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東門老街丨一個老深圳人的深圳墟記憶

　　本文作者曾觀來，原標題《走近東門老街》

　　筆者 曾在搜狐網站“曾觀來互動主頁”發表一篇《 深圳，你何時是個小漁村？ 》一文，引起一位老深圳人曾天生的強烈共鳴。 他說:深圳從來不是小漁村，是邊城重鎮！ 并說他現身居異域，曾回深圳參觀過我的故鄉大萬世居,為同宗能保留一個這么完好的圍屋而感到欣慰。

　　寶安縣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1957年1月17日至22日在縣城深圳召開，代表212人，到會代表198人（曾天生供圖）

　　在往后的一段時間里,他給我發來系列深圳墟鎮早年的資料及寶安縣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與會代表合影舊照片。我和他進行了互動，很是投合。他還在網上尋找深圳小學（前身是雍睦堂小學）昔日的許多老師和同學。茲將東門老街記憶互動拉雜整理點滴如次。

　　深圳曾經的輝煌與“瑪雅文化”

　　深圳墟鎮的古老可以上溯至四五百年。現在的深圳東門步行街，是建國后寶安縣縣城深圳鎮中心地帶。深圳建市后,深圳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原深圳墟老城區人們約定俗成稱其為“老街”，為了明確其方位，就叫“東門老街”。

　　自從1911年廣深鐵路建成通車后，深圳成為廣州與香港互通的邊陲重鎮。民國時期，不少行業一度紅火，南來北往的物資、客流十分壯觀。有數目龐大的搬運工人，每天黃昏時段從廣州開來的客貨慢車（站站停的火車）快要到西門站時，接貨的人便在鐵路旁邊提前點燃火把，把約定信號大字照亮；車上帶貨來的伙伴見到信號，會將貨物從車上拋下，由接貨人搬走，好不繁忙。

　　民國時期廣九鐵路列車時刻表

　　每逢農歷的二、五、八是深圳的“墟日”（趕集日），當地人稱為“投墟”或“趁墟”。鄰近四面八方的村民帶來豐富的農產品到市集交易，互通有無，繁榮城鄉經濟。客家話、圍頭話、畬話、東莞話、南頭話、潮州話……熙熙攘攘的人群。戴頭帕、涼帽、系圍裙的村婦，顯現民俗風采。孩兒時愛吃的土產品：岡稔仔、油甘仔、青梅、臘蔗、咸柿、楊梅、菠蘿、沙梨……傳統的小食也引人嘴饞：“佳糕仔”、涼粉、糖水食品、全記豬腸粉、刨冰飲品、缽仔糕、云片糕、油炸紅螺、曾譚麻糖仔、德記鹵味、達記客家燜狗肉，康記客家釀豆腐、倫記云吞面……不一而足。

　　1927年英國人拍攝的深圳河及深圳墟一帶

　　到了1950年邊境封鎖之前的一年，每日大量人流從內地經深圳進入香港。為了應付急增的人流，在羅湖火車站附近興起了一大片建筑群，集飲食、住宿、購物、娛樂于一體。此建筑群稱為“新市場”，是由杉木、樹皮、瀝青紙、鐵皮等物料為主要材料建造而成。深圳解放后，過關往港人員，由港英政府采取每日定額辦法輪候入境，這時大量滯留深圳的過客，更使“新市場”地帶商業文化越加興旺。

　　老東門墟市圖（局部）

　　然而，“新市場”的興旺好景不長。由于邊防的需要，1950年開始，羅湖橋關口和文錦渡關口關閉，邊境封鎖，香港、深圳兩地自由往來停止了。“新市場”從此走向蕭條，繼而消失，有人諷喻：深圳演繹了南國小城的“瑪雅文化”。

　　所謂“瑪雅文化”，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美洲墨西哥等地區曾生活著一個瑪雅部族，輝煌時間短暫，但留下一筆燦爛的古文明文化。深圳曾經的輝煌頗有點“瑪雅文化”色彩，但畢竟不是亙古的“瑪雅”。

　　康熙《新安縣志》上的深圳墟

　　至解放前，深圳鎮范圍包括：谷行街與西和街連接貫通東西，西至鐵路邊稱西門，設有火車小站。小站往南約3公里是深圳（羅湖）站，即廣深鐵路終點站。谷行街全長有1000多米，東面盡頭稱東門，與張姓湖背村相遙。靠南邊的永新街與徐姓南塘村相鄰。北邊稱北門，北門外是沙堆、舊電機房、曬布嶺和墳場。1953年，寶安縣城從南頭遷至深圳鎮，市政工程逐步鋪開。先后擴建了西和、谷行、中山幾條街道，合并而為解放路，整治和完善了人民路。

　　1964年深圳火車站周邊

　　@鵬城史記

　　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畸形發展，香港經濟迅速騰飛。深圳沾了地利之光，市政建設有長足進展，外圍延伸至深圳火車站、文錦渡、漁民村、蔡屋圍、筍岡村、大頭嶺、深圳水庫等，有10多平方公里。順便一提，現羅湖區的漁民村，是建國后寶安縣人民政府在深圳河北岸現址建起的一些瓦房給來自東莞等地的漁民上岸居住形成的村子，人民公社時期是附城公社上步大隊的一個生產隊。深圳這座現代化大城市不是如一些人所說的從這個小漁村發展起來的。

　　1949年的深圳墟復原沙盤

　　攝于深圳博物館

　　建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深圳戲院、新安酒家、華僑大廈，當時被稱為三大現代化建筑設施，亦代表了當時的“三大文化” ——影劇文化、飲食文化、旅游文化。深圳戲院吸引了許多國家級的藝術團體前來演出，筆者曾有幸觀看了中國鐵路雜技團、中國東方歌舞團的演出。四層高的新安酒家裝飾講究，不僅古色古香，還有中央空調、鋪紅地毯，這在當時國內縣級城鎮絕無僅有。這些設施一直延續著，擴展著，不再是曇花一現的“深圳瑪雅文化”；但是，“二、五、八”集市的繁榮景象，隨著那個特殊的年代已不再當年了。

　　馬思聰在深圳戲院演出

　　@鄭中健

　　說到風味小吃，可真嘆惜一些傳統美食的失傳，如聞名遠近的深圳云片糕，曾有商家在《寶安縣志》看到語焉不詳的記載：“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福田人黃果等制成中外聞名的深圳云片糕正式投產。”他從檔案資料中檢索到所用原材料，但沒有配方比例，就是沒有找到秘訣深為嘆息。多年前在市面上曾銷售過云片糕，廠家在布吉，但與傳統的相去甚遠。

　　不同民系共建深圳繁榮

　　深圳由于地理環境特殊，很早就成為“移民”城鎮。 這些“移民”不包括鐵路、海關系統，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和惠興梅地區，還有少量潮汕人。

　　大概是從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后不久，寶安縣人為地劃分為東片、西片、中片，鐵路以東為東片，鐵路以西為西片，而靠近鐵路沿線兩側為中片，但這三片不是行政區劃。東片居民基本上操的是客家方言，西片居民基本上操的是粵語（白話）方言，中片操客家方言亦占大多數。

　　上世紀70年代深圳墟衛星地圖

　　據1985年寶安縣志辦公室對全縣戶籍人口中主要使用兩種方言人口的調查結果：客家方言約占56% ，粵語方言約占44% 。三片的民系語系分布的數量比例也反映到原深圳鎮及其周邊一帶。形成這種狀況可能與地區經濟差別有關，即歷史上珠三角地區經濟優于粵東地區，粵東客家人移民來深圳較多。不同的民系有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語言相互交流共建深圳的繁榮。

　　1939年的深圳大飯店

　　至解放初期，深圳墟街商鋪鱗次櫛比，有六七百家，同姓人曾天生憑記憶羅列出100多家，他們為深圳曾經的繁榮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來自新會的百年老字號“東生源”則是眾多商號的代表，它的第四代后人梁柏合，在經過“三大改造”、“三面紅旗”、“下鄉鍛煉”洗禮又歷險“偷渡香港”之后，于二十世紀90年代末，“老東門”改造成步行街之時，為“東生源”從“太陽廣場”中要回了一份頗為豐厚的房地產權，繼續經營，規模不斷擴大。其他的許多產權者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1970年的深圳墟

　　@深圳博物館

　　而在這眾多的商鋪中，客家人經營的占有過半，其中的仁興兄弟的“仁興”、“仁華”、“仁泰”，曾蘇民的“蘇民醫生”等都很有名氣。“三仁”是劉姓梅縣客家人，家族興旺人眾，和興寧、五華、河源、紫金客家人共同成立“嘉應五屬同鄉會”，由大眾推舉德高望重的曾蘇民醫生任會長。每年清明節、重陽節，五屬同鄉聚會，在谷行街仁興伯家舉行，追思故人，聯絡鄉誼，還組織爬山踏青活動。50年代初期，他們意識到“同鄉會”可能命運不長，就自動解散了。

　　建市前的深圳鎮地圖

　　圖源自《寶安縣志》

　　梁柏合去了來。三仁被合營在自食其力中站穩腳跟。“文革”結束后，飄泊游子曾蘇民醫生，得知要落實政策，曾幾次回深圳向有關部門討回房產，又得到老鄰居的證明，得到一定的補償……

　　巧遇梁柏合

　　真是無巧不成書。 有人告訴我，.梁柏合經常到東門步行街新福樓吃中午飯。

　　2021年初冬，一日，坪山沙湖老鄉鄒炯文，黃竹坑表妹等，約我去新福樓飲中午茶。 新福樓酒家就在改建后幾易其主的新安酒家的近旁，生意興隆，實惠，沒有新安（新星）的嘈雜。

　　哎，來了！果不其然，梁柏合來了！

　　表妹領著我，還有鄒夫人，向梁柏合那桌席走去。

　　原寶安縣深圳墟百年老字號“東生源”第四代繼承人95歲梁柏合

　　（ 林玉珍 攝于2022年7月）

　　“梁伯！”我們齊聲稱呼。梁伯愕然，些許把頭抬起，略顯鄙夷神色。一旁坐著他的一個大約五六十歲的兒子，亦不以為然一味在看手機。我把一本個人著作詩文集《桑榆韻致》雙手奉送給他，并說，這本書里有文章寫到關于您的一些內容，還有 “東生源”……

　　“ 東生源是我們自己的，不是他們送的！”梁老人的兒子依然在看手機，一邊沒好聲氣的應對著。梁老深圳人開始打開話匣子：“我爸爸的爺爺在清朝的時候就來到深圳做生意了……我今年94歲，我開始寫我百年歷史了……”然后從錢包里拿出一疊人民幣對折著從桌子下塞給我。我接過錢輕揉了一下，大約有五張100元。我頓時感到不是滋味，我把錢雙手交回給他，并給他一個抱拳禮狀。“這兩位……？” “我的女兒。”我逗著說。“那就叫你女兒收下吧。”“我們有錢，梁伯。”我表妹回敬說。

　　梁柏合和他的兒子在東門某酒樓進餐

　　（林玉珍 攝）

　　建國前，梁柏合繼承祖業經營絲綢。1950年代初期，在“三大改造”運動中，他的店鋪被合營了，他和職工同工同酬，領三十多元的月薪。1960年又被下放到一個農場勞動，說要扎根一輩子。他頂不住了，想到了“篤卒”，偷渡去了香港。到香港后，頗有建樹。

　　他說他一共有12個子女。另據了解，他前后有3個老婆。大婆生2個，二婆生8個，三婆生2個，已70歲了。現在和他一起吃飯的是二婆生的第二子。最小的女兒20歲在香港讀大學。他子孫有20個大學以上學歷。全家80多口人。

　　歷盡滄桑的梁柏合老人，他說，深圳是他的第二故鄉。粱老對自己的人生顯得異常的滿足，樂觀，自信。 我們恭賀他高產高壽，洪福齊天。

　　深圳沒有歷史文物？

　　深圳墟是南塘、葉屋、湖背、向西、蔡屋圍、羅湖等村人出于集市物資交流的需要共建而成的，廟宇、祠堂、書院、碉樓、古鐘、石板路和百年古樹等古文物很不少。民俗風情豐富多彩。曾天生回憶，農歷七月十四前后，墟里有十分熱鬧的民間活動，稱為“打蘸”。谷行街中心搭起戲棚，連續演戲數日，粵劇、山歌劇、木偶戲······整個墟鎮彌漫著濃烈的節日氣氛。紙扎的“山大王”*神像十分巨大，面目威嚴，孩兒時對山大王巨像，又喜又怕，傳說摸摸它會帶來好運。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同樣的熱鬧。

　　*編者按：“山大王”應為“大士王”，“大士王”又稱“鬼王”。是一種用竹蔑扎架,以紙糊身,頭項觀音,額長雙角,面目猙獰的武將打扮形象,樣子十分嚇人。無論是中元盛會，或是各種類型的超度法會與齋醮，多以佛教形式塑造大士王神像。

　　大士王紙扎

　　上大街曾是深圳繁華的商業街道，原是用大麻石條（花崗巖）石板鋪設，有二三米寬，長約400米。1958年大躍進時，麻石被一些人一條一條地撬起掠走，鋪上一層薄薄的水泥灰沙，日子一久變成坑坑洼洼的爛路。同姓人說，孩兒時喜歡在木屐底釘上鐵釘子，晚上在石板上急走，刷出串串火花。這種樂趣, 隨著石板被撬起掠走而被剝奪了。

　　日軍劫掠深圳墟

　　圖中可見墟內的幾棟炮樓

　　上大街的天后宮歷史悠久，由世界各地僑胞和國內熱心人士捐資建成。“蔡添記”的二層青磚瓦房是典型的晚清民初建筑，是著名革命烈士蔡子襄故居。位于南慶街的原鴻興酒家，曾設立抗日指揮部，共產黨人葉挺、吳有恒先后擔任指揮部指揮。以上幾處建筑物，至80年代初，被政府不同程度地保護著。但后來發展商在改造舊城時通通給毀掉了。當時有不少關心保護該等文物的一些部門、干部、民眾、記者作過不少努力，都無濟于事，權錢至上的人說：“深圳沒有文物古跡，沒有歷史”。

　　根據歷史記錄復原的1949年深圳墟平面圖

　　直到 80年代中期，政府出臺保護文物的條例，1994年，市政委員及文物管理部門呼吁“深圳老街應作為深圳的一個歷史遺跡加以保護”，但已于事無補了。“思月書院”據說是湖背村、向西村張姓族人建的百年書院，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是接待站，曾經接待過數萬罷工工人。現在東門步行街廣場見到的“思月書院”，是在村人和有關部門強烈要求下，于1999年重建的，但已時過境遷完全沒有原味了。

　　異地重建的思月書院

　　@深圳博物館

　　“深圳瑪雅文化”已成為了歷史的記憶，盡管逝去了的無法還原，但它的新興期許是永恒的。諒解“小漁村”說者對這個城市的誤讀。

　　布吉河不是深圳河

　　在深圳墟鎮的西邊有一條小河，由北向南，沿著現在的洪湖公園和人民公園西側，穿過筍崗橋，人民橋等路橋，經由鹿丹村東側注入深圳河，再匯入深圳灣。 這條小河的上段原來河底沙質，河水清清的，當時人們叫它“沙河仔”，搞建筑的，都來這里淘沙。

　　1949年地圖上的布吉河

　　曾天生說，不知在什么年代，深圳人修堤筑壩蓄水灌溉，后來又把河水經北門街、南慶街，引向南塘村以南至羅湖等村，灌溉大片農田，人們稱這堤壩為“陂頭”。筆者推斷，這很有可能就是清代嘉慶《新安縣志》記載的“軍陂”：“在深圳右側，堰以灌田”。現筍崗橋北側有蓄洪水閘設置,上為洪湖公園,下為人民公園,兩公園的西側仍可聽到綠蔭樹下小河的潺潺水流聲。早年，婦女在堤壩上洗衣，談天，說笑，嘻戲聲不斷。夏天，這里成為人們嘻戲游泳的好去處。稻谷成熟季節，沙河仔兩岸一片金黃。

　　嘉慶《新安縣志》所載的“軍陂”

　　曾天生記得，在陂頭堤壩東端有一簇大麻竹，后面圈圍著一塊小菜地，還有一間小石屋。又是無古不成書，多少年后，屋主人竟是深圳梅縣客家人劉姓家族長老，為深圳的繁榮作出過貢獻的“三仁”的遺老，人們喜稱的“仁興伯”。在經過“三大改造”，歷盡風雨滄桑之后，仁興伯依然健壯，勤勞，一樣的慈祥。打魚是他的樂趣。暴雨過后，沙河仔水上漲，堤壩上的水位隨著升高，水流變急。這位70多歲的老人，扛著打魚網架和魚簍，卷起褲腿，健步從堤壩上走過……

　　50年代寶安文化館前的河

　　@鄭中健

　　這條沙河仔河段就是《新安縣志》記載的莆隔水，發源于牛尾山，還有梧桐水匯集。從莆隔水到沙河仔，后又布吉河。而布吉河究竟何時得名，1911年有了布吉火車站，“布吉河”也就水到渠成。無疑，布吉河不是深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