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大年初二，我婆婆當著一桌親戚的面，把我女兒收到的八千塊壓歲錢全部收進了自己口袋。
我坐在那里，沒有說話。
所有人都以為我默認了。包括我丈夫李建，包括我婆婆自己。**沒有人知道，就在她把那個紅包裝進圍裙口袋的那一刻，我已經想好了接下來要做的每一步。**三天后，當我笑著把那句話說出口的時候，婆婆的臉色變了，整桌人的筷子都停在了半空中。
我叫沈語，三十四歲，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做行政主管。
我女兒叫李果，七歲，是那種見了誰都會甜甜叫一聲的孩子，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歡。每年過年，親戚們給她的壓歲錢是她最期待的事，她會把紅包一個一個攢起來，放在她那個印著小熊圖案的鐵皮存錢罐里，說要留著買她心儀已久的那套積木。
我婆婆叫錢月英，六十二歲，做過二十年居委會主任，說話做事雷厲風行，整個家屬院的人提起她，沒有一個敢怠慢的。她有一套自己的育兒邏輯：孩子不能有錢，有了錢就會亂花，壓歲錢統一由大人保管，等孩子長大了再還給她。
這套邏輯，她在李建小時候用過，在我女兒李果身上，也用了整整七年。
七年，李果收到的每一分壓歲錢，都進了錢月英的口袋，一分沒還過。
我不是沒提過。
李果五歲那年，我跟李建說：媽收孩子的壓歲錢，能不能存個單子，讓果果知道錢在哪里。李建說：我媽就是幫忙保管，你多什么心。我說：保管也該有個記錄吧。他說：你跟我媽說去。
我沒去說。那時候我還抱著一種僥幸，覺得錢月英只是習慣使然，等果果大一點，她自然會還的。
后來我漸漸明白，有些習慣，不是時間能改變的。
今年過年，李家照例大年初二聚在婆婆家，三桌人，熱熱鬧鬧。果果穿著她最喜歡的紅色棉襖，跟著大人挨個拜年，收到紅包就笑得眼睛彎成月牙，跑過來把紅包塞進我手里說：媽媽幫我拿著。
我把紅包放進包里，數了一下，一共十一個，厚薄不一。
飯吃到一半，錢月英放下筷子，對果果說：來，把紅包給奶奶，奶奶幫你存著。
果果抬起頭看我，眼睛里有一點遲疑。
我沖她點了點頭，示意她別說話。
果果乖乖轉向我：媽媽，紅包呢？
我從包里取出那疊紅包，遞給了錢月英。
錢月英接過去，當著一桌親戚的面，一個一個拆開，展平，疊在一起，數了數，說：八千三，不少。然后把錢整整齊齊折好，塞進了圍裙口袋。
沒有收據，沒有記錄，沒有任何一句"等果果大了還給她"。
全桌人沒有一個說話，像是這件事理所當然，像是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沒有說話。
李建在我旁邊，低頭夾菜，神情自若。
果果看了看奶奶的口袋，又看了看我，小聲說：媽媽，我的積木……
我摸了摸她的頭，說：等回家媽媽陪你看。
那一刻錢月英抬起頭，和我對視了一秒，眼神里有一種篤定，像是在說：你又能怎樣。
我對她笑了笑，轉頭去跟旁邊的親戚說話。
初二的飯吃到下午三點多才散，開車回家的路上，果果靠在后座上睡著了，李建開著車，收音機里放著拜年的節目，喜氣洋洋。
我看著窗外的街道，想了很久，想清楚了一件事。
七年了。果果七歲，這七年收了多少壓歲錢，進了錢月英口袋多少，我沒有仔細算過。但我知道一件事——不是每一場仗都要在飯桌上打，有些事，要選自己的時間，用自己的方式。
第二天，初三，我趁錢月英去廣場跳舞，李建帶果果去同學家拜年，家里只剩我一個人。
我走進錢月英的房間，站在她梳妝臺前。
那個放壓歲錢的地方我知道，七年前我就知道——梳妝臺第二層抽屜，右側，用一個藍色塑料袋包著。我拉開抽屜，塑料袋還在，我打開來，里面除了昨天收走的那八千三，還有一疊散錢，零零碎碎，有五十的，有一百的，有皺的，有新的。
我只拿走了那八千三，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把抽屜推回去，把房間恢復原樣，走出來，在廚房倒了杯水，坐下來，等。
等了整整一天，錢月英沒有說話。
第二天，初四，還是沒有。
我開始覺得，也許她根本沒發現，或者發現了，默認我拿走是理所當然的。
直到初五下午，錢月英從外面回來，在廚房里翻了一會兒，出來站在客廳中央，用一種我熟悉的、當了二十年居委會主任練出來的聲音說：
語，你知不知道我梳妝臺的錢少了？
我正在沙發上陪果果拼積木——昨天我帶果果去商場，把那套她心心念念的積木買回來了，花了四百八，是我自己掏的錢，跟那八千三沒有關系，那八千三我存進了果果名下的賬戶。
我抬起頭，看著錢月英，笑了一下。
客廳里忽然很安靜，果果也停下來，抬頭看看奶奶，又看看我。
李建從書房走出來，站在門口，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放下手里的積木塊，站起來，走到錢月英面前，笑意沒有從臉上消失，聲音平平穩穩：
媽，您說的那些錢——是果果的壓歲錢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