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呈現｜瑞銀諾貝爾視角：能源轉型如何激發中國經濟新動能？

財新智庫聯手瑞銀集團推出【諾貝爾視角：探路全球經濟新格局 專注新發展】重磅專題，立足全球視野和中國實踐，展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的真知灼見，以及對當下全球經濟新格局、新發展路徑的啟示。

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各國正加速能源轉型的進程。

最近十幾年來，世界主要國家都重視可再生能源技術創新、節能提效，通過擴大政府投資和私人投資加快推動能源轉型和實現碳中和目標。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數據，2022年，全球能源轉型投資達1.3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長19%，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長50%1。

2023年，伴隨美國《通脹削減法案》頒布實施，已帶來可再生能源領域一連串的本土新產能建設計劃；同年9月，歐洲議會通過2030年歐盟可再生能源在總能源結構中的份額從30%提高至42.5%的法案；中國統籌能源安全供應和綠色低碳發展，全力增加清潔電力供應——前三季度，全國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1.72億千瓦、同比增長93%，占新增裝機的76%，已超過火電等傳統能源裝機2。

“中國在可持續能源轉型領域處于領先地位”，正如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這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瑞銀諾貝爾視角》專欄中所總結，“領先的地位”意味著能力和機遇，即在從高碳化石能源向零碳可再生能源轉型進程中，中國將其視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并以持續的政策、創新的技術、規模化的市場應用等舉措將其發展壯大。

可以把“能源轉型”視為一個“換道”游戲，即從高碳的、傳統的化石能源道路，轉換換道到低碳的、清潔可再生的新能源道路。能源轉型的換道，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成本是“新道路”關鍵“攔路虎”之一。

“清潔的新技術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因為舊技術的一種產出，即化石燃料，未得到恰當定價，在這里甚至是負定價。 ”邁克爾·斯賓塞通過瑞銀諾貝爾視角解釋。要實現負的綠色溢價有兩條路徑，第一個是增加傳統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比如說通過給碳定價；另一個路徑是降低綠色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

邁克爾·斯賓塞進一步建言：“我們著眼的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過渡期——當可再生能源市場的增長，能源效率會提高，化石燃料的占比就會下降，尤其是在發電方面但不僅于此。所以，我們需要計劃和科技。”過去十余年中，可再生能源發電領域的發展歷程，證實了這一判斷。目前，以太陽能為代表的新能源成本降低速度，大大超過了人們的預期。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發布《2022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報告，在過去的13到15年里，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一直在下降。其中，太陽能光伏發電的全球加權平均成本下降了89%3，已經低于燃煤發電成本，并且還有進一步下降的潛力。隨著可再生能源技術不斷進步，成本不斷降低，效率不斷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未來全球能源體系的占比必將不斷增加。

“從長遠來看，我們知道獲得持續快速增長的唯一途徑是持續加快科技進步。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通過瑞銀諾貝爾視角總結指出了可再生能源持續增長的根本路徑。

同時，從傳統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過程本身還是一種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科技的進步、成本的降低不斷激發新的能源轉型增長點。比如由于太陽能和風能的可再生特性帶來了間歇性和不可控因素，儲能技術成為迫切需要發展，以平衡清潔能源的供需間斷性，提升電力系統的調節能力。而伴隨著儲能電池為主的主要設備成本的下降和技術的持續進步，儲能系統的初始投資成本和全壽命周期成本正持續降低，助力儲能商業化、規模化應用，滿足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需求。

新型儲能相關領域也成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焦點。據瑞銀中國公用事業首席分析師廖啟華在2023年8月瑞銀中國能源板塊專場分享會上表示，瑞銀看好電網、燃氣和儲能三個板塊。其中，中國目前儲能的滲透率相對較低，仍有望較快增長；同時得益于總體技術的改變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回落，儲能的設備價格也在下調，投資儲能的回報率提升5。

疊加國內的產業化能力，能源轉型的溢出效應迅速擴展到其他更多領域。“過去兩三年中，可以看到太陽能和風能成本大幅下降，水電也是如此。我們預計中國將進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容量和全球競爭力。6”瑞銀資產管理投資主管Barry Gill進一步總結道，目前中國生產了全球50%的太陽能板，而中國的制造業優勢正在從可再生能源領域逐步擴大到智能汽車領域，并在人工智能、5G、物聯網、數字移動汽車，以及電動汽車等多個前沿領域發展迅速。

技術驅動、降低成本，可以說是增加能源“新道路”的吸引力舉措之一。要加速這一過程，還可以通過“增加舊道路的使用成本”等阻力因素。在這個維度下，碳定價、碳市場成為調節新能源競爭力的強大工具。很少事物得到幾乎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贊同，但碳定價是少數特例之一。這是減少人類活動對環境影響的合理解決方案，雖然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指出，這個問題仍然很復雜7。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綠色、可再生能源成本比傳統化石能源成本要高，高出來的部分是綠色溢價，這往往是因為傳統化石能源沒有承擔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降低綠色溢價一個方式是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支出的成本——通過對環境影響以及碳定價的機制，可以讓人們更清晰地認知自己使用能源時候的“環境成本”，進而讓人們更加謹慎地使用不同類型的能源。

國際上通過碳定價及碳市場的調節促進能源低碳轉型有成功經驗。比如在歐洲，有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借由碳市場等機制，使用化石燃料、產生排放，必須為此付費。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加速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問題的核心在于人們不愿采取積極步驟解決問題”，正如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Paul Romer）的看法，“我們要做的就是創造一些獎勵機制來解決問題。”就此而言，碳定價是一組解決方案中的其中一個好辦法。人們可以對碳排放進行定價，也可以分配能源，鼓勵采取其他手段7，包括可通過一定的機制對燃燒碳基燃料（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征收的費用，由公營機構規定排放者為排放一定量溫室氣體所需支付的價格。“我們必須為經濟制定一套架構，鼓勵以無害方式賺取利潤。”保羅·羅默在《瑞銀諾貝爾視角》專欄中解釋。

以中國為例，作為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場，中國碳交易市場自2021年7月啟動上線交易，目前年覆蓋超過5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為推動“雙碳”目標的實現發揮了積極作用。未來仍有繼續提升的空間，包括對形成價格機制的激勵等。同時，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也在暫停6年多后重啟加速，并已經搭建完成全國統一的自愿減排注冊登記和交易系統，其與全國碳市場二者相互補充、共同組成了中國的碳交易體系。

通過碳定價市場機制的激勵，可以引導更多資本投入氣候變化領域。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2023年報告，全球能否成功將升溫控制在2℃以內很大程度上在2030年前就能得到確定。為實現這一轉變，全球投資所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瑞銀估計，到2030年，全球氣候投資需要增長3-6倍，才能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度以內8。對此，全球的減碳不能停滯，要善用合理的激勵機制，給碳定價，發展碳交易市場。在中國，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重要機制，碳市場的建立將通過市場機制調節碳排放，引導更多企業關注節能減排，并助力優質企業通過節約出來的排放配額轉化成碳資產，在市場上售賣以獲取收益，實現正向激勵循環，加速能源轉型及應對氣候變化挑戰。

近日，在全球矚目的APEC峰會上，可持續發展議題成為熱議主題，中美兩國發表了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激勵和引領了國際社會投入更大熱情和決心進行氣候合作。“隨著我們更著眼于氣候變化，可再生能源的價格已經下降，人們正在改變生活和飲食方式，所以事實上，我們有能力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及將暖化限于1.5度的目標，可能比想象中容易，更可能成為人們真正爆發創造力的基礎，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美好。9”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瑞銀諾貝爾視角》專欄中最后如此總結。