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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英是康生死對頭,臨終前想見周總理:有些事,知道的人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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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王世英,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他的同學則各個聲名遠揚,林彪、謝晉元、胡璉、張靈甫等名將都曾與王世英就讀于同一間課堂。


      王世英的名氣之所以遠不及以上幾位,主要是因為他從黃埔軍校畢業之后并沒有走向槍林彈雨的戰場,而是投入到了隱蔽戰線的工作。


      與正面戰場相比,隱蔽戰線同樣險象環生,由于工作性質的特殊,像王世英這種陰影下的英雄,即便是立下不朽之功,也享受不到戰友們的歡呼。


      王世英于1905年出生在一個山西的工人家庭。當時山西軍閥閻錫山開辦了太原國民師范學校,由于這所學校免學費和食宿費,因此吸引了家庭條件不算太好的王世英。


      在學校中,王世英受到了新式思想的洗禮,逐漸成為了一名進步青年,后來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驅逐。




      1925年,王世英如愿以償的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成為了黃埔軍校第四期的一名學員。畢業后遵照組織安排,前往了馮玉祥的部隊宣傳紅色思想。


      馮玉祥倒戈之后,開始按照蔣介石的指示排查軍中的共產黨員,王世英只能四處漂泊,一度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1931年,王世英歷經艱辛,在上海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但是“四一二政變”中血的教訓歷歷在目,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對于王世英的歸來非常謹慎。但是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組織表達了對革命的忠誠。


      后來王世英被派往了南京從事地下工作,他憑借自己出色的社交能力與國軍中許多高管培養起了親密的關系,為我軍獲取了諸多有價值的情報,間接的支援了我軍的反“圍剿”戰斗。



      抗日戰爭爆發后,王世英被調回延安,成為了馬列學院第一期的學員。皖南事變爆發前,王世英曾巧妙的利用閻錫山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從多個角度向閻錫山闡述了八路軍和新四軍調往黃河以北將會帶來的不良后果。


      王世英的游說讓閻錫山保持了中立,雖說未能完全阻止皖南事變這一悲劇的發生,但是也極大的減少了我軍的損失。


      我黨遵義會議上糾正了博古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是遵義會議對于錯誤的糾正只限于軍事層面,思想層面的錯誤還沒有被徹底根除。


      馬列主義教條化、共產國際神圣化等錯誤仍然牢固的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再加上抗日戰爭爆發后,我黨隊伍里涌入了一大批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帶來了一些資產階級思想。


      在這種背景之下,我黨于1942年開始了一場整風運動。整風運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卻被個別人帶向了歧途。




      在康生的帶領下,一場以肅清內奸為目的的“反特行動”開始了。為了向組織邀功,康生無中生有,采用嚴刑逼供的方式糾出了大量所謂的“內奸”。


      反特擴大化搞的延安人心惶惶,產生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幾個曾經和王世英并肩作戰的戰友,沒有死在反動勢力的槍下,反倒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這讓王世英無比悲痛。


      王世英冒著生命危險公開反對了康生的行為,于是康生便把王世英視為是眼中釘,并在工作會議中公開誣陷王世英是“大特務”。


      就連毛主席都被這一消息震驚,親自找到王世英詢問情況:“聽說有人說你是特務?”


      王世英本著清者自清的原則,沒有向毛主席做過多的解釋:“我是不是特務,十年之后自有論斷。”




      “你這個態度好,真金不怕火煉嘛。”毛主席對王世英的態度非常滿意,在接下來的日子里,他沒有讓黨和人民失望,多次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作出貢獻。


      建國之后,王世英被委以重任,擔任山西省副主席等職務,由于政績卓著,在黨內被稱為是“海瑞”。


      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總是布滿荊棘,十年浩劫期間,康生與“四人幫”狼狽為奸,迫害為革命作出貢獻的老同志。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康生曾試圖拉攏王世英,但是王世英對康生等人的投機行為不恥,拒絕與他們同流合污。


      王世英在逆境中堅持原則,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反革命集團說“不”。黃克誠在那場浩劫中被貼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標簽,黨內很多同志為了自保都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黃克誠。


      但是王世英卻不顧自己的安危,多次去黃克誠家拜訪他,與這位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大將談心。




      周小舟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后,王世英也曾兩次主動與周小舟見面,兩人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王世英剛正不阿的品格引起了康生等人的仇視,于是給他戴上了“包庇壞人”的帽子。在獄中,王世英飽受折磨,但是他依然堅持給中央寫信,為那些被迫害的同志發聲。


      1968年3月26日,曾經戰功赫赫的紅色特工最終還是倒下了,臨終前他對兒子王敏清說:“我想見周總理,有些事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


      王敏清深知父親所說的事指的是什么,于是親自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詳細揭露了康生等人的罪行,由于局勢的原因,這封信最終沒能讓周總理看見。


      由于康生等人從中作梗,王世英的骨灰不被允許保留,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曾經佩戴過的眼鏡以及一封痛斥康生等人的詩。




      該來的終究還是要來的,1975年末康生卒于北京,次年“四人幫”被粉碎,這場持續十年的浩劫終于結束。1979年1月24日,我黨為王世英沉冤昭雪,紅色特工最終還是恢復了名譽。


      那些在槍林彈雨中沖鋒陷陣的英雄的確更容易被人民牢記。事實上,有一種人在逆境中堅持原則,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守護內心的良知,這種人更應該被稱為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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