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斗、撒謊與權力游戲： 薩姆·奧爾特曼和那個“終將倒塌”的AI帝國

文/李佩珊

2023年 11月 17日下午，OpenAI公司的 CEO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坐在美國拉斯維加斯一家豪華酒店的客房里，接入了一場網絡會議。屏幕另一端坐著OpenAI董事會的其他成員。首席科學家伊利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告訴他：“你被解雇了，公告幾分鐘后就會公開。”

奧爾特曼怔了一瞬，用他慣有的方式下意識地回答，“我能幫什么忙？”

幾乎同一時間，科技記者郝珂靈（Karen　Hao）正在為自己計劃中的新書做一場訪談，手機調成了靜音。二十分鐘后，她低頭看了一眼，鎖屏上已經堆滿了未讀消息。她后來寫道，那幾天自己一直在腎上腺素的驅使下，馬不停蹄地追問“究竟發生了什么？”

這整整五天的戲劇性風波，已經成了她2025年5月出版的《AI帝國》（Empire　of　AI）一書吊足讀者胃口的開場：奧爾特曼斷崖式地被解雇；他的支持者陣營與董事會彼此施壓到凌晨，僵持不下；奧爾特曼重返辦公室當晚，狂歡慶祝的人群打開了煙霧機，結果觸發了火警。

郝珂靈沒有親眼目睹所有這些現場，但過去幾年里，她一直是離這些現場最近的外部記者之一。2015年，OpenAI以非營利研究機構的身份成立，承諾“安全地”推動通用人工智能的發展，確保這種技術最終“造福全人類”；郝珂靈則從2019年開始跟蹤報道OpenAI，并且是首位獲得OpenAI廣泛采訪權限的記者。

她以《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記者的身份進入OpenAI辦公室時，本來只是想弄清楚這家公司反復宣稱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她很快陷入了一種更深的疑慮：在這家以創造未來為己任的機構里，人們甚至很難用統一的語言解釋什么是AGI，也無法確切描繪“造福全人類”的現實路徑；高管和研究員們對自己的工作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而在“透明與合作”的公關宣言之下，內部文化正悄然變得封閉且充滿競爭。

2020年2月，她把這些觀察寫成了報道。那篇文章后來幾乎成為審視OpenAI的某種“底色”。直到寫就《AI帝國》時，她已經完成了約300場訪談，接觸了260多名受訪者，其中包含90多位OpenAI的新老員工。面對她的采訪邀請，奧爾特曼和OpenAI官方都選擇了拒絕接受采訪。

奧爾特曼的拒絕沒有阻止郝珂靈。在《AI帝國》中，郝珂靈選擇把奧爾特曼在不同場合留下的文字、郵件和公開講話并排陳列出來，不作評論：

2014年起，馬斯克開始在公開場合反復把AI描述為人類“最大的生存威脅”，說發展AI等同于“召喚惡魔”，并把尼克·博斯特羅姆的《超級智能》一書推薦給他的Twitter粉絲。

幾個月后的2015年2月，奧爾特曼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道，超級智能“很可能是對人類持續存續最大的威脅”，哪怕他承認“一場毀滅性的工程改造病毒”更可能發生，但“也不太可能把宇宙中每一個人都毀滅”。他在文末的括號里順手加了一句：“順帶一提，尼克·博斯特羅姆那本《超級智能》是我見過在這個話題上寫得最好的一本書。值得一讀。”

三個月后，他給馬斯克發去了第一封關于“為AI造一個曼哈頓計劃”的郵件。

2026年4月6日，《紐約客》刊發了羅南·法羅與安德魯·馬蘭茨（Ronan　Farrow,　Andrew　Marantz）合寫的OpenAI調查報道。在這篇耗時18個月、訪談逾百人的長文中，長期以來圍繞在薩姆·奧爾特曼身上的種種懷疑，第一次借由相對完整的證據鏈被固定到了紙面上。

報道披露的內部細節透著一種本能的防備感。蘇茨克維整理了約70頁的Slack消息和人事文件，混雜著許多用手機倉皇拍下的屏幕照片。他對奧爾特曼的首要指控是“撒謊”。另一位核心出走者達里奧·阿莫迪，在他留下的文件中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OpenAI真正的病灶，就是薩姆自己。”

郝珂靈很早就看見了OpenAI光鮮外表下的這些裂縫，只是直到今天，它們才被更多人真正看清，也才被拼接成一幅更完整的圖景。因此，我與她這次對話所要處理的，已經不只是奧爾特曼個人的信譽危機，而是一些更難回答的問題：為什么那些離他最近、最了解他的人，往往最先動搖；而外部的微軟、華盛頓決策層以及新涌入的投資機構，卻依然愿意把空前規模的資源繼續押在他身上？

她的解釋是，這并非因為奧爾特曼是個完美的“變色龍”，擅長在不同利益方之間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是因為資本與權力系統本身，既不具備、也不需要那種“花很長時間去真正認清一個人”的機制。只要他還能作為關鍵樞紐，持續調配頂尖人才、巨額資金、算力基礎設施以及政策預期，去搭建一個符合多方利益的未來愿景，那么關于奧爾特曼的道德審判，就總會被無情地向后擱置。

現實的演進印證了這種實用主義的狂熱。截至2026年3月31日，OpenAI的估值已達8520億美元；作為對照，馬斯克針對OpenAI與微軟的訴訟，其索賠上限也被推高至1340億美元。與此同時，OpenAI與美國國家安全體系的融合程度，也遠超她著書時所見的狀態，它已正式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

然而，《AI帝國》關于“帝國”的宏大命題，最終并未停留在硅谷的權力博弈或奧爾特曼個人的道德爭議上。通過數年橫跨五大洲的在地調研，郝珂靈試圖拼湊出這臺機器在全球運轉的真實全貌：內羅畢被外包的數據清洗勞工、智利水資源被耗盡的當地社區，以及新西蘭面臨“數據殖民”的原住民。“帝國”一詞褪去抽象的理論外衣，顯露出跨越地緣、在全球不斷重演的資源攫取與不平等的結構。

郝珂靈對我說，她擔憂AI的發展不僅是技術的比拼，也是一場話語權的爭奪。諸如“安全性”“技術普惠”“造福全人類”等詞匯，在被反復征用后，已經演變為AI巨頭獲取資源、爭取時間窗口和監管豁免的合法性工具。就像她曾打過的一個相當尖銳的比方，如果今天所有氣候科學都由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公司來做，我們當然會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氣候圖景。

當郝珂靈再次對我提及“帝國”時，她將其概括為對一種具體權力形態的精準素描。它攫取外部資源，隱匿底層勞動，壟斷基礎設施與知識生產，并用一套道德化、普世化的敘事，來為自身的無限擴張背書。

而在去年《AI帝國》成書時，她對AI“新帝國”的論斷還相對克制：與舊式帝國相比，AI帝國或許不再訴諸公開的殘酷與暴力。

如今，她決定收回這句辯詞，“我當時以為，這也許是舊帝國與AI帝國之間僅存的差別。可現在，這個差別也已經消失了。”過去一年里，隨著AI技術越發赤裸地與國家安全體系和戰爭機器合流，這種幻象已然破滅。

在訪談的最后，我請郝珂靈為《AI帝國》的尾聲“帝國如何倒塌”續寫一筆。她沒有寄望于一個新的傳奇人物，也沒有想象一個更戲劇化的結局。

“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樂觀地相信，帝國是會倒下的，”她重申道，“帝國看上去也許不可避免，但它們的根基其實異常脆弱。因為它們建立在如此大規模的剝削與攫取之上，最終往往會把自己推向毀滅。歷史上每一個帝國都是這樣倒下的。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對話|

經濟觀察報：2026年4月6日，《紐約客》刊發的調查報道印證了你此前大量的報道內容，其中包括OpenAI聯合創始人、前首席科學蘇茨克維那份長達70頁的備忘錄，以及Y　Com-binator聯合創始人，奧爾特曼早年的“伯樂”保羅·格雷厄姆承認“山姆一直在對我們撒謊”。

你在寫書時并沒有拿到這些文件。這篇報道里，有沒有哪些內容坐實了你此前有所懷疑、卻一直無法證實的判斷？又有沒有什么是出乎你意料的？

郝珂靈：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不是這些文件本身披露了什么，而是報道補上的其他細節。比如，我此前聽說過、但一直無法確認的幾件事：奧爾特曼曾多次威脅米拉·穆拉蒂（OpenAI前首席技術官，2024年離職）；克里斯·萊哈尼（OpenAI首席全球事務官，前克林頓政府幕僚）曾力勸奧爾特曼發動一場激進的社交媒體攻勢；卡拉·斯威舍（美國資深科技記者，長期報道硅谷權力圈）的消息來源其實來自奧爾特曼一方，他們有意把信息向外輸送，以塑造對董事會不利的公共敘事。

羅南·法羅和安德魯·馬蘭茨（《紐約客》記者，4月6日OpenAI調查報道作者）能挖到這些細節，我非常佩服。它們讓我們看到了一幅更具體、也更鮮活的圖景，那就是奧爾特曼究竟是如何運用自己的權力的。

經濟觀察報：《紐約客》這篇調查報道顯示，那些最了解奧爾特曼的人，比如保羅·格雷厄姆、蘇茨克維以及2023年的那屆董事會，顯然已經改變了對他的看法。而微軟、華盛頓以及新一波投資人顯然沒有。

作為一個多年持續觀察奧爾特曼的人，你覺得這種認知落差是如何維持的？是因為奧爾特曼能夠在不同受眾面前呈現出不同版本的自己，還是因為那些掌握資本和權力的人，本來就需要一個他們愿意繼續相信的奧爾特曼？

郝珂靈：我覺得這里有幾個因素同時在起作用。

第一個因素是時間。人們初次接觸奧爾特曼時，往往會經歷一段“蜜月期”。他本人極具魅力，也很會卸下別人的戒心；他很會傾聽，會讓你覺得在那個瞬間，你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會讓你產生一種安全感，覺得你們對局勢的理解完全一致。只是隨著時間推移，有些人才會慢慢感到，他說的和他做的之間存在落差。許多和奧爾特曼打交道的投資人、政策制定者，其實都沒有那種長期、持續觀察他的條件。

第二個因素是，你是否認同奧爾特曼對未來的想象，或者是否能從中受益。許多投資人當然屬于后者。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他們開始察覺到他言行之間并不一致，這件事的重要性也會退到次要位置，因為奧爾特曼在調動人才、資本和各種資源，去搭建那個同樣也會讓他們受益的未來愿景時，實在太有效了。

蘇茨克維和董事會并不認同奧爾特曼對未來的那套想象，這一點是他們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意識到的。如果你屬于后面這一類人，那么奧爾特曼就會突然變成一個巨大的威脅，恰恰因為他太有說服力，也太擅長把一個你并不想看到的愿景真正建起來。

經濟觀察報：奧爾特曼不是科學家，但多年來，他把蘇茨克維、舒爾曼（John　Schulman，OpenAI聯合創始人，2024年離職加入Anthropic）、穆拉蒂、帕喬茨基這樣的人組織在自己周圍。你會怎樣概括他吸引并驅動這些頂尖研究者的方式？有沒有一個具體場景，最能體現他的管理“哲學”？

郝珂靈：奧爾特曼之所以是一個極其出色的招募者，原因有兩個：第一，他非常擅長判斷一個人真正想要什么；第二，他通常又確實擁有把這些東西給出去的資源，無論是資金、人脈還是別的什么。無論對方是不是科學家，他用的其實都是同一套方法。奧爾特曼很早就意識到，要吸引一支頂尖研究團隊，自己必須先招來至少一位業內公認的頂級研究者，讓其他人愿意因為這個人而加入。那個人就是蘇茨克維。

奧爾特曼當時把很大精力都投入在爭取蘇茨克維這件事上。蘇茨克維還在谷歌的時候，他直接給對方發了冷郵件，并用一場馬斯克也會出席的晚宴吊起了他的興趣。蘇茨克維之所以接受邀請，恰恰就是因為有機會見到馬斯克。此后，奧爾特曼進一步判斷，他可以訴諸蘇茨克維的雄心和使命感，說服他離開谷歌、加入OpenAI。蘇茨克維的確被這些東西打動了，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承諾背后也確實有現實資源支撐。奧爾特曼給他的，不只是口頭上的鼓動，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環境，一個能讓蘇茨克維去追求他所認定的人生最高使命的地方。等蘇茨克維加入之后，其他許多研究者也開始被吸引進OpenAI，因為他們想和蘇茨克維共事，也想向他學習。

奧爾特曼后來維持團隊動力，用的也是同樣的辦法。但問題也正是從這里開始出現。到蘇茨克維離開OpenAI前后，他對奧爾特曼最大的批評之一，就是奧爾特曼總是在對每個人說他們最想聽的話，哪怕這意味著他會對兩個不同團隊講出完全相反的東西。短期看，這一套當然很有效，能持續調動人的積極性；但在蘇茨克維看來，從長期看，這種彼此沖突的信息只會帶來溝通失靈、信任流失、不健康的內部競爭，甚至讓團隊之間彼此拆臺。

經濟觀察報：DeepMind聯合創始人兼 CEO德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曾對奧爾特曼做過一個很直白的判斷，“我追求的是科學知識，而他追求的是權力。我們不是一類人。”

當哈薩比斯說“權力”時，他也許只是指OpenAI內部的權力。你用了幾百頁篇幅去呈現奧爾特曼的復雜性，追蹤了奧爾特曼從Y　Combinator時代起就一直在搭建的投資網絡和私人關系網絡。你會如何描述他嵌入硅谷更廣泛權力結構的方式？

郝珂靈：我確實認為，理解奧爾特曼最重要的一個視角，就是權力。奧爾特曼自己就說過，他的成功公式強調的是制造“網絡效應”——無論是圍繞他個人，還是圍繞他的商業項目。換句話說，這其實就是在建構權力。你幾乎可以在他所有行為里看到這套哲學。

職業生涯早期，他一方面試圖打造一家移動社交網絡公司，另一方面也借由創始人身份，把自己迅速送入硅谷的權力網絡。等公司失敗之后，他又利用這張網絡，為自己換來了一個在人脈和戰略位置上都更關鍵的崗位，也就是YCombinator總裁。他個人投資了數百家公司，用金融紐帶織出一張龐大網絡。而到了OpenAI，他又設立創業基金，去構建一個依賴OpenAI技術的初創企業網絡，同時讓自己的公司與幾乎所有云服務提供商都建立了聯系。

經濟觀察報：奧爾特曼最近發表了一份13頁的政策文件，提出機器人稅、國家財富基金以及每周32小時工作制。你的書里有一個細節，你寫道，早在2013年，奧爾特曼就在博客中寫過，AGI將帶來“巨大的繁榮”。十多年后，在一份正式政策文件里，他使用的語言幾乎沒有變化。

在你采訪過的OpenAI相關人士中，有沒有人告訴你，奧爾特曼這十年來的世界觀其實發生過變化，只是他選擇不公開談論？還是說，這種修辭上的“穩定”，本身就是關于他這個人最真實的部分？

郝珂靈：奧爾特曼的修辭只會在它有用的時候發生變化。比如2015年，當他正試圖說服馬斯克和自己一起做OpenAI時，奧爾特曼曾在一篇博客文章里寫道，超級智能“可能是對人類持續存續最大的威脅”。這幾乎就是在直接呼應馬斯克當時公開表達的擔憂。可一旦馬斯克離開OpenAI，這種說法不再具有現實效用，奧爾特曼也就逐漸轉向別的表述方式，比如后來他談到的“溫和奇點”。

至于AGI會帶來“巨大繁榮”這一說法，對奧爾特曼來說直到今天依然極其有用。它顯然幫助他聚攏了巨量的資本、人才和資源，同時也幫助他擋住了監管壓力。只要這套修辭繼續有效，它就會繼續被使用下去。

經濟觀察報：馬斯克起訴Ope-nAI，很容易被看作又一出硅谷權力人物之間的戲劇。但如果把人物恩怨放到一邊，這個案子真正值得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它又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OpenAI從非營利走向商業化過程中埋下的制度脆弱性？

郝珂靈：我不認為這件事可以真的把人物因素剝離掉。每一個科技億萬富翁都擁有一家AI公司，這并非巧合。推動先進AI競賽的重要動力之一，就是巨大的自我投射。每一個億萬富翁都想按照自己的形象來塑造這項技術。而這場訴訟，本質上就是這種自戀式競爭的外化。

經濟觀察報：最近，圍繞OpenAI、Anthropic與美國政府之間合作邊界的爭議，使一個問題變得更尖銳了：如果在國家安全體系內部，一家AI公司可以很快被另一家替代，那么“帝國”這個詞，會不會高估了這些公司的獨立性？從你現在的位置看，你仍然認為“帝國”是正確的框架嗎？還是說，這些公司其實更像是一批可以相互替換的國家能力承包商？

郝珂靈：帝國最關鍵的特征，不在于它是否獨立，也不在于它是否獨一無二。舊時代的帝國彼此之間同樣互為鏡像。“帝國”這個隱喻之所以適用于這些公司，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以下幾點。

第一，它們宣稱占有本不屬于自己的資源，比如個人數據，以及藝術家、寫作者的創作成果。

第二，它們建立在大規模勞動剝削之上，既包括那些在極其惡劣條件下為AI系統標注數據、訓練模型的隱形勞動者，也包括那些在技術部署后工作被自動化取代的人。

第三，它們整合并控制信息，比如壓制科學研究，打造一種一刀切的模型，把單一的世界觀、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語言投射到全球。

第四，它們用一種道德化、幾乎宗教化的敘事，為自己的攫取與剝削進行正當化：它們一面宣稱自己在為全人類帶來進步與現代性（也就是把世界引向天堂），一面又聲稱自己是在保護世界免于落入那些可能把世界拖入地獄的“邪惡帝國”之手。

而這些公司的技術如今正被整合進美國軍方體系，這只會進一步強化“帝國”這一隱喻。我在書里原本寫過，也許舊帝國和AI帝國之間還有一個差別，那就是后者不再訴諸公開的暴力和殘酷。可現在，這個差別也已經消失了。

經濟觀察報：在你的書里，“帝國”這一框架最直接指向的是OpenAI。但過去一年里，Anthropic也在迅速擴張，無論是估值、融資，還是與美國政府合作的深度，它的物質基礎都與Ope-nAI并無本質不同。作為這本書的作者，如果你今天重新判斷這兩家公司，誰更接近你所說的“帝國”？

郝珂靈：我用“帝國”這個框架來描述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軟，以及任何符合我在上個問題中所列標準的公司。

經濟觀察報：你在書中寫到，自己采訪一些AGI信徒時，他們的聲音會“因信念的狂熱而顫抖”。你是帶著懷疑者的視角進入這項報道的。有沒有某一次對話、某一個瞬間，真的讓你的懷疑發生過動搖，哪怕只有一小會兒？

郝珂靈：每當我開始一個長期報道項目，沉浸進另一個世界時，我都會慢慢吸收周圍人的語言和信念。我認為這是我工作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真正理解一個人，或者一個組織，我必須先站進他們的位置里，在那里待上一段時間，甚至暫時把自己也放進去。但同樣重要的是，你隨后還得走出來，重新回到現實世界之中，重新與普通人的價值尺度、與那些擺在我們眼前的緊迫全球問題重新接通。

經濟觀察報：金融史學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曾為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寫過一本傳記，書名叫《The　Man　Who　Knew》，指的是格林斯潘明知金融泡沫危險、卻無力阻止它。在他最近關于DeepMind創始人哈薩比斯的新書里，馬拉比又說，哈薩比斯和格林斯潘也是同一類人，他知道AI可能危險，卻無法阻止它。

你在2019年寫下第一篇重要的OpenAI報道時，就已經看到了它的使命與實際運營之間的張力。六年之后，你會不會也成了這樣的人之一？在你所有報道里，有沒有一個事實，是你當時看見了、卻低估了它的意義，而它直到今天仍讓你感到不安？

郝珂靈：關于AI，最危險的事情，是硅谷不斷講述的那個關于它“不可避免”的故事。正是這種敘事，奪走了人們的能動性，也壓縮了我們去想象另一種未來的能力。那個未來不該只是讓少數精英繼續積累驚人的財富，而應該讓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生活。

經濟觀察報：你的這本書尾聲的標題叫“帝國如何倒塌”。從你完成書稿到現在這一年多里，OpenAI的估值已經從1570億美元升至8520億美元；它從自己的使命表述中刪掉了“安全地”這個詞；它的CEO面臨一場1340億美元的訴訟；它還發布了一份白皮書，提出要對自己征稅。

如果今天讓你為這個尾聲再補寫一節，你會放進去什么？一個場景、一個人物，還是你最近聽到的一句話？

郝珂靈：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樂觀地相信，帝國是會倒下的。帝國看上去也許不可避免，但它們的根基其實異常脆弱，因為它們建立在如此大規模的剝削與攫取之上，最終往往會把自己推向毀滅。歷史上每一個帝國都是這樣倒下的。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作者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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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珊

觀察家部門編輯 采訪并報道一切關于社會的文化思考，比較關注經濟學和社會學及電影、小說領域。 郵箱：lipeishan@e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