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屏幕時代的“表演焦慮”；打造“無煙一代”可行嗎

“屏幕人”與屏幕時代的“表演焦慮”

“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這是2002年中央電視臺第二頻道形象廣告里的經典廣告語，也是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在這則于當年除夕首次公開播放的廣告片中，一個身著紅棉襖、扎著麻花辮、轉著圈圈起舞的女孩，從白雪皚皚的中國鄉村，一路舞到了北京故宮的紅墻之下，最后跳到了上海浦東摩天大樓的樓頂，與身穿黑色燕尾西服的男士共同跳起了美式四步交誼舞。廣告片的配樂融合了陜北民歌《藍花花》、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交響曲式與美國貝西伯爵的搖擺樂風格。伴隨人物起舞場景與配樂風格的變換，畫面中出現了中英雙語的字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大舞臺。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How big is your stage?”

“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廣告片截圖

“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不僅象征著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后與世界接軌的堅定決心和信心，以及“讓中國認識世界，也讓世界認識中國”的美好愿景，也展現出時人昂揚進取、敢于爭先的精神面貌。它鼓勵著人們主動尋找甚至創造屬于自己的舞臺，在努力的行動中抓住機遇、勇敢表現、成就自我。

這種“站上舞臺，舞出精彩”的時代-個體意象，在當下的“屏幕時代”似乎發生了某種轉向——較之于“走上舞臺”的不易，“走下舞臺”也正在變得越來越難。這里的“舞臺”不再只是一個需要主動爭取的位置，也不再僅僅象征著機遇、表達與自我實現，它開始以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擴散開來，滲入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在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構建的媒介環境中，公共空間逐漸被重塑為一個潛在的拍攝與被拍現場：街道、餐廳、公園，甚至最普通的日常行動，都可能在不經意間進入他人的鏡頭，成為被記錄、被剪輯、被傳播的影像片段。因此，公共空間不再只是身體在場的空間，也成為了巨大的影像生成場與新的“舞臺”。

在這樣的情境中，“舞臺”不再只是自我展示的象征，而轉化為一種帶有不確定性的存在條件：你既可能成為主角，也可能成為背景，甚至被重新編排進一個并不由你控制的敘事之中。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大西洋月刊》近日刊發的文章《表演焦慮的新時代》（The New Age of Performance Anxiety）提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判斷：隨著“屏幕文化”的興起，曾經只屬于演員或演講者的“舞臺恐懼”（stage fright），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日常經驗。

文章以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當代現象開篇：曾被廣泛用作治療高血壓、心律失常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藥物普萘洛爾（Propranolol），近年來卻因其鎮定神經的效果被越來越多地用于緩解緊張情緒。普萘洛爾的非適應癥用途包括緩解各種舞臺恐懼癥狀，例如手心出汗、胃部翻騰和心跳加速。甚至一些專業演員也公開表示服用過該藥。小羅伯特·唐尼就在2024年金球獎頒獎典禮上發表獲獎感言時，漫不經心地說出：“我吃了普萘洛爾，所以這對我來說輕而易舉。”美國《人物》雜志去年的一篇文章即在標題中提問：“為什么大家突然都開始服用這種幾十年前的鎮靜劑普萘洛爾了？”

普萘洛爾處方量的激增所應對的不再只是登臺前的短暫焦慮，而是一種更為彌散的狀態——當世界本身變成舞臺，人們開始對“存在于公共空間之中”這件事本身產生持續的不安。“舞臺恐懼”或“表演焦慮”，正在從一種特定情境中的心理反應，變成一種日常生活的普遍狀態。換句話說，人們不再只是偶爾“上臺”，而是越來越難以“下臺”。

作者梅根·賈博（Megan Garber）寫道：“在互聯網塑造的世界里，怯場不再局限于舞臺。智能手機及其搭載的社交媒體平臺——如同微型移動電影工作室——已將用戶轉變為生活中的攝影師、導演、制片人和發行商。這些能力如今已司空見慣。但它們也在以越來越清晰的方式改變著人際關系——為曾經平淡無奇的互動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擾亂了人們的神經系統，動搖了他們的自我認知。……在網絡上，人們不僅僅是直接與他人互動的人類，他們也是與觀眾互動的演員。……這種狀態已經消弭了‘表演式生活’與‘真正生活’之間原有的界限。無論你是在烹飪、打掃、徒步旅行，還是在挑選當天要穿的衣服，手持相機的普及都讓你在任何時候能同時扮演兩種角色：人與物、三維的身體與二維的影像、‘誰’與‘什么’。”

于是，人們的日常行為開始發生一些細微的變化。選擇穿什么衣服、在公共場合如何行動、是否進行某些表達，都可能帶上一層隱含的考量：“如果這些被拍下來，會是什么效果？”這種“預演”或許并不總是自覺的，但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在對可知的鏡頭與不可知的鏡頭的預期中，人們既在生活著，也在某種意義上“表演”著。

早在20世紀中葉，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就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提出了“社會即劇場，個體即演員，互動即表演”的著名“擬劇論”理論。人生是一場持續的印象管理，人們通過共同維護恰當的形象，實現信任與合作。因此，人類在生活中的“表演”實際上是社會協作的基礎。其中，“理想化表演”就是隱藏不符合社會期待的部分以展示“完美形象”的行為。

戈夫曼也提出了“前臺”與“后臺”的概念——前臺是面向觀眾的正式表演區，人們在此遵循社會規范，呈現理想化形象；后臺是為前臺做準備的、可以放松和卸下面具的私密區，人們在此可以暴露被壓抑的真實。而今天的問題恰恰在于，我們的“后臺”正在萎縮，甚至在某些情境中消失——你可能無法確定自己何時處于“前臺”，也難以確保自己不會在某個時刻被拋入“前臺”。主導當下的“屏幕文化”制造了一種去中心化的全景可見性。與這種全景可見性相對應的是一種新型的全景監控，但監控的來源不是神秘的“老大哥”，而是不確定的“大伙兒”。因此，失去了“后臺”的人們更容易陷入“表演焦慮”。

傳播學中的“語境坍塌”理論認為，社交媒體使得信息往往脫離原有情境傳播，不同受眾被壓縮到同一傳播空間，導致表達的不確定急劇增加，引發歧義、誤讀與沖突。進一步的研究則指出，這種不確定會改變個體行為——人們不僅會因為被評價而緊張，更會因為評價的不確定性而產生持續壓力。換言之，在屏幕時代里，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有人在看，而是你不知道“誰在看，何時看，如何看”。

此外，關于社交媒體的實證研究發現，人們在發布內容前往往會經歷一個“排演階段”：反復編輯和調整內容，以優化呈現效果。這正是肖莎娜·祖博夫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討論的，互聯網不僅在收集各種人類數據，更在通過算法引導和塑造人類行為，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美國作家Kate Eichhorn在《遺忘的終結》（The End of Forgetting，2019）中也談到，數字記錄的持久性使得個體越來越難以“擺脫過去”，這會改變他們的當下行為選擇——人們開始在行動之前就預設其可能的記錄與傳播路徑。

《表演焦慮的新時代》進一步指出了，這種不確定性及其導致的“排演”壓力，已經從線上擴展到了線下公共空間。當生活被理解為一場持續運行的節目，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被納入某種敘事結構——成為主角、配角，或被消費的對象。焦慮由此生發于一種更深層的不確定性：你無法決定自己將在何種劇情中出現，又將扮演怎樣的角色。而“舞臺恐懼”和“表演焦慮”，正是個體在這一結構中的情感反應。

實際上，梅根·賈博最近剛出版了一本新書《屏幕人——我們如何把自己娛樂進了一種緊急狀態》（Screen People: How We Entertained Ourselves into a State of Emergency）。在此書中，她提出了一個激進的判斷：當代媒介環境正在訓練我們把彼此視為正在上演的劇集中的“角色”，而不是真實的“人”。從真人秀明星出身的總統，到精心策劃的instagram動態，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真實與娛樂虛構之間的界限從未如此模糊的世界。現實不再只是被記錄，而是被不斷組織為情節、沖突與轉折。這本書的每一章都圍繞一種娛樂角色展開，如“制片人”（他們負責剪輯我們的現實）、“群眾演員”（我們把陌生人當作娛樂對象）和“仇恨者”（期待匿名領袖的預言在電視直播中應驗的人）。

賈博所說的“娛樂化”指的是，我們不僅僅是把娛樂當作內容，而是“把世界當作節目來處理”已經成為了一種人類組織現實的方式。概言之，這種“娛樂化”是現實的“場景化”、他人的“角色化”和經驗的“劇情化”。而“娛樂化”與“緊急狀態”的關系在于：當世界被娛樂化之后，不斷更新、不斷刺激、不斷制造新事件的基本娛樂邏輯會要求所有東西都被當作“值得關注的事件”，“世界”由此被呈現為持續發生重要事件的地方，我們的生活也被制造為一種持續的“偽緊急狀態”。

她提到了一個挺“有趣”的例子：最近，一款天氣應用向她推送通知，主動介紹起了“有趣的暴風雨”。這正是屏幕時代里一種所謂的“有趣”之癖——好像什么東西都必須“有趣”，不“有趣”就喪失了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但是，實際上，我們并不需要暴風雨“有趣”！“當‘有趣’如此頻繁地從一種描述變成一種要求時，就連天氣本身也會淪為這種強制性要求的犧牲品。”這個例子中，娛樂化已經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一些最基礎的信息層，危險被轉化為一種可接受甚至可享受的體驗。“有趣”不僅是“世界節目”的必然要求，也成為了“緊急狀態”可以被輕量化、降級化加以消費的理由。

而現實被過度娛樂化和事件化導致了一個悖論，即我們生活在一種持續緊急但又無法行動的“緊急狀態”之中。當現實被娛樂邏輯組織為連續劇情時，“緊急狀態”就不再是一種例外，而是成為維持注意力的基本條件。如果一切都重要，那么就什么都無法真正被處理。我們或許沒有被娛樂“麻痹”或“至死”，而是被娛樂“動員”進了一種持續的緊張狀態——一種既無法退出，也難以真正介入的緊急狀態。

同樣吊詭的是，人類對這種“緊急狀態”和“表演焦慮”大概是既愛又恨的。在刊發于Literary Hub網站的文章《我們是否因為娛樂過度而陷入了緊急狀態》中，賈博寫道：“英國的全景監獄將‘監視與被監視’從一種監禁的威脅轉變為一種嘉年華式的承諾。而美國人，一如既往，更進一步。”這意味著，在當代社會，“被觀看”已經不是需要逃避的權力機制，而是逐漸被重新理解為一種可以帶來參與感、存在感甚至愉悅感的機會。“被監視”不再只是壓迫，而變成了一種誘惑和內在欲望。

“監獄”的嘉年華化，也意味著“嘉年華”的監獄化。或許在賈博看來，無論是“監獄”還是“嘉年華”，它們是無處不在的，而我們是“無別處可去”的。“你可能會被斷章取義。你可能會被塑造成別人‘表演’中的主角——或者群眾演員，甚至布景。你可能會被剪輯，變成英雄、反派或笑柄。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治愈這種更廣泛的社會弊病：大眾的自我意識正在抬頭。表演焦慮正在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不過，近年來在社交媒體上流行的“主角綜合征”（main character syndrome），也為這一問題提供了另一個角度。在這一語境中，個體傾向于將自身經驗敘事化、影像化，把日常生活理解為一部圍繞“我”展開的故事。從表面看，這似乎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文化傾向，但它同時也透露出另一層意義：當世界越來越像一個舞臺，人們要么被動地成為他人鏡頭中的對象，要么主動地將自己置于敘事中心。

在一個人人都可能成為鏡頭來源的世界中，“主角綜合征”既可能是自戀的表現，也可能是一種防御機制——一種試圖在不可控的被觀看之中，重新奪回敘事權的方式；以及一種在“緊急狀態”中“娛樂化生存”的游戲策略。畢竟，可能我們還是愿意相信，“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只不過，在一個“人人都是演員”的世界中，“主角綜合征”和“表演焦慮”可能并不是對立的，而是同一結構的兩種表現：前者試圖掌控敘事，后者則暴露了對敘事不可控的焦慮。

打造“無煙一代”可行嗎？

4月22日，英國通過了一項極其嚴厲的禁煙法案，這項法案經由英國議會下議院和上議院表決通過并達成一致，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內的多家媒體都將此次禁煙法案形容為“里程碑式”的。法案旨在打造“無煙一代”，并賦予英國政府以更大的權力，用以監管包含煙草以及電子煙在內的產品。在英國，目前向18歲以下人士出售煙草制品是違法的。隨著法案生效，從2027年起，煙草制品的法定銷售年齡將每年提高一歲。因此，從2009年1月1日以降出生的人將永遠無法購買煙草制品。英國政府表示，這項法案將使到 2075 年吸煙人數減少多達 170 萬。

當地時間2026年4月23日，英國倫敦東部，一個家庭路過公交站外的禁煙標識。英國議會通過一項煙草和電子煙法案，禁止200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人合法購買煙草產品，該法案被認為是歐洲最嚴格的反煙草法律之一。視覺中國 圖

除了在公共和商業建筑內，在游樂場、學校外、醫院以及載有兒童的汽車內，人們也將被禁止吸煙，包括電子煙。不過，現有法案依然留了口子，允許人們在酒吧、花園等戶外場所吸電子煙。另外，英國政府并未將大手伸進尋常百姓家，任何民眾在家中吸煙都不會被禁止。當局表示，為了幫助那些試圖戒煙的人，在醫院的建筑外的空間吸電子煙的行為也將不會被禁止。該法案還禁止對電子煙和其他尼古丁產品（如尼古丁袋）進行品牌宣傳和廣告宣傳，防止少兒對此產生興趣。

法案提出的初衷無疑是與吸煙直接相關的健康問題，因為吸煙可以說是導致英國民眾遭遇多種健康麻煩的最大元兇之一。對此，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障大臣韋斯·斯特里廷稱，這是該國健康史上的一個歷史性時刻，并補充說明道：“預防勝于治療——這項改革將拯救生命，減輕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壓力，并建設一個更健康的英國。”另外，衛生部長梅倫男爵周一向上議院申明，這項舉措將是近幾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它將會“拯救生命”。

此項禁煙法案雖然無比嚴格，但卻得到了不少民眾的歡迎。英國反煙團體就列舉了不少數字表明此項法案將帶來的好處，稱法案每年可以預防11萬5千例嚴重疾病（例如中風、心臟病、肺癌），并節省數十億美元的醫療保健費用。根據該團體的統計，目前，每年英國因吸煙導致死亡的人數高達8萬人，占所有癌癥相關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一。他們更表示，吸煙導致的住院人數幾乎每分鐘就有一人，每月因吸煙相關疾病而進行的全科醫生預約多達7萬5千次。來自英國哮喘和肺病協會的莎拉·斯利特也表示，這項立法有望改變國民的健康狀況。同時，她也敦促政府提供廣泛的戒煙支持，以確保現有吸煙者不會被排除在“無煙一代”之外。

盡管如此，反對聲浪也不在少數。除了不少因為法案之嚴格而開始推斷香煙價格將在“黑市”走高的觀點之外，來自煙草行業的聲音也異常刺耳。在英國上議院的辯論中，前保守黨議員納斯比勛爵就表示，該法案“確實讓業內許多人感到不滿”，包括不少零售商。他表示，英國當局真正需要的是正確理解如何教育人們不要吸煙。對此，衛生部長梅倫則回應稱，當局與零售商的合作非常密切。

事實上，早在2024年，英國就出現了針對禁煙問題的辯論。這項導致2008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成為無煙一代的法案，最早經由蘇納克政府提出。彼時的民調顯示，英國約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分階段禁煙。但就此法案，《衛報》專欄作家西蒙·詹金斯甚至專門撰文抨擊這一舉措，認為時任保守黨首相蘇納克的反吸煙法案與他之前的盧旺達問題法案一樣，都帶有明顯的瑕疵，并揣測這是唐寧街10號內部有“某個秘密小組”為了選舉所炮制出的噱頭。概言之，詹金斯認為，煙草行業正在走向衰落，同時國家也不應剝奪成年人自主做出個人決定的權利。只不過，如今最終讓靴子落地的，已經是工黨的斯塔默政府，詹金斯的選舉噱頭說可能得換一套論述邏輯方能成立了。

詹金斯同時提到了此前新西蘭所推行的禁煙法案問題。2022年，新西蘭宣布了世界上第一項試圖打造無煙一代的法律，這一舉措一度被廣泛譽為一項拯救生命的計劃，它將防止成千上萬人死于吸煙，消除醫療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并將節省數十億美元支出。法案將逐步提高吸煙年齡，以阻止2009年1月之后出生的人合法購買香煙，同時還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讓吸煙這件事變得又貴又麻煩。據新西蘭衛生部統計，每年仍有約5000人死于吸煙相關的健康問題。在毛利人的死亡病例中，近四分之一可能歸因于吸煙，而非毛利人和非太平洋島裔人群的這一比例為12.3%。為了幫助解決這種差距，2022 年，杰辛達·阿德恩領導的工黨政府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面向子孫后代的禁煙令，該禁煙令由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艾莎·維拉爾設計。

當時，衛生專業人士、毛利組織和反煙草團體對該法律表示贊賞。但中右翼的國家黨和規模較小的自由主義行動黨反對這項法律，而最激烈的公眾抗議則來自便利店店主，因為他們擔心禁令會大幅削減他們的收入，并使他們面臨犯罪風險。而在2023年11月，隨著新的聯合政府上臺，僅僅幾周后，這項禁令就這么被終止了。作為與民粹主義政黨新西蘭優先黨達成的聯合執政協議的一部分，國家黨同意廢除這些修正案。財政部長尼古拉·威利斯證實，這些新措施將在2024年3月之前取消，香煙銷售收入將用于聯合政府的減稅計劃。

盡管新西蘭打造無煙一代的舉措就此走向擱淺，但英國的法案生效之后，依然引發了不少積極討論，也有其他國家的媒體開始跟進，設想是否可在本國推行類似的法案。例如，有加拿大媒體就指出，雖然該國的Z世代飲酒量比老一輩人少，但他們使用尼古丁產品（如電子煙、傳統香煙和嚼煙等產品）的比例卻更高。根據今年早些時候的一份保險行業報告，該年齡組報告的尼古丁產品每日使用率最高，達到了7.3%，在其他所有年齡組中，只有5%到6%的人表示他們每天都使用尼古丁。目前在加拿大，該國的《煙草和電子煙產品法》旨在保護“青少年和非煙草制品使用者的健康，避免因使用電子煙產品而接觸和依賴尼古丁”，以及“通過限制獲取電子煙產品來保護青少年的健康”。

此前在2023年5月，加拿大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要求在每支香煙上直接印上健康警示語的國家，部分警示語包括“煙草煙霧危害兒童”、“吸煙會導致白血病”、“每一口都有毒”等。加拿大衛生部表示，這些標簽的目標是讓吸煙者“幾乎不可能”忽略警告。只不過，目前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加拿大有計劃對向未成年人銷售商品實施類似的禁令。或許不少國家目前都在靜待英國無煙一代的打造進度和有效性，避免出現新西蘭禁煙法案一樣的反復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