑。但他個人依然為自己和戰友們的付出感到自豪，認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們的所作所為非常了不起。

像黑爾一樣，許多現役和退役的澳大利亞軍人也將澳新軍團日視為緬懷殉職戰友的時刻。他認為，這種紀念活動既是“莊嚴肅穆的”，同時也是一種慶祝。

他解釋說，這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有些爭議，但他會想起那些已經離世的戰友。無論是犧牲在海外還是回國后離世，這些了不起的男男女女都值得被銘記。

他表示，幸存者必須努力達到逝者所設定的標準，而這些標準正是澳新軍團精神的內核。據統計，約有4萬名澳大利亞軍人曾在阿富汗服役，另有1．7萬人曾在伊拉克服役。

根據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的數據，有47名澳大利亞軍人在阿富汗陣亡，5人在伊拉克陣亡。布朗大學“戰爭代價”項目的數據顯示，在2001年至2023年間，超過94萬人在“9·11”事件后的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也門和巴基斯坦的戰爭行動中死于直接暴力。

曾在澳大利亞陸軍服役34年的退伍軍人菲爾·派克對這一天的看法則有所不同。曾在伊拉克從事戰略傳播工作的派克透露，多年來他一直回避澳新軍團日的活動，盡管他仍會觀看電視轉播。

不過，他認為向澳大利亞人普及戰爭的殘酷現實是有價值的。他強調，這絕不是為了美化戰爭，因為戰爭是人類所能做出的最陰險的行為之一。

鳳凰澳大利亞創傷后心理健康中心副主任安德里亞·菲爾普斯教授指出，該中心致力于為退伍軍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她表示，對退伍軍人來說，澳新軍團日可能是一個“艱難的日子”。菲爾普斯解釋說，平時被壓抑或刻意回避的記憶和情緒，往往會在這一天涌上心頭。

但她也認為，這個節日在幫助人們進行創傷經歷的情感處理、協助他們接受自身遭遇方面，能夠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對黑爾和派克而言，澳新軍團日既承載著自豪，也伴隨著不安，這引發了關于如何銘記兵役歷史的深刻反思。

新南威爾士大學堪培拉校區戰爭研究講師妮可·湯森認為，這種不安并非新現象。她指出，當前的爭論反映了澳大利亞歷史上一個更為久遠的分歧。

澳新軍團日首次設立于1916年，即土耳其加里波利登陸戰發生后的第二年。在那場戰役中，數以千計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年輕士兵為大英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沙場。

湯森表示，早期的紀念活動是一種圍繞悲傷和失去的“莊嚴肅穆的緬懷體驗”，但這個節日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轉變。

在越南戰爭期間，公眾對澳新軍團日的支持率跌至冰點。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受到電影《加里波利》的推動，以及越來越多澳大利亞人前往海外戰場朝圣的影響，該節日的關注度再度回升。

如今，澳新軍團精神已成為澳大利亞國家認同的核心，加里波利也常被描繪為現代澳大利亞的誕生地。這種定位一直伴隨著批評的聲音。

2010年，歷史學家瑪麗蓮·雷克和亨利·雷諾茲出版了備受爭議的《澳新軍團出了什么問題？》一書。書中指出，過度關注澳新軍團精神扭曲了澳大利亞的歷史，將軍事犧牲凌駕于民主、勞工改革和社會進步等其他決定性成就之上。

湯森分析稱，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抵制所謂的“黑臂章”歷史觀，該詞用來形容對澳大利亞歷史過度負面的解讀。

社會上普遍存在一種觀念，即應該關注事物好的一面，而不是壞的一面。她認為這種觀念不會消失，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不應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問題。

新南威爾士大學堪培拉校區去年進行的一項全國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澳大利亞人認為澳新軍團日很重要。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至少參加過一次紀念活動，但很少有人定期參與。

盡管澳新軍團日依然重要，但公眾對澳大利亞參與近期沖突的認知卻十分有限。只有56％的受訪者了解澳大利亞介入了阿富汗戰爭，而了解其在伊拉克戰爭中角色的僅占一半。

悉尼澳新軍團紀念館高級歷史學家兼館長布拉德·馬內拉指出，由于越來越少的澳大利亞人與服役軍人有直接接觸，解釋澳新軍團日意義的工作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他表示，如今已經不再是家家戶戶都有退伍軍人能向下一代講述戰爭故事的時代了。因此，社會必須向人們解釋，為什么在每個郊區和鄉鎮的街角依然矗立著戰爭紀念碑。

如今，關于兵役遺產及其在澳大利亞國家地位中核心作用的爭論，正是在《布雷頓報告》和羅伯茨－史密斯案的背景下展開的。

但他認為，僅僅因為羅伯茨－史密斯輸掉了針對九號娛樂公司旗下報紙的民事誹謗案，就斷言他犯下了戰爭罪，未免“過于牽強”。

在2023年的裁決中，聯邦法院基于“蓋然性權衡”原則，認定九號娛樂公司關于羅伯茨－史密斯應對非法殺害手無寸鐵的阿富汗被拘留者負責的報道在實質上是真實的。

需要指出的是，羅伯茨－史密斯尚未被判犯有任何刑事罪行。在刑事法庭上被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有罪之前，他仍被假定為無罪。

他在受訪時直言，布雷頓報告的調查過程存在諸多問題，調查人員履行職責的方式，以及提取信息的技術和方法都令人質疑。

他坦言，任何了解本·羅伯茨－史密斯案訴訟程序的人，都很難再心安理得地加入國防軍，并相信自己的利益和福祉會得到充分代表和保護。

2020年《布雷頓報告》發布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法專家唐納德·羅斯韋爾將其描述為現代澳大利亞歷史上同類調查中“最重要”的一次。

他表示，在戰爭罪調查方面，許多認真對待此類問題的國家都將澳大利亞視為樹立了黃金標準。

該報告促使時任總理斯科特·莫里森于2021年成立了特別調查員辦公室，負責調查可能的刑事犯罪并將案件移交起訴。

2023年，前特種空勤團士兵奧利弗·舒爾茨因涉嫌在阿富汗處決一名手無寸鐵的阿富汗男子，成為首位根據澳大利亞法律被控戰爭罪的澳大利亞軍人。而羅伯茨－史密斯現在是第二位，且可能不會是最后一位。

當澳大利亞人今天在全國各地聚集，參加黎明悼念儀式和游行時，《布雷頓報告》中的戰爭罪指控和羅伯茨－史密斯案可能會給紀念活動蒙上一層長長的陰影。

澳大利亞退伍軍人協會全國主席彼得·廷利表示，對一些澳大利亞人來說，澳新軍團日幾乎是一種“公民宗教”，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意義。

他認為，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理解作為澳大利亞人的本質和特征，以及這如何在他們的澳新軍團精神中體現出來。

廷利指出，對盲目推崇澳新軍團傳統的批評是合理的，他主張國家敘事應當不斷演進。作為堪培拉戰爭紀念館管理委員會的一員，他對此深感自豪，但他也清楚，這僅僅講述了澳大利亞故事的一部分。

他鼓勵澳大利亞人不僅要利用澳新軍團日來緬懷犧牲，還要反思他們希望澳大利亞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這并非易事，也不應該是易事，”他總結道。“但從中，你能獲得一種非常良好、令人信服的理解，一種在我們的社區中保持平衡的感覺，而這實際上提供了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