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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牘里的中國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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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軍 簡牘里的中國文化(下)

      絲綢之路萬千故事盡在簡牘之上

      西北邊塞出土的數萬枚漢簡內容豐富,可以說是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簡文記載了兩千年前漢代河西邊塞的屯戍勞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毆、往來書信、行役戍備、思鄉之情、候望烽火、為家私市、受雇趕車、捕魚賣魚、采摘野菜、借錢借糧、私吞錢物、逃亡他鄉、追捕逃犯、盜墓取衣、偷盜官物、編織衣鞋、巡視天田、砍伐茭草、畜牧馬牛、耕種田地、砍伐樹木、筑墼砌墻、修建溝渠、遞送文書、因病請假、社祭臘祭、誦記烽火、秋射考核、廩糧領取、契約書寫、投親靠友、招待官員、使者往來、罷卒還鄉、收留流民、文書記錄、年季月報、各種考核、獎勤懲懶、聚訟官司、詔書律令、儒家學說、仁孝之義、禁忌日書、精神信仰、文化學習、科學技術、漢塞月令……在這里介紹一些有趣和有價值的記載:

      酗酒斗毆

      在館藏的居延新簡中有不少反映漢代邊塞社會風氣的內容,西北邊塞環境惡劣,屯戍艱辛,人員復雜,飲酒之風盛行,酒后斗毆時常發生。在居延新簡中就記錄有數起酗酒斗毆致人傷殘,甚至死亡的案例。


      酗酒斗毆

      一位名叫讓的官吏帶了酒到甲渠候官,和甲渠候官的最高長官候一起飲酒,時逢第四守候長原憲到甲渠候官匯報工作,甲渠候于是叫第四守候長原憲和原憲的上級夏侯譚一起飲酒。飲盡讓帶來的酒后,甲渠候不盡興,又拿來酒,前后暢飲兩次。不知為何,原憲和他的長官夏侯譚爭斗起來,原憲用自已的劍在夏侯譚胸口上戳了一個大窟窿。原憲見闖下大禍,情急之下騎上馬就向南逃去。甲渠候立即與令史等人追捕,到原憲治所后未能捕得。經驗問隧長王長,說原憲已攜帶兵器糧物,帶著官府的一個弩機、11枚箭、一個大革橐里裝上3斗米和5斗的軍糧——糒。騎馬私自越過隧界,從天田而出,向西南方向逃遁。

      通緝令


      通緝令

      甘肅簡牘博物館藏有的肩水金關漢簡里就有枚通緝令,短短19個字,就將逃犯的體貌特征大致勾勒了出來。簡牘原文為“□細身,小頭,方面,小髭,少須,身端直,初亡時黑幘。”翻譯過來是說逃犯身材瘦小,身子細且端直,頭小,方臉,嘴上有小胡子,面部胡子較少,初逃時戴黑幘(幘:古人所帶頭巾)。

      尺牘書信

      甘肅簡牘博物館還藏有大量私人簡帛書信,有為借褲子而思忖再三,最終落筆而成的;有因糧食短缺而向在關外邊塞勞作的好友求助的;有因家中雙親生病,卻不能回家探望,只能寄思親之情于書信的;有聽聞朋友升職,以書信表以祝賀的;有因記掛友人,但公務繁忙,只能以書信方式送去問候的……

      這些私人書信為我們揭開了漢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狀況。撫讀這些書信,我們既能真切地了解到當時河西漢塞吏卒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動,也可以隱約感受到他們在勞作和戍防時的艱辛與忠孝難兩全的無奈。

      甘肅簡牘博物館有一件考古編號II01143:611的帛書,1990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為國家一級文物,是“元”寫給“子方”的書信,故取名《元致子方書》,帛長23.2厘米,寬10.7厘米,10行,319字。


      元致子方書

      帛書詳細記載了“元”托好友“子方”代辦的四件事:

      第一件事,元在敦煌戍邊值守,請子方代為購買一雙尺碼為27厘米(43碼)的鞋,并對鞋子的質量做了要求,即鞋子應為質地如絲絹柔軟一樣的牛皮鞋,且鞋底要厚、耐穿,鞋買好以后請來敦煌出差的同事捎來即可,同時元還請子方代買五支上好的毛筆;第二件事,元請子方代為問候次孺,如次孺不在,煩請問候次孺妻子容君;第三件事,呂子度想請子方刻一方印章,但不好意思自己開口,故請元代為轉達,元請子方定給自己面子,為呂子度刻一方規格為“御史七分”,有龜鈕,印文為“呂安之印”的印章;第四件事,郭營尉寄了200錢,請子方代其購買一條響鞭。

      《元致子方書》看似是朋友之間簡單的書信往來,但其深切地反映了漢代日常用品的供給問題。從帛文推出,元是一名敦煌的基層吏員,因鞋、筆、鞭三個物件不屬于朝廷供給范圍,所以需自己置辦。再者,漢代西北邊塞交通極為不便,此封書信不可能寄往內地,又因酒泉郡較敦煌郡距離內地近,物資較敦煌豐富,故可以推斷子方有可能在酒泉。

      月令,寫在墻壁上的大智慧

      結合當下的疫情防控狀況,我們來講講漢代的人們是如何防疫的。甘肅簡牘博物館所藏國家一級文物——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壁書《四時月令詔條》就介紹了古人的防疫方法。月令中記載,在漢代,古人對冬季死亡的鳥類尸骨,在春天氣候轉暖時,都會一一掩埋,這種掩埋動物尸骨的活動一直會持續到夏季,就是為了防止死尸污染空氣, 造成瘟疫流行。不僅如此,他們還明令禁止春夏不能捕殺動物、砍伐樹木,因為春夏是動植物生命繁衍、萬物生長的季節,人們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否則就會受到大自然的懲罰。


      四時月令詔條

      這些都記載于敦煌懸泉置《四時月令詔條》中,它是目前所見最完整的漢代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文書,在繼承先秦以來“天人合一”“以時禁發”“用養結合”生態觀的基礎上,確立了以 “四時”為基礎的自然時序,要求人事活動和社會生產都應遵循自然四時規律,并對如何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做了明文規定,以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環境保護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等生態環境治理理念更是對其的發展與創新。

      數量眾多、內容豐富的甘肅簡牘文獻,是絲綢之路上你來我往、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又是秦漢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歷史、地理的第一手資料,對我們研究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掘出土,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將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當前,甘肅簡牘博物館新館正在建設當中,這是甘肅省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視察甘肅重要講話精神的有力抓手,甘肅簡牘博物館將不負重望,力爭將其建設成為甘肅省堅定文化自信的世界之窗與創新名片。我們期待通過借助多方力量,深入挖掘文物資源,推動簡牘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更好地“簡”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原文刊載于《讀者欣賞》2021年5月下 總第57期)

      來源:甘肅簡牘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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