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為了國家隱姓埋名30年，他說：一切都是為了國家的需要

“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1988年，當為國家的“兩彈”事業隱姓埋名達30年之久的于敏被解密后，他的妻子孫玉芹不無驚訝地說道。

可見，當時于敏的名字得有多絕密，就連與自己結婚30年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30年無人知曉，30年默默無聞，從青絲到白發，從濃密到稀疏，這30年間，誰會知道，就在普通百姓萬家燈火，闔家歡樂之際，在祖國西北的大漠腹地，竟會有一個人正無數次經歷著驚心動魄的瞬間。

于敏是為國家立下赫赫功勛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勛之一，但他有一個與其他元勛最與眾不同的特點，那就是于敏是純國產的科學家，他沒有出過國留過學，他所有的教育足跡全部在國內，因此，于敏完全是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科學家。

一、歷經曲折，18歲考上北大

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寧河縣（今天津市寧河區）蘆臺鎮，此時的中國正處于軍閥割據的時代，國民革命軍北伐正酣，張作霖，吳佩孚成為北京的新主人，一時間戰爭的陰影籠罩全國。

于敏的父親于振霄是天津市財政局的一名小職員，家里先后有四個孩子，于敏上面有個姐姐，下面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不幸的是，弟弟和妹妹都夭折了。

于敏原名叫“于慜”，字敏之，敏字下面加個心，想必是他父親希望他將來心靈機敏，聰明過人之意吧。

后來，于敏感覺這個“慜字”太過于古怪，于是就將名和字合二為一，自行改名“于敏”，當然這是后話。

于敏三歲時，祖父去世，全家只能靠他父親和叔叔的薪水維持生活。

于敏的叔叔投筆從戎，后來成為國民黨軍管后勤的校級軍官，他們全家搬到天津以后，叔叔隨國民黨軍隊開拔到抗戰的大后方，從此就斷了聯系，全家只能靠他父親一個人的薪金過活，家境越來越困難。

于敏7歲開始在蘆臺鎮上小學，由于天資聰穎，接受能力強，在班里他總是第一名。

1938年于敏小學畢業以后，舉家搬遷到天津，開始上中學。

此時正值抗戰時期，天津處在日軍的直接控制之下，年少的于敏耳聞目睹日本鬼子實行的“三光”政策，涂炭生靈，慘絕人寰。

對于日軍的暴行，于敏十分痛恨，在此期間也親受過日本人的欺侮，深知亡國奴的屈辱。

那時的于敏正在上中學，有一天，剛學會騎自行車的于敏借同學的自行車上街，突然對面一輛日本人的汽車故意飛快地直沖他開過來。

辛虧于敏躲得快，才躲過了此劫，于敏之后每每回憶起那個情景，還心有余悸，義憤填膺。

于敏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就被迫學日語，但他的日語永遠是班最差的，不是因為他學不會，而是因為他壓根就不想學，在于敏心里，學日語是一種亡國奴的屈辱。

于敏剛開始上中學是在一所私立中學名叫天津木齋中學，這里是于敏初露頭角的地方。

在學校，于敏不僅功課沒得挑，還喜歡博覽群書，不管是天文地理，文史理化，還是稗官野史，他幾乎都看，博聞強記，知識面非常寬。

高二時，于敏參加學校組織的一至三年級全部學生參加的基本常識統考，沒有意外，于敏是全校第一名。

于敏高二結束后，木齋中學有一位叫劉行宜的女老師，認為于敏是一個可造之材，而木齋中學的氛圍不適合于敏的學習，于是就建議并主動幫助于敏轉學到當時天津最好的中學天津耀華中學讀高三。

在天津，當時最好的中學當屬南開中學，但是由于日軍侵華，南開中學已隨南開大學遷往內地，因此耀華中學就成為了當時天津市最好的中學。

這里有當時天津最好的老師，最先進的教育理念，最大的中學圖書館，于敏一來到這里就喜歡上了這里。

于敏雖然在耀華中學僅學習了一年，但對于敏以后的思維方法和學習方法卻是影響最深的。

就當于敏臨高中畢業時，所有人都認為憑他的學習能力他絕對能上大學，而恰恰在此時，他的家庭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故，于敏因此差一點與大學無緣。

當時，于敏的父親因病失去了工作，家里沒有了經濟來源，全家人吃飯都成了困難，供他上學更是幾無可能，上不了大學，實現不了自己科學救國的愿望，此時的于敏陷入到了極度痛苦之中。很多人替他惋惜，但都愛莫能助。

就在于敏發愁之際，事情出現了轉機，他同班同學陳克潛的父親陳范有是啟新洋灰公司的協理。

當陳克潛將于敏的情況告訴父親后，陳范有非常同情于敏，出于愛才之心，最后由他斡旋，公司決定資助他上大學。

最終，在公司老板的資助下，于敏順利考上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

二、北大天才，老師感慨說：多少年沒見到這樣的學生了

剛去北大，于敏還充滿著新鮮感，但隨著學習的深入，他發現工科老師講的都是基礎課，不管是物理還是數學都特別簡單，并且老師講課也只是照本宣科，并沒有一點延伸。

這也難怪，因為當時北大的主體已經遷往昆明，身處日占區的老師都是戰戰兢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書上的知識交完就可以了。

這讓于敏越來越覺得自己不是學工科的料，就想轉到理科，但是轉到理科公司就不會資助了，于是他只好在工科繼續學習，只是業余時間自學理科。

在工科學習兩年后的1946年，昆明的北大主體回遷北京，當時，抵制內戰的呼聲很高，北京的大學生學潮不斷，國民黨政府為了安撫人心，防止學生鬧事，就開始給大學生發放助學金，每人每月發一袋白面，40斤重，并且免收學費。

而學生們就把國民黨政府發的白面統一換成玉米面，這樣就能省出一部分錢，這基本上就可以維持讀書了。

此后，于敏的生活基本自足，于是他就辭謝了啟新洋灰公司的資助，然后轉到了自己心儀地理學院物理系，每天靠吃窩頭就咸菜度日，但他并不覺得苦。

于敏的性格和超常的智商雖然非常適合學理論物理，到了理學院他如饑似渴，除了認真學習必修課外，他還選修和旁聽了一些課，讓自己的知識體系更加豐富。

可以說在當時，論考試沒人能考過他，張禾瑞先生的近世代數考試在北大是出了名的難，即使是當時數學系學習最好的學生也只考了60分，而唯獨于敏得了100分。

在學習討論中，于敏看著扎實的知識儲備，常常見地獨到，語驚四座。

北大的教師感慨說，多少年沒有見到這樣的學生了。

13在西方人眼里是個不吉利的數字，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大學里也這樣認為，但于敏來了之后，13反而變成了一個吉利的數字。

因為于敏的學號是1234013，013代表個人號碼，當時的考試成績不寫名字，只寫學號，每次于敏的成績都是第一名，因此他的學號總排在第一位，于敏當時已經成為了當時大家公認的“北大多年未見過的好學生”。

1949年，新中國成立那一年，于敏大學畢業，隨之考取了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北大教授張宗燧的研究生，張先生對愛徒的評價是“我教學了一輩子，從未見過于敏這么好的學生！”，

俗語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而于敏在學習方面的天賦，絕對是超乎常人的。

三、純國產“土”科學家

1951年，于敏研究生畢業，但他的家庭條件卻越來越困難，當時他父親的病越來越嚴重，他叔叔原是國民黨軍官，解放后被遣散回家，沒了工作也就沒有經濟來源。

為了補貼家用，于敏只好在校擔任助教，每個月攢點兒錢填補家用。

他的導師認為他人才難得，做助教有點可惜，于是就聯系彭桓武和錢三強，推薦他到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這樣于敏就可以拿工資了，生活上就會寬松很多。

來到研究所之后，于敏被分到了由副所長彭桓武兼任組長的第四研究組，這個組又被稱為理論研究組，主要抓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

全組共8個人，除彭桓武和于敏外，其他6人也都不是等閑之輩，都是當時全國一流的科學家，分別為：胡寧、朱洪元、鄧稼先、黃祖洽、金星南和殷鵬程。

后來這8人中有6位被選為科學院院士，于敏在這個組里是年齡最小，資歷最淺的。

建國初期，我國在原子能領域的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因此，學習國際上的先進理論成為了當時的首要工作，可以說，理論組將國際上能找到的資料文獻全找來了，說資料堆積如山一點都不為過。

文獻資料找好以后，年輕的于敏便一頭“扎”了進去，他把堆積如山的文獻資料幾乎看了個遍，看完這些國際上最先進的理論之后，于敏悟出一個道理，那就是從事物理理論研究，一定要非常重視物理實驗，要同時仔細地了解相關物理實驗的內容，注意和分析相關的物理現象，去偽存真，總結有關的物理規律。

這一感悟后來幾乎成了他從事理論研究的信條，一直貫穿到他現在的研究生涯。

通過這次通讀文獻的事情，彭桓武對于敏贊譽有加，表示“真正鉆進去了的只有于敏”。

至此以后，原子核理論方面的研究任務就交給了于敏。

1955年，鑒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研究方面做出的出色成績，他被授予“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的光榮稱號，那一年，他才29歲。

1957年，后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日本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率團訪華，在訪問近代物理研究所時，錢三強和彭桓武指定于敏參加接待活動，并讓他在會上介紹他自己的工作和所里年輕人的成長情況。

面對眼前這位才華出眾的年輕人，朝永振一郎問于敏：“于先生是從國外哪所大學畢業的？”

于敏則風趣地說：“在我這里，除了ABC外，基本都是國產的！”

在得知于敏是一個從未出過國，從未受到外國名師指導的本土學者，完全靠自主鉆研獲得巨大研究成果后，朝永振一郎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回到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在自己的著作中稱贊于敏是中國“國產土專家1號”。

關于“土專家”這一稱謂，后來于敏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應該交流、互相啟發，只有在大的學術氣氛中，才有利于成長，現在的環境有很好的條件。”

其實他也想留學，但關于留學他有著自己的見解：

“當然要留學，應該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回來再給國家做點事，但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在開花結果的時候就回來。”

對于于敏在原子能理論研究領域做出的貢獻，研究所的領導給了他很高的評價，所長錢三強說，于敏的工作“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副所長彭桓武說：“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沒有老師，他的工作是開創性的。”

四、隱姓埋名30年，一切都是為了國家的需要

早在1952年11月1日，美國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

1961年，蘇聯氫彈爆炸成功，威力相當于美國在日本所扔原子彈的3846倍。

那時，中蘇關系破裂，懸在中國頭頂上的不僅是美蘇霸權主義，更有原子彈和氫彈兩大塊烏云。

毛主席指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

因此，在我國研制原子彈的同時，氫彈的研制工作也提上了日程。

1961年1月份的一天，錢三強把于敏叫到他的辦公室，非常嚴肅和秘密地對他說：“經所里研究，報請上級批準，決定讓你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

說實話，于敏做夢也沒有想到領導會讓他參加氫彈研究工作，因為當時他正在接受批判，而研制氫彈是國家絕密級的工作，組織上會讓他去參加這種核心機密的工作呢？

除此之外，他已經在國內原子核理論領域研究了十年，而原子彈和氫彈雖說都是核武器，但是一個屬于核裂變，一個屬于核聚變，是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讓他轉換領域幾乎等同于從零開始。

但是，為了國家的最高利益，于敏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項任務，就此徹底隱姓埋名，一頭扎進氫彈理論研究中去了，而這一隱姓埋名就是近30年的時間。

氫彈比原子彈復雜得多，完全等同于重造一個系統，于敏雖然基礎理論雄厚，知識面寬，但是對氫彈理論這個研究領域仍感陌生。

他覺得自己這方面的基礎理論還比較欠缺，因此，一接受任務就首先想到應該邊干邊學，把有關的基礎理論補扎實。

他一方面自己親自做課題，推導方程，做物理粗估，構造物理模型，做解析解；另一方面給年輕人講課，輔導他們做課題，不舍晝夜，忙得連吃飯睡覺都顧不上。

有一次大家看到國外報道了一個重要元素的最新數據，但這個數據太理想了，如果實驗數據是對的，將對熱核反應大有好處。

但是這個數據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還好辦，但如果是假的，那不僅會花掉巨額的人民幣，而且還要花費二三年的時間。

于敏對這個數據也持很大的懷疑態度，為了驗證這個數據的真偽，他就晝夜分析論證和計算，決心搞清楚它的對錯。

一天深夜，妻子一覺醒來，發現他還在燈下苦苦地計算什么，就催他睡覺。

但是于敏躺在床上還是睡不著，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于敏突然拉住妻子的手，一躍而起，興奮地說：“玉芹，我搞清楚了！錢和時間都可以省下來了！”

最終，于敏驗證了外國報道的數據是錯誤的，完全沒有必要花費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時間去重復那個實驗。

于敏一錘定音，從此再無人相信這個數據。

在沒有電子計算機，僅靠人手一把計算尺的情況下，于敏僅用了三年時間就解決了氫彈制造的理論問題，于敏說：“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從1961年接受任務到1967年氫彈爆炸成功，在不到五年的時間，于敏獨立自主突破了核大國對氫彈理論技術的封鎖，并用轟動世界的“于敏方案”為中國研制氫彈打開了一扇大門。

1988年，于敏的事跡被解密，他的妻子才知道他這幾十年原來一直在做這項偉大的事業。

1999年9月18日，“兩彈一星”表彰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于敏代表23位功勛科學家在大會上發言。

他自豪地講道：“從突破原子彈到突破氫彈，我國只用了2年零2個月，美國用了7年4個月，蘇聯用了4年，法國用了8年6個月，我國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2019年1月16日，“氫彈之父”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