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問題的再思考｜生態女性主義不是本質主義

生態問題的再思考 第四彈

2023年7月，聯合國秘書長談到了一個 "全球動蕩的時代"，各種各樣的氣象災害證實了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我們因此迫切需要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生活。這種對我們日常行為方式轉變的思考可以涉及到我們的食物、旅行以及我們與生物的關系。

中法環境月期間，法國駐華大使館與您分享數篇法國作者的文章，他們將從理論家、歷史學家或作家的角度來思考我們的地球和全球變暖的挑戰。這些法國當代作者的文章將被翻譯成中文，幫助讀者們更好地了解法國知識界對這一問題所作出的思考。10月份，本系列專欄文章將先后在法國文化平臺和網易新聞上發布。

生態女性主義不是本質主義
卡特琳娜·拉雷爾 黃黎娜 譯

2021年9月27日發布于AOC Paru dans AOC le27septembre 2021

卡特琳娜·拉雷爾 哲學家，巴黎第一大學名譽教授

卡特琳娜·拉雷爾

哲學家，巴黎第一大學（先賢祠-索邦大學）名譽教授。專攻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她將環境倫理學和環境哲學的相關議題引入法國，重點關注自然保護、技術發展和民主等問題。她近期的著作包括：《生態女性主義》（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23年）、與拉斐爾·拉雷爾合著的《與大自然一起思考和行動：一項哲學調查》（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15年）、《最壞的情形還不確定》（Premier Parallèle出版社，2020年，2023年出版口袋本并附后記）。

“生態女性主義”一詞是弗朗索瓦絲·德歐博娜（Fran?oise d'Eaubonne）首先提出的，出現在其1974年出版的《女性主義·毀滅》一書里。這個概念很快被法國人遺忘，但1980年代在美國重新出現，用來描述一系列女性參與的生態運動：反戰反核游行、女性農業社區以及反污染抗議等[1]。女性發起的環保斗爭蔓延到世界各地，尤其在南半球的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婦女團體挺身而出，反對濫砍濫伐和過度開發土地，呼吁實現環境正義[2]。在2015年的氣候變化抗議活動中，她們的活躍度達到了高峰。在歐洲，尤其是法國，“生態女性主義”一詞逐漸被大眾所熟知[3].

然而，有人對綁定“女性”和“自然”的方式提出質疑。難道女人天生就更愿意去保護環境嗎？女人真的比男人更“自然”嗎？在法國，這種爭議尤為激烈。首先，很多人認為純粹、獨立的“自然”這一概念并不存在，因為環境受到了人類深刻的改造。其次，法國的女權主義傳統傾向于普遍主義和建構主義：“我們不是生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 從這個角度看，女性并沒有與男性有本質上的不同；她們通過教育和社會經驗成為“女性”。這種思想傳統堅決反對為女性貼上任何特殊“天性”的標簽。對女性來說，自然并不是一種資源，而是為她們設下的陷阱：女性被“自然化”，從而更容易被統治。

生態女性主義涉及多種政治運動，啟發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我們不應該給它貼上某種單一的理論標簽，或者批評它是本質主義或自然主義，加深“女性生而不同”的刻板印象。然而，這些運動一直擁有一個穩定的觀點：女性抗爭和生態抗爭之間的結合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短暫的；兩種斗爭存在著緊密的聯系：性別壓迫和生態危機都源于父權制統治。Julia Cook如此描述：“基于生態女性主義的核心理念，女性和自然所受的壓迫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緊密相連的體現。”[4]女性和自然經常一同遭受壓迫，這是生態女性主義的核心發現。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激進的生態女權主義者，她們都致力于分析這種壓迫，并理解其文化、社會和經濟的根源。

該領域的經典論著是《自然之死》[5]，作者卡洛琳·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是一位研究科學史的女性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她揭示了現代社會特有的二元對立，闡述了由此催生的統治（支配）邏輯。一方面，圖像和語言把女人和自然聯系在一起（希臘語的physis，拉丁語的natura以及它們衍生的其他歐洲語言里，自然都是一個陰性名詞，成為與女性產生聯想的載體）。另一方面，它們在文化上的代表性和對待方式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她研究了16世紀的歐洲現代科學的興起，發現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也隨之變化：自然以前被視為有機生命體，而隨著現代物理崛起，自然逐漸變成機械論（伽利略、笛卡爾和牛頓）的組成部分。她解釋了這個轉變過程如何改變了我們與自然以及與女性的關系。自然從大地養育之母的形象變成了一個被動的無機體，任人無節制地支配和榨取；與此同時，女人也變成被統治和懲處的對象，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女巫獵殺就是這一現象的生動注解。

二元論的觀點認為女人低于男人，自然低于文化，抹去了彼此互相關聯的影響，只強調差異性和主從關系，合理化父權和資本支配的邏輯。卡洛琳·麥茜特由此展現的并不是關于女性或環境的“自然”特質，而是一個文化背景。這個由我們社會歷史塑造的背景，是被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標記的。正是這種文化觀念加劇了對女性的暴力，對戰爭的狂熱和對自然的破壞。例如在南美洲，人們無節制榨取自然（采礦、鉆油井、砍伐森林、大規模集約農業），最大程度從地球奪取資源和利潤，堪比男人對女人的性暴力。當地部落或社區的女人從身體的層面感受到被支配的恐慌，在抗爭的時候，她們捍衛自己的土地就像捍衛自己的身體。

生態女性主義既不是本質論也不是自然論，它揭示了資本主義以及剝削的關系，挑戰了將女性視為更“自然”的、因此更易受到傷害的二元論。這些觀點與反自然主義的女權立場相吻合：女人并不比男人更接近自然，是社會和文化環境讓她們變得更脆弱，更容易受到攻擊。既然壓迫和破壞都是文化觀念的產物，所以真正要改變的是人的意識，無需把自然牽扯進來。把女人視為跟男人平等的人，讓她們獲得和男人相同的權力，難道這樣還不足夠嗎？這是當我們談論基于性別或種族的歧視時經常提出的問題。然而，當我們接納并包容之前被忽視的群體后，人與自然之間的界限似乎更加突出。盡管我們認為女性或有色人種與其他人一樣，但這并不一定反映在我們對待自然界或動物的方式上。而生態女性反對的，正是這種將人類與自然其他部分區分開的觀念。

Emilie Hache對此明確提出要區分“自然化”和“自然”兩個概念[6]。“你要這么做才自然”不等于“自然”。人們認為什么是自然的，與自然本身無關。以“為全民示威”（Manif pour tous）為例，游行者反對同性婚姻，捍衛傳統的家庭模式：一父一母加兩個小孩（最好先生兒子再生女兒）。在他們看來，一夫一妻的異性戀是自然的。這種看法往往將女性局限于賢妻良母的角色，以自然的名義排斥所有其他類型的男女關系。然而，在美國俄勒岡州，一些女同性戀決定創建一個農業社區來挑戰這種刻板印象。她們難道就沒有遵從自己的天性嗎？保守的男耕女織式模式分明是人為的選擇，她們卻被認為是反自然的。通過組建一個“女兒國”，她們對美國西部農村的大男子主義發起挑戰，投身“收回”自然的運動。

收回（Reclaim）是美國生態女性對自然的口號，期望重塑與自然的聯系[7]。所謂“Reclaim”不是指在有機自然和機械自然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尋找女性與自然之間脫離統治模式的聯系。她們想重新審視曾經被批判和被排斥的觀點，賦予新的意義。這個過程常被描述為扭轉偏見（顛覆污名）或戰略本質主義。莫娜·肖萊（Mona Chollet）寫的《女巫：不可戰勝的女性》[8]就是這種探索的成果。從人們對女巫的指控中，她總結了一個不符合父權社會期待的女性形象。那些被燒死的女巫通常年紀較大，沒有孩子，獨自生活，擁有讓男人害怕的力量。通過采納女巫的形象，女性可以拋棄那些被父權社會視為“有吸引力”的特質，例如美貌、性感、順從和一心相夫教子的特質，而去追求獨立和力量。換句話說，即使是在想象中，她們也能將自己視為女巫，從中找到對抗父權和資本主義壓迫的力量和抵抗之源。在美國，基于女神崇拜的新興女權無神論文化日漸崛起，許多女性自稱為女巫，如威卡教（Wicca）。斯塔霍克（Starhawk）作為這一運動的領軍人物，堅信這是女性重新尋回自身力量的途徑：將女神精神與女性解放結合，讓自己變得“強大、有力量并且帶有一絲危險”[9]。

重新擁抱自然不僅僅是顛覆二元對立，將自然和女性置于男性和其文化之前，而更重要的是重新定義這些界限。通過扭轉那些對女性的污名，生態女性主義者認識到她們與自然密切相連、不可分割。她們明白，任何新的理念都必須同時考慮社會因素和與自然的關系，而不能帶有預設的看法。實際上，改變女性和自然之間的負面聯系是一個關系到每個人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那些擁有力量的女性實際上并不追求統治權，而是希望與他人合作來發展自己的能力。斯塔霍克提到了兩種類型的力量：一種是“控制權力”，它涉及到支配和統治關系；另一種是“內在權力”，它不依賴于實際的支配地位，而與感知、做出選擇、決策和采取行動的能力相關[10]。反對支配并不意味著要取代他人來行使權力，而是要從“控制權力”中解脫出來，并通過從個體到集體的轉變來增強“內在權力”。實際上，“內在權力”和“賦權”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只有通過與他人、非人類生物、植物、土壤、陽光、動物等進行交流，只有融入自然的生命和能量流中，我們才能真正增強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們真的深入了解生態女性主義者的觀點，而不是挑出一兩句來批判，我們會發現其根本觀念已經被顛覆：不是女性自認為與自然息息相關，而是男性在自己的二元論視角中拒絕承認這一點。在這一視角下，男性被視為人類的代表，他們認為自己在自然法則面前不受限制，可以自主決定自己的命運。這種二元論導致了男女之間的沖突主要集中在生育問題上，即誰擁有“賦予生命”的能力。由于只有母親有生育能力，所以父親們刻意弱化這個能力，強調血統應該由男性決定，從而重新掌握生命的權力。接受男人和女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實是為了結束爭論。女人不必成為母親也能深切體驗生命的韻律，而男人不懷孕也能與自然緊密相連。科學歷史家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建議我們“結緣，而非生育”[11]，鼓勵我們跳脫單一的家庭血緣關系，去培養與所有生命的親密關系，就像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所說的，與我們在“進化史中的同伴”[12]一路前行。

生態女性主義致力于同時保護自然和女性權益。她們常說：“我們不僅僅是保護自然，我們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這樣的觀念并不局限于女性，比如在圣母荒地（Notre Dame des Landes）的爭議中，抗議者成功地保衛了他們的土地，就是集體力量的佐證。

[1]《Reclaim：生態女性主義文集》，émilie Hache主編，巴黎，Cambourakis出版社，2016年。

[2]《性別手冊》（Cahiers du genre）2015年59號刊，《性別與環境：富國與窮國的新挑戰和新分析》。

[3]《諸眾》（Multitudes）2017年夏第67號刊，由Jeanne Burgart Goutal主編的生態女性主義專輯。

[4]Julia Cook，《Reclaim》第287頁。

[5]卡洛琳·麥茜特，《自然之死：女性、生態學和科學革命》（1980年），法語版于2021年9月由Wildproject出版。

[6]Emile Hache，序言，《Reclaim》第30頁。

[7]《收回地球：女性為地球上的生命發聲》，Leonie Caldecott 和 Stephanie Leland 主編， 英國Women's Press 出版，1983年。

[8]莫娜·肖萊，《女巫：不可戰勝的女性》，巴黎 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18年。

[9]斯塔霍克，《夢見黑暗：女性、魔法與政治》，巴黎Cambourakis出版社，2014年，第352頁。

[10]斯塔霍克，《夢見黑暗》，同上，第339頁。

[11]唐娜·哈拉維，《與麻煩共存》(2016年) ，法語版由Florence Caeymaex, Vinciane Despret 和 Julien Pieron匯編，Dehors出版社，2019年。

[12]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郡年鑒》，巴黎，Aubier出版社，1995年，第1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